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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成就了舒婷，舒婷成就了朦胧诗，她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首《致橡树》让舒婷名满天下。对舒婷的认识，大部分读者也都来自于这首诗。舒婷曾抱怨说：“大多数读者常常把我的名字等同于《致橡树》”。 装束淡雅，气质优雅，言辞温雅。这是笔者对舒婷的第一印象。一次以嘉宾身份出席全国青年 创作会议，笔者有幸与她分配在一个小组里。她低调地坐在会议室 僻远的一角，安静地聆听其他青年 代表的发言。会议间隙与舒婷聊天，她说，文人不是明星。为此她一直抵触记者采访，拒绝在电视上露脸，从不参加企业及政 界的活动，但是她是个很健谈的人，而且不乏幽默、风趣，处处展现着大家风范，隐隐地散发着朦胧诗人的侠骨柔情。 1 不是爱情诗的“爱情诗”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青年人以能拥有一本油印的《舒婷诗选》而自豪。这首被誉为“国民爱情诗”的《致橡树》写于1977年，随着它的发表和流传，让舒婷名声大噪。然而，舒婷说，从创作的初衷上看，《致橡树》并不是一首爱情诗。 那是1977年3月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舒婷陪老诗人蔡其矫在鼓浪屿散步时，畅谈和讨论一些有关女性的外表与才气、独立性的话题。当天晚上，舒婷一口气 创作了诗歌《橡树》，第二天便送给了蔡其矫。蔡其矫回到北京后，将此诗交给著名诗人艾青，艾青看后很喜欢，将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把诗的标题《橡树》 改成《致橡树》。舒婷说：“其实我刚开始并不认同。我总觉得这个‘致’字有点拘谨，但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1979年4月，《诗刊》编辑部编辑邵燕祥将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两首诗拿去发表。《致橡树》一诗中女性特有的柔韧与坚贞、独立与和谐共存的 意向，拨动着众多青年人的心弦，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与诗歌研究者的瞩目。日后，舒婷曾打趣地说，“其实，《致橡树》最初发在《诗刊》的稿费仅有10元，而且 一直没有收到，听说让邵燕祥、北岛他们领出来喝酒了。” 在读者眼里，《致橡树》表达的是一种成熟的体现着美好的人生理想的爱情追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种在同一地平线 上，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扶持的爱情观念，既蕴含着东方女性所珍重的女性温柔，又富有重视人格价值独立的现代意识，因此被广大读者欣赏，而且作为爱情诗歌的典 范被广为流传。 “实际上，橡树是永不可能在南国跟木棉树生长在一起的，在这首诗中是将它俩作为男性与女性的指代物。”舒婷说，创作《致橡树》的起因是呼唤和展现女性的觉 醒意识，她是在用自己的声音说出对世界的感受，因此这并非一首爱情诗。但舒婷面对大众读者的爱情解读，无奈地说：“这首诗已经不属于我了，或许它就是一首 ‘爱情诗’。” 舒婷坦陈：“我并不觉得《致橡树》有多好，以至于有一段我非常排斥它，也不愿意在公众场合朗诵它，可它后来还是进入了大学课本、高中课本，也许有一天它会进入小学课本。”“创作这首诗时能读到的书有限，当时写作是靠自觉，在有限的营养上种出来的植物肯定不是最漂亮的。” 关于《致橡树》的构思和创作，舒婷觉得很难表述清楚。“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我总是处在一种蒙昧状态。当诗歌或者其中的某一句突然来临的时候，我就像发了高烧，自己无法停下来。写完以后，之前是怎么构思怎么写作的，自己也无法回忆。” 2 低产诗人滋养丰厚诗意 舒婷祖籍是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福建泉州，本名龚佩瑜，发表作品时始用笔名“舒婷”。“以前我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别人听说我叫‘书亭’，以为我是卖书报的。” 她出生在福建一个名门望族。龚家祖上书香门第，出过举人，数代为官。其父是银行家，也是一位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观念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而舒婷的母亲亦出身名门，受过西洋教育，是一位时代新女性。舒婷成长在一个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合璧的家庭里。受父母影响，舒婷从小爱读书且爱读“闲书”。上 初中时，母亲曾请人为她开列一个课外阅读书目。对此，舒婷不无骄傲地说，“当时，我把书目上看过的书一一划掉；结果，那么长的书单上没剩几部。”由于她大 量的阅读，导致高度近视。舒婷说，自己的文学基因来自家族的文化传承和浓厚的文化氛围。 舒婷的少女时代刚结束，便赶上了文革。 “我在填履历表时，只能填到初中，上初二时文革就开始了。”1969年，舒婷初中未毕业就到闽西山区“插队落户”，接受农村的“再教育”。1972年返城，先后当了8年工人：翻砂工、浆洗工、挡车工、焊接工，战斗在工厂生产的第一线，过着工人“三班倒”的生活。 当时，舒婷感到了困惑和迷茫。她每天从工厂的流水线上撤下来，又卷入为生活奔波的流水线，生活枯燥单调，严重扼杀着她富有情感和幻想的诗心。“小树也会在流水线上发呆/星星也因而感到疲倦。”(舒婷的诗歌《流水线》)她含蓄地表达了对生活的抗议。 对舒婷来说，诗不是宣传工具，也不是通向职业诗人的阶梯，而是精神的寄托，是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忧伤是诗歌最初的动力。有的人把这种情绪化成慷慨的高歌，有的人则把它咏为凄婉的忧郁，而舒婷这个情感内向的诗人，则是通过内心的映照来辐射外部世界，捕 捉生活现象所激起的情感反应。舒婷的这一艺术个性，使她最初的创作在表现文革时期带来的伤痕时，更倾向于揭示青年一代从狂热、迷茫走向觉醒的心路历程。 舒婷可能是中国最低产的诗人，平均每年写不到6首。但是她的诗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火把”与“拐杖”。那个年代，舒婷的诗给了人们许多诗意的馈赠和温柔美丽的滋养，她的文字仿佛是融进人心灵的一种汁液或者气息。 3 吟唱对祖国的深沉恋歌 “恢复高考后，朋友们都跃跃欲试，周围一片读书声。我也借了复习材料，在上大夜班的途中，在工间的焊灯下，我颠三倒四地背诵着：《共产党宣言》写于哪一 年，辛亥革命发生在哪一年，背了又忘，忘了又背。因为桌上摊不开复习材料，回家以后就趴在床边做数学题，兴奋、紧张、期待……如果一个人的数学程度勉强只 会解出一元一次方程，平时一超过三位数我就记不得了，怎么有希望跨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呢？更沮丧的是，还要白白交5角钱的报名费。”舒婷回忆起自己努力考取 大学失利的经过，并开玩笑地说，“过了好些年，我曾接到过一个中国作协打来的电话，说要保送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三年级，并许诺不影响写作时间等等。 他们的一番好意我很明白，就是帮我混个学历。那时我年轻气盛，不假思索，就以幼儿绕膝为理由谢绝了。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后来也有一些大学，诚邀我去讲座 或做兼职教授，但是，我从不敢滥竽充数贸然答应。” 1979年初，舒婷还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在厦门灯泡厂当焊接工。“‘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真的觉得祖国有希望了，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我手上干着活，脑子里写着诗，弄得手上全是泡。” 那个时代，人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期待，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焊灯泡时，舒婷突然有了创作灵感。那天下午，下班一到家，她就将打好的腹稿《祖国啊，我 亲爱的祖国》抄录在信纸的背后，并附在早就写好的信中寄给蔡其矫。蔡其矫读了这首诗后，提了两点意见，建议将“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风车/数百年来纺着疲 惫的歌”中的“纺着”改为“唱着”、“老风车”改为“老水车”，舒婷只接受了第二点建议，而坚持用“纺着疲惫的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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