民国历史上，曾经活跃着一批另类人物，他们禀赋各异，身份不一，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既受过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洗礼，又心怀着悠悠中华五千年文明不能自弃的情结，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奔走于权力与实业两端，同时又眷顾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事业。在此类人物当中，朱启钤与雍剑秋可谓典型。
　　
　　朱启钤，字桂辛，号蠖园，祖籍贵州开阳，1871年生于河南信阳。朱启钤之所以能够步入仕途，攀援上交通系这颗政坛大树，应该说与其显赫的家世有关。其父朱庆墉，出身秀才，早年师从贵阳著名学者傅寿彤。傅乃清乾嘉年间汉学大师洪亮吉的再传弟子，不仅博学多才、学问精深，而且官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在政学两界都吃得开。朱傅两家的渊源极深，朱启钤祖父朱士熙中过举人，曾任湖南某地知县，是朱家步入仕途的第一人。朱士熙便是傅寿彤父亲傅湟的学生。后来傅寿彤将长女傅梦琼嫁给了朱启钤的父亲朱庆墉。这样，两家的师生之谊，更添上了姻亲之好，傅寿彤也就成为朱启钤的外祖父。朱启钤一生兴趣广泛，知识渊博，文化素养非同一般官场中人。1916后，岁当中年，务实干练，且人际圆通的朱本可以像其他北洋政客一样，继续奔走于权力场，但他却掉头而去，从此退出政界，人生旨趣出人意料地转移到了对传统艺术的研究上面去了，可以说与朱家这种浓郁的文风大有干系。
　　
　　值得一提的是，傅寿彤另有一女，所嫁之人乃是晚清大学士瞿鸿禨。瞿一度贵为慈禧太后的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是晚清政坛权重一时的人物。因缘际会，这位瞿大人也就成了朱启钤的姨丈。
　　
　　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朱启钤可以说一抬脚便可轻松步入政坛。
　　
　　1891年，瞿鸿禨赴成都出任四川学政，年仅20岁的朱启钤便贴身跟随他数年。数年中，瞿对朱启钤竭力培养，极为关爱，不惜对其耳提面命，精心调教，令朱启钤进步之余，感激不尽。瞿对青年朱启钤一生的作为和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朱的字迹都与瞿相似。
　　
　　同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培养袁世凯的方式一样，瞿也不断地创造条件让朱启钤做事历练。特别是1896年，朱启钤在万县参予工程建设并专门负责施工事宜，对朱后来的人生影响至深。朱后来在北洋政府内务部长任上成功主持北京正阳门的改造，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改造北京城的政府官员，以及卸任后留心于工程营造，亲创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渊源实在于此。
　　
　　在瞿鸿禨的大力提携下，朱的仕途坦荡，很快被保举为知县，不久又调入京师任职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瞿鸿禨后来虽然失势遭贬，但由于瞿的关系，朱启钤得以结识徐世昌。徐世昌是晚清民初官场上宦海沉浮几十年不倒的大官僚，本着“圆通、沉稳、柔韧、机警”的八字官经，徐做事讲究火候，做人拿捏分寸，做官注意风向，所以得以周旋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始终有官可做。凭借与袁世凯早年相与的交情，徐在袁世凯就任北洋大臣时期，便成了可以与袁帷幄畅谈的幕中密友。由此，徐也掌握了一把打开权贵之门的钥匙，成了当时各种人物巴结的对象，使他日后具备了周旋各派之间的资本，一度成为当时最是显赫的政治派系之一交通系的领袖人物。
　　
　　交通系发轫于晚清，覆灭于1927年，几乎与北洋军事集团相始终，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转型期，中央政府独裁行政的统治能力受到削弱，权威渐失，加上新式人才匮乏，以致无法行使某种行政职能，于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派系集团，开始拾遗补缺，渐至不可或缺，形成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在此大背景下，交通系便应运而生了。确切地说，交通系是伴随着晚清铁路、航运、邮政、电报所谓交通四政的发展而崛起的政治派系集团。
　　
　　这一派系的政治能量巨大，为同时期其他派系所远远不及，原因在于：第一、政治上不预设定见，紧跟北洋实权派，先随李鸿章，后跟袁世凯，最后又攀上段祺瑞；第二、经济上霸占着交通四政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实业资本，实力雄厚，是当时中国实权派不得不拉拢依靠的对象；第三、派系中拥有一批响当当的领袖人物，如早期梁士诒、中期徐世昌、末期曹汝霖，使得交通系始终拥有维持人心的精神力量，凝聚力自然强于其他派系。
　　
　　此外，交通系在民初政坛上强势不倒的地位，与它注意吸纳似朱启钤之类的能人政客，并通过这些人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头面人物不无关系。
　　
　　朱与徐相识，瞿鸿禨尚未远离权力中心，地位远在徐这位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幕僚之上。不过两人地位很快发生逆转，1907年后，瞿因忤逆慈禧旨意，与当权派奕劻发生矛盾，被罢斥回籍，而徐因袁当年派他去西安孝敬慈禧太后一大笔救命银子的关系而日益得宠。但徐未因瞿地位的衰落而冷落朱启钤，相反待朱日厚。原因在于朱干练务实的做事本事是徐极为欣赏和急切需要的。此前朱已投贴给徐，算是徐的门生。
　　
　　旧时读书人大都有三类老师：幼年负责开蒙心智，训练文字者为蒙师；稍长治经，教授科场制艺者为业师；待到参加科考夺得功名，主持该科考试阅卷者便是这个人的座师。在蒙师和业师面前，读书人一般多自称为弟子或学生，只有在座师面前才自称门生。顾名思义，这个门便是政治权贵之门，因此座师实际上便是门生初入官场的政治引路人，而待到门生日后政治上发达了，座师也就多了一位政治援手。因此，“门生”总是与“故吏”一词并称，奥秘就在于门生与故吏的作用相似，其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一个人政治地位的高低和影响力的大小。同时，门生比故吏更多一层深意，那就是可以显示座师的学问根基。门生质优量多，自然可以说明座师的学识渊淹古今。正因如此，晚清时期，科举虽为新学所替代，无卷可阅的官僚们，还是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大收门生贴子。“座师”也就演变成了“坐师”——坐在权位上收门徒。学问砥砺的味道日渐稀薄，而政治援手的意味日渐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