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由段云章、倪俊明编着、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炯明集》，于1998年 9月问世。全书共两册，88万字，举凡陈氏的论著、文告、函电、演说、谈话、公牍及杂着等，概行收入，未加改动删节。除加必要的注释外，不作任何评论。该书编者认为，“编辑本文集，旨在存真求实，提供研究资料，希望有助于了解历史人物的全貌，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和广东史的相关人物和事件进行更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该书所收资料，均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他技术处理办法，详列于卷首《凡例》中。

这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陈炯明文集。该书出版本身，就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值得充分肯定。它的出版，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自由探讨。毋庸讳言，在历史研究中，陈炯明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物。长期以来，他被视为革命叛徒、反动军阀，是一个负面的角色。替这种人出版文集，过去是匪伊所思之事。现在好了，文集不但印出来了，而且印得十分精美，它甚至还是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的出版社出版的。由此，人们不难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已有长足的发展进步。

陈炯明究竟是什么人？一般说来，民众是不甚了解的。在人们印象中，陈炯明的部队在1922年 6月16日公然围攻观音山（今越秀山）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酷暑中在白鹅潭“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上待了几十天，待援无望，只得转赴上海。此后，孙、陈二人成为死敌。陈部盘踞东江潮梅，并屡屡进犯广州，数年间与孙部及由国共合作建成的黄埔（东征）军作战，以迄于1926年陈部彻底失败，始告终结。这几年的历史，大体上就被许多著作写定为陈氏一生的结论，当然不能是正面人物了。对于这一点，陈炯明是有预感的。所以，当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陈氏便亲拟了一副挽联致悼：“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陈氏敢言千秋青史在，对于本人生平事业，自有其信心与评价。应当承认，陈炯明这三个字，曾是颇有份量的。陈氏学生出身，清末任广东咨议局议员，以严禁烟赌、主张地方自治著称于世。1909年加入同盟会后，他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策划了广东独立。直至“二次革命”失败，他任代理都督等职，是广东主要军政负责人。陈氏未与闻中华革命党的创立，从国民党的党务来说，关系有些疏离。但他仍坚持反袁活动，积极参加护国战争。护法军兴，他追随孙中山，在孙支持下，接收了广东省长亲军二十营，编成“援闽粤军”，任总司令，所部移驻福建漳州。在漳二年多，颇着政绩，被称为漳州新政。他热情地接待了苏俄代表，对列宁表示景仰。1920年粤军返粤，攻占广州。随后击败旧桂系，统一两广。此后，陈氏担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等职，孙中山虽然第二次开府广州，陈氏却是广东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既主政广东，他不顾财政困难，厉行禁烟禁赌（盖烟赌税收为广东历来收入重要来源），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县长民选，种种措施，彰彰在人耳目。他重视教育，栽培了彭湃等有作为的青年；又诚聘陈独秀来粤，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以故，陈独秀未能出席中共成立之“一大”。

陈炯明虽是孙中山的部属，但他本身又有一个人事网络. 孙中山考虑较多的是全局问题，力主北伐，统一全国，在1921─1922年，先后以桂林、韶关为基地，亲自统军申讨北军，终因力有不逮，劳师无功。陈炯明从广东实际困难出发，不赞成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并认为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尚非其时。孙陈矛盾逐渐显化，在邓铿被刺后，无可调和，终于酿成“六一六”之变。孙陈决裂之后，陈氏宣言反对“赤化”，自然也反对中共。不过, 陈氏毕竟是血性男儿，“九一八事变后，他明确反抗日寇侵华，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在党派问题上，他与孙决裂后，自然不再是国民党员。1925年，在他所派代表参与下，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陈氏被举为总理。陈氏革命大半生，不敛财，不二色。失败后流寓香港，依靠昔日旧属接济过活。1933年，因染疾入医院，旋告不治。陈氏家无长物，穷极，借用为其母预备的寿材，始得以入殓。一个人身死无以善后，极为常见；一个暄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结局如此穷困者，则世所罕睹，而陈炯明与有焉。

从中国传统政治道德而言，反叛上官，以逆犯顺，是大逆不道，当事者被视为乱臣贼子。故从孙中山、国民党立场上去划线，陈炯明当然是罪不可逭，人人得而诛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上述立场去评判，而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事变之因果关系，考察当事者主要方面或其一生，或者可以借用古人的一句话，叫做不以一眚掩大德。那么，陈氏至少不属于大奸巨恶之列，其是非功过，确实值得史家们掩卷三思。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武力犯上者，不止一二起，或称革命，或称兵谏，但其他发动者并未如陈氏之受恶名，可见，世人在对同一类问题上，具有双重标准。老实说，陈氏之发动“六一六”事变，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究其动机，仍在驱孙离粤，并非如若干宣传品所说那么严重，欲置孙于死地。陈氏致函孙中山即称，“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走了就好，不为已甚。孙离开了广东，陈氏并未料到此后不能复合，因为昔日黄兴，章炳麟等人与孙都曾红过脸，事后握手，又何尝不仍然是同志？情况也确实如此，直至孙中山辞世，国内不断有好心人居问调停。孙、陈面对种种现实，均表示愿意和好。不过，孙坚持要陈氏写一纸悔过书，而陈氏则坚决不写。假使写了悔过书，是否即可“定邀师弟如初”呢？历史是根据事实讲的，无法悬拟。或者可以这样认为，陈氏写了悔过书，又用行动证明其永不翻案，那么，后人写史，便不会有“陈炯明叛变”一说了。问题出在哪里？读者自会思考。还有个问题，“六一六”事变后，凸显了蒋介石在孙中山营垒中的地位。此人在漳州时曾是陈氏部属，但积不相能。及陈与孙部一战再战，两度东征，使蒋氏势力坐大，控制了国民党的兵权，从而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多的历史。此中关系，似乎还未引起多少人去注意。《陈炯明集》收入了有关的资料，诚如该书编者在《后记》中所指出的：“鉴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多面性、多重性和矛盾性，并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如在资料整理上有所回避或曲加掩饰，都必然有失历史真实上易于产生错觉和误解；而全面，系统，准确资料的提供，则能为客观研究创造必要前提，俾能发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较切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这是正确的史料观。治史不能曲学阿世。编历史名人文集，属于治史范围，目的是将史料完整地编印出来，供研究者使用。这项工作虽不能夸大为功德无量，但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陈炯明集》之出版，意亦同此。

1997年，陈定炎、高宗鲁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取名为《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法─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顾名思义，它做的是翻案文章。陈定炎系陈炯明之子，早在1991年，他即编过一本《陈竟存（炯明）先生年谱》，迹其用意，在为乃父鸣冤。那么，这部《陈炯明集》之出版，是否也有为陈氏“讨一个公道” 之嫌呢？笔者以为，大可不必为此担心。

首先，（陈炯明集》的编辑意图，已如前揭，至为明确。文集所收集主之文字资料，比较系统、全面，计图书43种，报纸17种, 期刊23种，其他资料 3种。编外虽然不无可补之篇，要之，就总体而言，已可谓较为齐备。但文集中陈氏言论之是非曲直，编者未赞一词。这样也就不存在引导读者的问题了。

其次，过去没有出版陈炯明文集，一般人对陈氏的了解，多来源于1922年以后国民党官方或该党学者所发表的论著，如《陈炯明叛国史》一类的书。众所周知，打官司须得两造各有证词，记录在案，经过律师辩论，法官才能定谳。对陈炯明其人，要判定其一生是非功过，若缺少他本人的资料，词执一面，结论自无法称其公允，此是极为浅显的道理。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宣传品，往往不那么真实。即如上面说到的《陈炯明叛国史》，十几年前海峡两岸均重行印刷，且有誉之为“史学工作者今久已视为研究民国史的有价值的参考用书”者。复案此书在1922年 8月完稿，同年11月在上海发行。出书之日，距离“六一六”事变还不过百余日，何其神速乃尔！著者鲁直之等三位是何许人，无考。该书对陈炯明，从其在娘胎时即骂起，一生活动，了无是处。试间，既然陈氏系一无赖之徒，见之者莫不掩鼻而过，避之犹恐不及，何以英明如孙中山，竟倚之为干城，使之如指臂；中国致公党还拥戴为领袖，推举为总理？可见，这部《陈炯明叛国史）实为恶札，开日后“四人帮”大批判之滥觞。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若无对立面之证言，三人市虎，诚恐“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的明训．仍将验证于后世。所以，《陈炯明集》之出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可让人们去重新认识民国史上若干重要事件，藉以纠正那些不尽不实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第三，公正的历史学家要写的是信史，而不是秽史。当代的广东，学术研究方面，总的来说较为讲究实际。早在80年代初，广州某高校的一位研究生，便做了一篇关于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的硕士论文，实事求是地探讨了陈氏早期活动的事迹，深得行内学者的赞许。及至1989年，段云章等人出版了《陈炯明的一生》。这部书虽不无时代痕迹，但亦力图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分阶段评价陈炯明的见解，叙述了陈氏应该肯定的地方，而未一概骂倒。上述各项研究，均是以平常心态，凭史家的直觉与良知，爬梳史料，分析原委，初无翻案观念存于心中。况且，段云章教授从研究生时代起，即师从陈锡棋先生研究孙中山，至今已将近四十年，于孙中山研究，功力至深，著述繁富，对孙中山可谓高山仰止，神与情具。观其往昔，又何贵乎贬孙而褒陈？看来，编者主要是出于学术良知和进一步开展研究中国和广东有关人物和事件的需要，是真正学者之所应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