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青年报：这个选择改变了您一生，回头来看有什么感慨？

阎崇年：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选择，后来有好多记者问我，“要是你研究先秦史后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说那我50年写一两本书还行，但不会产生后来的一系列结果。选择清史符合天时地利，也符合个人的特点。

重庆青年报：那选择成立满学会为什么也会痛苦？

阎崇年：选择满学时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我当时在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当所长，但是我的重点是研究清史，这个所的重点是研究北京史，于我有一点不协调。有人建议我成立个清史所，我思考后觉得不妥。但是这事启发了我，后来我在学术交流的时候发现蒙学和藏学都有研究中心，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将满学建立成一门学科。我把想法跟国内外专家交流后，他们都同意，于是就正式办手续建立了起来。

重庆青年报：在央视系统地讲历史是您普及历史阅读的一项志业，付出很多，影响也很大，可我国现在的阅读现状依然不乐观。

阎崇年：从2013年开始，把包括《阎崇年讲谈录》在内的几本讲谈录给做了，才算是第三个重要选择。我国目前的阅读情况令人担忧，国家提倡全民阅读是英明之举，立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大家从心里重视。

“钻进去”和“跳出来”都得客观

重庆青年报：今年，新清史的编撰工作进入尾声，当然，它还没有正式面世。您对它有什么焦虑或期待？

阎崇年：《清史稿》不可取代，《清史稿》主要是根据清朝宫廷档案的传包（古人人事信息）编纂而成，保留了大量的基本历史信息，它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除了出差不能带书，我每天都会看《清史稿》，随时翻随时看。有人认，新清史编完以后《清史稿》就没用了，我对此不以为然。我认为《清史稿》会永存！

不过《清史稿》也有不足，带有前朝遗老们的观点。但我们现在不是为了看它的观点，主要看最基本的史料。至于观点，我会采取批判的态度。今天去编纂清史，相对来说各有各的观点，但是基本史料谁也跳不过。

重庆青年报：但正因为我们的生活和历史教育常常跳过某些史料本身，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因历史知识缺位引发的谬误。

阎崇年：两方面，一是要正面地进行历史知识的普及，目前学校的历史教育直接与考试挂钩，导致其基本意义丧失了。学校更应该重视科学的历史教育。另一方面，通过文艺形式普及历史知识，要尽可能地保证历史原貌。比如前苏联拍的《彼得大帝》，美国拍的《巴顿将军》，都是基本符合历史真实，后者还获过奥斯卡金像奖。所以我建议，一定不要违背历史真实，千万不要再在历史方面给青年人一些不必要的误导。

重庆青年报：关键是学者和教育者应该如何走近历史的原生态，然后把严谨的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知识的常识化试验？

阎崇年：研究者自己对一个史实要先搞清楚，然后理清楚，最后讲清楚。一个战士应该做到守土有责，当代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守学术使命。

重庆青年报：所以说研究历史需要您提倡的两项功夫：一是钻入，二是跳出？

阎崇年：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历史研究首先得深入，但是钻进去还得跳出来，宏观地看，钻进去要客观，跳出来也得客观，一旦不客观，就会谬以千里。

以史为鉴，改革一定要抓住时机

重庆青年报：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以史为鉴这个传统经验还有价值吗？

阎崇年：中国的今天一定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常说去庙里拜一拜三世佛，即过去佛、现世佛、未来佛。现在一定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未来又是现实发展的一个结果。不能割断，否定历史就是割断，不讲现世佛和过去佛只讲未来佛，那你哪来的呢？历史就像一条大河，堵住了源头，下游不就干了吗？

重庆青年报：能否举个案例说明？

阎崇年：我国的民族政策曾参照过苏联的经验，可以肯定地说，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所以它解体了。

欧美也有自己的民族政策，但与我们的历史文化不同，不能照搬，那么我们要处理56个民族的大团结问题应该怎么办呢？那就要借鉴中国传统历史上，特别是清朝治理边疆民族和对待宗教问题的政策。

重庆青年报：那么，从您的研究经验看，您得出的最大鉴古阅世经验是什么？

阎崇年：一个政权一个朝代，重要的发展机遇不是每天都有的，它带有阶段性，机不可失。慈禧就错过了一次机遇，光绪搞了个戊戌变法，然后慈禧就搞了个戊戌政变，慈禧死之前也想变法，但是时机错过了。所以说，改革一定要抓住时机，这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经验。

文/图重庆青年报记者 冯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