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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容器虽大，容量却总是恒定的，不会随着时空的堆垒而轻易扩容。时间在向前走，在这个看不见的容器里，有人客观地留下了，有人先大后小，有人先丰满后干瘪，有人很快消失不见，很少人能像包拯那样，在令人惊异地变大，以致成了巨人。一个巨人的产生背后，是多少曾煊赫一时的人物发黄朽去，只在二十四史里留下干尸一样可怖的名字。
　　
　　说起包拯，还真得拎出时下的一个流行词语——“揭秘”——来用一下，论品秩，并不很高；论官职，并不很大，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却弄出如此风生水起的名声，令人称奇不已。他没有做过丞相，可戏剧里却一声声唤他“包相爷”；待制本是个虚衔，可舞台上高呼着的“包待制”，却让人感到那“待制”大得了不得；本是一个喜欢砚台羊毫的读书人，他的脚边却摆着三口铜铡……他的错位形象，活在小说，活在舞台，在正史和民间传说两种不同形式的版本都栩栩如生，如果要在三百年宋王朝找出两个真正家喻户晓的人物，只要真正把投票权交到老百姓手里，怕要数包拯票数最多。岳飞是民族危亡时期的英雄，用血与火铸就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包拯靠什么呢？我想送给他四个字：清，廉，刚，孝，不知能不能算作“揭秘”课题中得到的准确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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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底之一：清。清与明结伴，公生明，明是公的基石。包公是清官，能清，是因为他深知公心最得人心。包公在历史那双秋波里特别被钟爱，因为他有一双清明如镜的眼睛，这双眼睛能够明察秋毫，洞悉幽微，如火如炬，能照破被时光尘封的冤情，能鉴洗种种诡计隔断的冤狱，在他的面前似乎没有沉冤难白的案情。有人说，这是他的神勇，他的智慧，这固然重要，可我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责任心。古代社会，官员的眼里，小民如草，因此，草菅人命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大惊小怪了。但是，在包公的眼里恰恰相反，百姓事大，天不可欺。包公敬侍百姓如天，他对历史有着深深的敬畏感，正因为如此，他才清澈如玉，才如此的魅惑着民众的眼睛。
　　
　　《宋史·包拯传》只记载了包公“断牛案”一例。这是个奇案。那时，包公刚刚任天长县知县，一个农民兄弟牵着一条牛来报案：牛舌头被人割走了。牛是靠舌头卷草才能吃草的，没了舌头，吃不了草只能饿死。包公察看一番，就对那兄弟轻描淡写地说，回去把牛宰了卖肉吧。在宋代，私屠耕牛是犯法的。第二天，有人击鼓报案，说他的邻居把自家的耕牛私自宰杀了。包公升堂，问明情况，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兀那奸贼，为什么要割人家的牛舌头又来告人家？”告状人大吃一惊，乖乖地叩头求饶。
　　
　　包公神断的英明就从这惊堂木这咔嚓一响开始的，很多人对此惊叹不已。包公说，没什么奇特的，这分明是一桩因仇诬告案，以仇引仇，案犯就自动出来了。
　　
　　包公断案的神明，源自他嫉恶如仇，隐恶必发，惩恶必严，除恶务尽的廓清乾坤的宏图大志。扬善必须除恶，除恶才能让百姓在朗朗乾坤下享受到做人的尊严。而这些，恰恰是人民最为期盼的。包公最懂人民，而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把正义的宝牢牢地押在包公的局上。于是，在艺术作品里，包公断了最棘手的《铡美案》、《乌盆记》、《狸猫换太子》等等案子，他顺带就有了“四大名捕”和三口铜铡的行头。这些案子史书无载，但是，却在百姓的口头津津乐道，久传不衰，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沉冤莫白，伸手求救，高声呐喊。
　　
　　包公，您虽然脸黑，我们也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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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底之二：廉。廉生威，戏台上官员出行时衙皂们的那一声拖着长音的“呜喂——”的喊喝，似乎只有包公才配使用，其他的官员的喊喝似乎是底气不足给自己壮胆的喊叫。当然，廉洁的官员都在那一声喊喝里名副其实，只是包公最配罢了！
　　
　　一个官员要能够做到廉洁，要有这样几根硬骨头挺得住。第一根骨头是甘于清贫，远离奢华，跟锦衣玉食形同路人，跟香车宝马襟裾不连。第二根硬骨头是不同流合污。官场的莲花也开在污泥里，有圈子，有队列，有利益共同体，有荣损一体化，不同流合污就表明你形单影只，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倒地而折。第三根硬骨头是独立的道德支撑和人格风范，他会在自己的灵魂走向和行事风格上如晴空一鹤，雪地红梅，春笋峭立。那个行走在千年间的包公一身都是硬骨头，是那霜风雪岩间卓尔不群的松柏。那个“峭直”的包公是遗世独立地的，所以，他敢于“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敢于领着一家人过着如“布衣时”的日子。
　　
　　人天生是物质的奴隶，一个官员更是容易在这个奴隶脖子双脚上套上黄金的枷锁。天生万物，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很多人善用万物，很多人却跪拜在物质面前叩头不止。要抗拒住物质的诱惑，是要有一种神奇力量的。
　　
　　端州产名砚。端砚和宣纸、湖笔、徽墨皆为“文房四宝”中的上品。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爱上它们，是一种天然的需求，本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包公任端州知州时，却不带走一方砚，成为千古奇谈。
　　
　　过去，凡任端州知州的都会在上输朝廷端砚的贡品数量之外，搭车十倍以上地征集数量，成为阿附朝廷权贵的贿品，自己再贪占一些藏入家底，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包公上任后，随即废除陈规，不准多征收一块砚。百姓感激莫名，在他离任时，偷偷地在船舱藏下一块砚台做纪念。船行羚羊峡口时，不料暴风骤起，白浪翻卷，船只剧烈颠簸。包公不解，想自己一向为官廉明，怎么会在告别时江河不平？包公查明缘由，愤怒之下随手将那块端砚扔进江中，顿时风平浪静。随后，落砚处慢慢生起一片砚型沙洲。那块沙洲上，至今仍建成有“包公楼”，游人如织。端州，就是现在的广东肇庆。
　　
　　一块文人案头用品，却被如此决绝地摒弃，没被物化的包公才得以精神插翅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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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底之三：刚。无欲则刚，刚和欲始终在人灵与肉的一体上纠缠着，难以分割。对于包公来说，“欲”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是他物质欲望的最小化，“苟非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另一方面是他的欲望滔滔，他要把“王法”高高祭起，铲绝人间不平事，把邪恶奸佞等“牛鬼蛇神”踏为齑粉。从这个意义上讲，欲望的双重性，在包公身上走向两个极端。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身居高位，手握权柄，心怀正义感，那么将怎样对待这样集中情况呢？当平民作恶时，当同僚作恶时，当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为所欲为包庇罪恶时，你将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呢？我想，你一定会对第一种情况怒不可遏“该出手时就出手”，干净利落，绳之以法。对第二种情况呢？投鼠忌器，首鼠两端，放人一码，徇私枉法，通风报信，狼狈为奸，至少很难以拿出第一种类型的勇气勇敢来。那么，面对第三种情况呢？战战兢兢，三缄其口，曲意逢迎，助纣为虐，高呼圣明，最后保全自己。
　　
　　面对后面两种情况，包公怎样做的呢？
　　
　　“三司使”长官本是个像模像样的朝廷命官，管理着国家的财政。东京府有一个叫刘保衡的生意人开酒坊，蚀了本钱儿，欠下官府小麦折合现钱一百多万贯，无法偿还。时任“三司使”的刘方平下令逼迫刘保衡变卖家产，暗中指使人贱价为自己买下刘保衡的家产。对朝廷命官的巧取豪夺行为，身为谏官的包公极其震怒，措辞严厉地上疏参了刘方平一本，刘方平被罢官。
　　
　　刘方平在朝廷不算小官，可历史上不是名人，宋祁被赶下封疆大吏的宝座，包公更加绽放光彩。
　　
　　写下“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是北宋的才子，“兄弟同榜双状元”，名人，任过工部尚书，曾和欧阳修一起编撰新《唐书》，但生性奢靡，曾因“点华灯拥歌妓醉饮”两日，遭到他哥哥的斥责，仍无悔意。在四川任职时，更是奢华糜烂，每顿饭不少于三十六味菜，蓄养三十二名侍女供其享用，平民家女子稍有姿色，必纳为小妾。满朝议论纷起。包公对宋祁的官德甚为不满，多次上书朝廷，严厉抨击他的丑行，直至朝廷罢了他的官职。
　　
　　包公的眼里揉不下沙子，视公敌为私仇。他战斗的旅程中，没有跋涉不过的高山激流。他斗争意志的坚决和韧性，成了他检验生命硬度的磨刀石。他曾力参任弁，使这个滥用职权、让兵丁为自己干私活的汾州知州被发配千里之外。他曾七斗王逵，把这个很得皇帝信任却是百姓的“阎罗州官”拉下马。他参奏时总很忘情，慷慨激昂之际甚至把唾沫星子溅到了皇帝的龙袍袖上。他甚至不认为“强词夺理”是个贬义词，对皇帝的袒护和处罚不到位，毫不让步，连皇帝也不得不苦笑着为了法律而对他“让步三分”。
　　
　　张尧佐是皇帝宠信的红人张美人的伯父，凭着侄女的走红而任总理国家财政的三司使，接着加封他为节度使，进而升任宣徽南院使。包公认为，张尧佐是个无能之辈，滥加重用只会误国误民，因此，他每升一次官包公就参奏一次，一次比一次激烈，弄得皇帝为一个美人在满朝臣子面前抬不起头，不得不以治理“庸懒散”的名义，罢了张尧佐的官儿。
　　
　　一个通体透明的“黑包公”，有时在皇帝的眼里就是他的镇朝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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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底之五：孝。百事孝为先。科举选士之前，从汉代到隋朝，国家选拔人才“孝顺亲友”的“孝”一直是第一标准。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是根深蒂固的基石。孝是成功人士的第一级台阶，向上的第一块砖石，国人始终把它作为衡量人的重要尺度。在科举时代，包公用行动把孝文化忠实地演绎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