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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诗无达诂、文无定评的事实，以及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和文学艺术本身的无限多样和丰富，那么规定一个绝对的统一的批评标准，显然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连一个相对统一的批评标准也没有，那么又必然导致文艺价值判断的混乱和失衡，造成艺术鉴赏和评论中美丑不分、妍蚩混淆的现象不断发生。 三 中国当代文论一度出现了失语症，归根结底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和话语空间。我曾依据中西会通的理念，试图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文论进行简化和去蔽，以提供一个重建中国文艺价值判断的参照系。当然，限于篇幅，在此只能作扼要的提示。我在中西交汇中揭示出中国文论的原点是道、境界和韵，并且做了现代阐释。“道”是中国文论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宇宙精神、生命精神和自由精神。当现代西方出现“形而上学恐怖”时，道成为一种精神支柱。“境界”是中国文论在美学上的元范畴，它对其它大大小小的范畴具有统摄功能，王国维已作了现代性的转换。中西都有人生境界之说，且分成几个阶段。但西方把审美境界说成是满足享乐的低级阶段，而中国的审美境界却是通向宇宙和自由的精神空间，中国的理解显然优于西方。“韵”不仅仅是节奏，它体现了中国艺术和文论所崇尚的味外之旨和弦外之响，是境界这一精神空间的具体构成，具有由有限跃向无限的超越性。艾略特等现代派大师也有这方面的艺术追求和理论见解。正是道、境界、韵这一以贯之的三者，形成了中国文论的元结构，而此结构又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意义结构和中国文化的精神结构的理论体现，我们在中国的许多经典作品中都可以直觉地感受到。把握了中国文论的原点和元结构，便找到了中国艺术的价值所在，从而也找回了自己的话语权，具备了与西方文论对话的资格，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立足自身，融会中西，取长补短，构建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价值体系。 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英国诗人、大英博物馆东方绘画馆馆长劳伦斯·比尼恩在《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一书中，就曾深刻地指出西方的文化危机：“当前，我们在西方正处于一种自知失败的感受中，并且为之怏怏不快。我们对种种自然力已经掌握，并且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然而不管我们如何努力，还是有一些事物使我们力所不逮。我们把生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领域，每一个领域都用一门有着赫然醒目的名称命名的科学来管辖；但是不知什么缘故，生活的整体都被人们视而不见。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似乎就是生命的艺术。”他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找到了生命的艺术，并与西方文化作了有意思的比较。他认为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的知觉还是很有限的，在他们看来，生活是追捕者与被追捕者之间的一场无穷尽的斗争。他们把眼光死死地盯在这种认识上，而大自然对于他们来说，只意味着一个动物世界。而中国人则有作宇宙公民的欲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甚至把西方人称之为无生命的东西，也包括进关于宇宙的生命这一意识之中。这种生命的艺术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植于大地，它采取一种有力而又持久的形式，一心想超越自身的局限，使自己与外界存在物同化，最后它到达升华而与宇宙精神、与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合而为一。老子感到那使万物成为一体，并给万物以能量的宇宙精神的伟力。但是他似乎是通过直觉才知道有这种创造性的精神，而不是通过思想的过程才认识到的，他渴望着自身与那在世界上得到体现的宇宙精神合而为一。对于道家来说，生命在于常变。这种属于宇宙生活巨流的意识充盈于万物之中，使得因道家精神鼓舞而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明显有一种激情。它把人类灵魂提高到这样一个境界，在这里，尘世的思虑与其说是被抛弃，还不如说是得到了升华。大自然的生命并不是被设想为与人生无关的，而被看作是创造出宇宙的整体，人的精神就流贯其中。比尼恩确实是一位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的艺术鉴赏家和理论家，他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的艺术是生命的艺术，是对现象界的超越和升华，并敏锐地捕捉到其中所流贯的宇宙精神。中国文论中所说的道，固然含义纷繁复杂，但其最有价值者莫过于宇宙精神、生命精神。老子的道，正是这种宇宙精神和生命精神的最高体现。现代的文论由于企图摆脱政治工具论和道德说教论，恢复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性，曾严厉地批判了唐宋以来流传至今的“文以载道”说，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因此抛弃了宇宙精神和生命精神，实质上也就抛弃了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 如前所说，道、境界、韵是中国美学和文艺批评理论的三个原点。道是宇宙的本原，境界是接通宇宙本原的精神空间，韵则是这种精神空间的具体构成。这三者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他，密不可分又缺一不可，在互相贯穿叠合中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金字塔式的精神结构，是中国文人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在一切古代文学艺术的经典作品中，乃至某些现当代文艺中，都可以发现与此精神结构相对应的意义结构。而作为艺术实践总结和提升的文论，则隐含了这样一种理论结构。即使在西方文化中浸润日久的某些华裔艺术家、文学家和文论家，也未丧失这样的文化基因。如法兰西学院华裔院士朱德群先生，在他的抽象画中，就无不充盈着道、境界、韵这样的美学构成。在此我只是使这一被无数衍生物和外来话语掩盖了的元结构重新浮出水面而已。抓住了这个元结构，也就把握了中国人的审美体系，并为读解所有杰作提供了方法论。以此为出发点与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对话与交流，在互补中重建中国新的文论体系，才不至于在艺术价值的判断中失衡和丧失自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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