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一首对祖国的深沉恋歌，舒婷采取的不是激越的歌颂，而是把胸中岩浆般喷涌而出的诗情，赋予了身边常见的事物，面对用血泪迎来的祖国的新生，诗人一口气用了16组叠加的意象，倾尽了对苦难祖国的热爱之情。

后来，蔡其矫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寄给《作品》杂志，但是编辑却寄来了退稿信，指出这首诗比较灰色、低沉，不像是青年女工的感受。随后，蔡其矫便将 诗和退稿信转给了舒婷，舒婷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就是青年女工，写的就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于是，她把这首诗连同另外3首诗一起寄给《诗刊》的编辑邵燕祥，邵 燕祥看到这4首诗后非常喜欢，临时撤掉其他稿件，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发表在1979年第7期的《诗刊》上，同时回信说，另外几首诗写得也很好，将 在10月号的《诗刊》上发表。

舒婷说：“有许多业余作者，收到退稿信后，就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如果我当时就气馁了，说不定一生不会搞文学了。是靠像邵燕祥老师这样有眼光、有胆量，同时也有意识培养青年作者的人的大力支持，我的诗才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

4 我们离诗歌并不遥远

舒婷的诗蕴含着动人的旋律，有着坦然的自白、毫不矫饰的心语，用真挚的情感撑开一片女性柔美的天空。她的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从迷惘到沉思到 沸腾的心路历程。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早已经尘埃落定，但是那场世纪大争论，却折射出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执著。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诗歌，舒婷笑言：“很多诗是因为读者喜欢，我只好喜欢。《致橡树》是我1977年写的，那时我年轻、理想主义又充满激情；《祖国啊，我亲 爱的祖国》是我当工人、焊灯泡时写的，也是真情实感。现在我回头看这些诗歌，很难说自己最喜欢哪首。就好比一个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希望他们每一个都过得 好。我希望每首诗歌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舒婷喜欢把自己发表的作品比作“嫁出去的女儿”，不再属于作者了。不管别人是爱是恨，是喜是怒她都不想再对它们 做过多的阐释。

诗评家谢冕认为，虽然舒婷被冠以“朦胧诗人”，但她的许多作品还是很明朗、很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在谢冕眼里，舒婷是“新诗潮最早的一位诗人，也是传统诗潮最后的一位诗人。她是沟，她更是桥，她体现了诗的时代分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诗歌成为全民情绪的出口，舒婷、北岛等“朦胧诗派”代表人物广受欢迎。进入90年代后，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诗歌不再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唯一出口。如今，有人号称“人人都可以写诗”，但是诗歌却进入了一个杂乱发展的时期。

舒婷说：“随着时代的变迁，诗歌的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现在，人人都可以写诗。好处是，诗歌成为全民之事，谁想写就能上网写。但是，诗人的起点也更高 了。我觉得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诗歌都不会消亡，它专注于语言的敏感，集纳了语言的音律和精髓。好的诗歌，一定会流传下去。”

言及如今“是读者抛弃了诗歌、还是诗歌抛弃了读者”的话题，舒婷说：“诗歌离人们的生活有多远，视乎个体的心情和天性。在当今社会，表面上诗歌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不过是存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我们离诗歌并不遥远。”

5 右手写诗歌 左手写散文

在中国，但凡被称作“诗人”的人，大多经历了由诗歌走向散文、小说的旅程。舒婷、方方、林白……几乎无一例外。不过，舒婷从不认为自己已从诗歌“转型”到散文。她说，她一直都是右手写诗歌，左手写散文。

“我写诗非常仔细认真，但写散文却非常放松。有时候写诗歌，没有想到合适的字、词，就会停下来，等我找到了再填进去，突然就成了散文。”她觉得散文是让人放松和身心愉悦的文体。“无论写什么我都很真实，我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

1988年，舒婷的第一本散文集《心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进了她1970年至1987年的散文、随笔。迄今为止，她出版的散文集有10多本，版本与字数远远超过她的诗歌总量。她笑言，散文才是她写作的老本行。“可是，走来走去，人们还是当我是诗人。”

舒婷自认写诗时在语言上有“洁癖”，追求字词通俗唯美，每次写诗就像被“凌迟”一样，以至她一年最多也不过10首，写《会唱歌的鸢尾花》那个月她瘦了5公 斤。她坦言，写散文语言上就放松多了，就像平和地散步，让人很舒服。舒婷的散文内容主要有历史记忆、生活写真、心灵独白、夫妻情真、文友偶聚、旅踪游迹等 等。

“与诗歌一样，我写散文也是出自我对优美汉语无怨无悔的热爱，纯属呼应内心的感召。”舒婷说，与诗歌相比较，她写散文最大的享受是语言得到了松绑。

有评论说，舒婷的散文，有诗的底蕴以及诗的颜色。在散文创作里，她继续延续着诗性的写作。对此，舒婷的反应很平静。“两种文体在价值上应该有所侧重。我不 愿也不能在我新裁的布衣下，露出旧装的棉袖。如果它们暗香相溢，那是我的气脉所致，是刻意追求不来的。从前写诗纯粹发自内心，不知道它是‘大我’还是‘小 我’，而今写散文依然是来自本能。”

舒婷现在很少写诗，但她诗人的身份却被无数诗歌爱好者永存心中。

6 她的那棵“橡树”

现在，舒婷在厦门鼓浪屿的一座老洋房里，过着平淡而充实的日子。然而，她说，做一个名人有时也很难，过去她的住宅标注在鼓浪屿的旅游图上，拜访者纷至沓来，安静的家园成了闹市。

“大清早6点多就有人敲门，我蓬头垢面，我老婆婆仓皇地去开门，游客说要去赶飞机，可不可以跟我照个相？”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希望能在鼓浪屿上与诗人 “美丽邂逅”，曾经有许多人想在舒婷家附近种上一棵橡树，舒婷诙谐地说，“那里的气候肯定活不了。”通过一再争取，舒婷家的标注终于从地图上消失了，但导 游还是会时不时地领着一帮游客在舒婷家的巷子口谈论舒婷和她的《致橡树》。据说，舒婷家倒是有棵十几丈高的大树遮了半个院落，只不过不是橡树，而是整个岛 上最高大的一棵木棉树。

许多人都想知道舒婷身边的那棵“橡树”，舒婷总是笑着回答，她的“橡树”既不高大，也不伟岸，却是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人。她的先生陈仲义是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的教授，也是福建颇有名气的评论家，对诗歌理论研究颇有造诣。舒婷安静地做一个女人，过着宁静而幸福的家庭生活。

舒婷笑言：“网上曾有个段子，说有个女孩想寻找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在网上输入三个关键词：有车、有房、长得帅，结果网上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中国象棋’。我 也很想嫁个‘中国象棋’，但是，当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当小汽车像自行车一样普及，每个人都有房子住的时候，你会发现，精神需求是所有东西都不能代替 的。”舒婷和陈仲义，一个诗人，一个诗评家，被人们称为“诗坛眷侣”，他们用心经营着爱情的“双桅船”。

质朴而低调的舒婷，在生活中悠然自在。儿子两岁那年，推儿子去海边散步，有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不等舒婷开口，儿子便大声说：“诗人舒婷的儿子。” 结果人家对着他又是夸奖又是拍照，让舒婷很不好意思。等人家走开，舒婷轻声告诉儿子：“记住，以后有人问你妈妈在哪里工作，你就说在厦门灯泡厂。”

舒婷很爱读书，与书相伴的日子让她觉得很充实。潜移默化的结果，就是儿子从小也很爱读书，这是舒婷十分欣慰的。在舒婷的家里，四壁皆书。舒婷笑称：“我的家是读书者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