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明一朝，北京一直是草原军团觊觎的地方，草原骑兵曾不止一次来北京围猎。到了晚明，清朝的大兵们干这事儿的次数就更多了。甚至在北京郊区抢完了，还觉得不过瘾，结伙搭伴，一路南下，跑到山东地界儿上继续抢，那种嚣张的气焰就是在800里之外都能有切肤的感觉。

　　对于缺衣少食的草原民族和东北少数民族，能侥幸冲杀到北京郊区，如果觉得攻城太费力，也害怕顿兵城下，被人家包饺子，即使就地窃掠一番，也够他们回去过几年奢华而潇洒的日子了。从元朝北京还叫大都的时候，它就已经可以被公认为全世界最着名、最繁华、最值得来抢一把的大都市了。据说，已经行了万里路、算是见过大世面的马可波罗，刚到大都时，就被大都的浩大和繁华给彻底惊呆了。这个人从只有10万人口的威尼斯过来，如果他没有被大都的盛况“雷”翻，那倒是真奇怪了。明朝在大都的基础上，也下了大力气来建设这里的。既然是政治中心，北京的达官贵人、富户大贾肯定比牛毛还多，这些有头有脸、更有尊严的人把别墅建到城外，把和金银细软藏到别墅里，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能在明朝北京郊区抢掠一番，对过惯穷日子的草原大兵们，也是不枉此行的。

　　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因为不小心，让草原来的劫匪杀到了北京，权臣严嵩不但没有指挥大家，有效地痛扁这些在城外发疯的草原兵将，还把皇帝的耳朵和眼镜给蒙上，他这么弄自然是让那些家财在城外的满朝文武和达官显贵们痛不欲生，对他恨之入骨了。为此，这帮人一哄而上拉开架势，准备把严嵩活活骂死。要不是皇帝的态度不明确，据说，有人就动手宰了这个不体恤“民情”的奸臣，为民除害了。

　　来北京打劫的草原军团其实很少受到歼灭性打击，明朝那些大兵们对揣着财货回家的劫匪们，很少实施强力打击，逼着他们把赃物和人头留下。其实，说实话，这里面有着根本无法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每当长城外的劫匪们来北京烧杀劫掠，那些躲在北京城墙后面的明军们，即使想杀出去，和这些劫匪们你来我往地缠斗，可他们也是不敢出去的，或者说，上面的人不让他们去。即使他们偶尔被放出去了，也被要求随时聆听“集结号”，准备回去守城，这等于捆着手脚和人家打，能扛得住就算不错了，指望着全歼人家，实在是太难了。

　　这倒不是这些大兵们和他们的上司全都是把脑袋塞到裤裆里的怂人，也不是明朝舍不得给立功的将士奖赏，更不是他们手中的家伙事儿太糙。关键是，明朝的皇帝和那些大官们认为，一旦明朝的大兵们被放出去杀敌，万一被打败、打散，接下来，皇帝肯定会被劫匪们请到北边去“狩猎”，或者，如果皇帝不愿意，惹恼了人家，也很可能在皇宫里，被人家直接给“做”了。对这样的结局，皇帝不愿意接受，大臣们也担不起。

　　可是，如果打胜，后果也是很难预料的。大兵们面对胜仗，兴奋的情绪肯定冲到脑门上，难免会杀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进入比较疯狂的状态。大家知道，人一旦疯了，那就很难顾及太多了，理性一般是不在场的，而感性则充斥了脑神经。这时候，出现顾头不顾腚的冏事，你还真怪不了他。即使把草原军团杀得溃不成军，可这些狡猾的劫匪们趁机杀进北京城，把皇帝从后宫揪出来，把刀架到皇帝的脖子上，这些疯掉的明军是继续打呢，还是怪怪缴械呢？如果继续打，人家撕票，大兵们即使打胜，又去找谁领赏呢？后继的皇帝当然是不敢用他们这些只想自己发财、不管老大死活的人，说不定，给个罪名，让他们拿着军功章上法场挨千刀。

　　下过象棋的人都知道，对手一旦围着自己的老帅，左一下右一下地下毒手，招招致命，除非有怪招，一般人肯定会把在外面攻城略地的“车、马、跑”这些能打的棋子儿，都拉回来先救驾，以保证自己有继续玩下去的资格和本钱。这么一想，大家就能体会到了，大兵们窝在北京城以及周边的战略要地，应该有什么样的憋屈心情了。

　　一切的根源还是因为北京距离草原太近。而皇帝经常脾气不好，还不好糊弄的，更不是吃素的，让他有危险和不舒服，他一旦变脸，下狠手，比草原军团还绝情，这导致北京的紧张空气指数上升了数倍。当年，袁崇焕曾带着自己亲自调教的关宁铁骑，从宁远城赶回来，挡住从古北口摸进北京城下的八旗兵。但他一心一意地要打胜仗，就自作主张，带着兵往北京城根儿靠。他的意思大概是想利用城防武器，特别是架在城头的红衣大炮，帮自己一把，按说这么干也算是奇招一枚。不过靠得可能也太近了，让皇帝起了疑心，以为多日不见的袁崇焕良心已坏，当了八旗军的先锋官，准备攻打北京城。大家都是知道的袁崇焕的下场，就不用说了。

　　袁崇焕真是冤透了。可说起来，皇帝也是冤得很。“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臣子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挥着兵器，叫嚷着跑过来，说是来保护自己的。可如果皇帝以前连死人都没见过几个，身上的肌肉块儿也不够多，没多少自信心，你还真不能逼着皇帝去相信，这些红着眼的大兵们绝不会不小心把自己的头给剁下来。

　　皇帝这个职业多危险，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但可以将心比心地体会一下，比如，当初，嘉靖皇帝喜欢拿宫女的某个私人物件炼丹药，宫女们为此非常不满，几近发狂。为此，趁着嘉靖睡觉时，有几个宫女胆子大、愿意豁出去，联起手来差点把皇帝给活活勒死。大家想想，连睡觉都不安生，你还逼着皇帝去相信，臣子们对自己很忠心，而且忠心的成色足透了，否则，就骂他死了没人埋么？

　　在明朝当名留青史的忠臣，还能保证身体健康、善始善终，可以说是万无一人。那些能出现在皇帝视野的人，一般要经过让人疯掉的科举考试反复锤炼，还要在好人不多、坏人扎堆的官场上，经历几十年的血雨腥风，也必须掌握着高超的挖坑害人的本领，更要精于见风使舵，如果皇帝命令这帮人给自己讲解大开大合的边疆战略，即使皇帝摆出一脸真诚的模样，还做出面带愉悦的倾听状，一般情况下，这些高级“油条”们绝对要摆出“打死也不说”的表情。当然，打不死的话，就更不说了。

　　1644年，明朝被饿疯了的农民兄弟们断了后路，貌似坚固的北京城在一天之内就被农民军搞定。大批的农民军进京的时候，还是从城门洞走进来的，而不是架着云梯、撅着屁股爬进来的，这时候的北京城已经到了“喊救命，喊破喉咙也没用”的悲怆境地，虚弱程度可见一斑。据说，那时候，北京闹瘟疫，为皇帝守城的大兵们站都站不起来了，根本就无力守城。当然，仅从军事角度讲，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北京之外的左良玉之流的肱骨之臣都被农民军打残了，不得不躲得远远了，而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所带的救援部队也才刚进关，根本没机会和农民军打照面。

　　回首二百多年的国祚，明朝的北京城一直紧张着，可是，让明朝提心吊胆的人没有第一个霸占他的国都，却让从后院来的人给轻松地霸占了，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啊。作为有尊严的皇帝，崇祯帝朱由检还是相当有骨气的，他死前，责怪臣子们一个个都是奸佞之徒，把自己坑死了，充分表达了出“自己活该倒霉，和这些人活在一个时空里”的悲愤之情。

　　其实，他责怪的人是错的，要怪的人应该是自己的祖爷爷朱棣。要是朱棣能把北京城往南边挪一挪，国家处理边疆问题时，可能就不会那么处处紧张了。身心一旦松弛，想问题时，就不容易钻牛角尖，这样的话，国家各方面的大政方针都可能充分体现出“有进有退、有左有右”的弹性特征，参照以前的成功经验，这么做是完全能搞定北部边疆问题的，处理国内问题也不会那么死板，缺乏改进。

　　而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中原王朝有条件、有能力对草原帝国做好釜底抽薪的工作，这个工作做到位，这些草原民族对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一般也不会萌生出土地方面的野心。如果关系处理的得当，即使明朝家里出了点乱子，只要肯招呼一下，出个差不多合理的市场价儿，草原军团还会愿意帮忙出力的。甚至不用招呼，人家看着明朝困难，也会主动提出来，自带武器、马匹，帮着明朝皇帝摆平内乱那点事儿。摆平后，人家一般还会拿钱走人，当然，个别时候，可能会要的比之前说好的多，但即使如此，总好过国破皇帝死吧？至于经常对中原王朝有领土野心的东北少数民族，也可以如法炮制。可以设想一下，这边草原部落打压着，那边明朝欺负着，那些在白山黑水里苦熬日子的女真人，谅他们也反不出多大的天来？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带领的女真族通过从明朝抢来的人力和物质，在辽东地区发展农耕经济，从抢来的和自己组织生产出的物质中，拿出很多来打点草原上的兄弟们，甚至有时候还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供给草原部落。平时，只要有机会，女真族以及后来的清朝主动要求成为草原部落首领的儿女亲家，平时不管有事没事，百忙之中也要抽空，跑过去和草原的兄弟套哥们感情，培养和明朝对着干的情绪。当然，对那些不吃这一套的，女真人也是要挥着拳头，表示自己愤慨的。女真族的左勾拳、右勾拳打得都很精准、到位，拳拳落在草原军团的关键部位，最终清朝牵着草原部落跟他走了，这一走，就走到了清朝灭亡之时。清朝灭亡后，这些草原上的实力派们表现出极大的主人翁精神，为清朝哭成泪人，还积极拿钱拿物，搞复辟活动。

　　要是明朝也能放开手脚，在边疆的榷场，把贸易搞得再红火一些，使分化瓦解的招数时再用心一些，相信这些草原部落肯定不会理睬那些穷了吧唧的女真人了。当然，也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明朝最后也难逃灭国的命运，但死也有好死和坏死的区别，被左邻右舍和治下的叛民一拥而上群殴致死，这种死样也太让人纠结了。一个人平时混成啥样儿，才会落个这样一个惨状呢？

　　有明一朝，北京城处于对敌前线，笼罩在紧张的空气里，可以说，北京的紧张状态是整个明朝紧张的一个缩影，或者说，因为作为明朝心脏的北京城紧张，所以，整个明朝才一直紧张着。那些从北京城出来的制度和人，大概也都是紧张的。这个国家的肌肉被绷得很紧，貌似亢奋，灵敏异常，实则必然日趋保守，时间长了，这种保守的意识必然渗透进它的血液，进而进入基因谱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