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开国太祖朱元璋不惜花大钱，到处修城池、设堡垒，都城南京修成全国的样板，之后的历代明朝君主们，虽然把太祖留下的很多遗训，当成了耳旁风，但一直以来，对修城这件事倒是落实的一丝不苟，可以说有过而无不及。而长城在明朝手上则被扎扎实实地串起来，有模有样地矗立在北部边陲，完全不像汉唐那时候，到处都是漏洞，既不结实，又不经风雨。对修城这件事儿这么上心，说明明朝的君主们对外敌的一种态度，也就是拒人于墙外，而不是主动出击，歼敌于野地。

　　这种明显保守的作风和宋朝倒是很像一个模子出来的，但和其他中原王朝还是不一样。其实，说起来，明朝的军队还是很强的，手上还抄起了火器。虽然这些火器不能连发，装弹也很麻烦，但如果组织好，再配合上弓弩和火炮，打那些草原军队，还是很占优势的。社会经济发展上，虽然还和宋朝差一大截，但下决心省点钱，拿来打北边的草原军团，问题还是不大的，毕竟，和宋朝相比，明朝占的地盘是相当大的，如果愿意的话，搞远洋贸易，比宋朝更有便利条件。可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却摆出挨打的姿态，这也实在是太“谦虚”了。

　　明朝并不是从开始就这个样子。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对逃到草原的蒙元势力，摆出痛打落水狗的姿态，下手狠毒，毫不留情，像徐达、常遇春、傅友德这类经过残酷战争检验过的猛将们，都曾越过长城，主动到草原上追杀逃敌。1388年，朱元璋派后起之秀蓝玉在捕鱼儿海附近，彻底把元朝的“残羹冷饭”吃光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从此变成草原的傀儡。成吉思汗的骄傲没有了传人而被终结。

　　朱棣在登基之前，就已经算是打草原军团的专业技术人才，通过打，也把很多蒙元的残余势力“打”成了朋友。朱棣抢朱允炆的皇位时，这些草原部落也来跟着凑热闹，帮着老朱家清理门户。别看这些草原军团在朱棣上位过程中，出了大力气，但朱棣在南京城待着时，对他们还是相当不放心的。说到底，这些人帮自己干活，那是想着好处的，与他的臣子可不是一类人。臣子们因为好处达不到自己的预期，也会和皇帝翻脸，但最多是私下里发个牢骚，暗地里多贪点或者多怠点工，这些人一旦拿不到好处，翻了脸，马上就会提兵来要说法，不能给个满意的说法，人家也不能白来一趟，自然会被迫自力更生，就地动手来抢了。

　　朱棣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本色。他在南京当皇帝，心里却想着北边那些不老实的草原部落。他连续组织了5次御驾亲征，声势浩大，纵观历史上的帝王，应该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刘邦、柴荣和赵光义御驾亲征，最多看到长城的影子，人家朱棣则越过长城，纵马驰骋到草原深处，厉害程度明显高出这些帝王不是一点儿半点儿。父子两代皇帝这么下力气打蒙元残余势力，大概有点趁着自己有能力，手上也有能拿得出手的文臣武将，帮着后世子孙们提前把这些可能祸乱大明江山的妖孽们，全部压在“雷峰塔”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剥脱他们获得超生的机会。这可真算得上用心良苦、大爱无疆了。

　　但这些积极主动的精神和雄才大略的智商，没有一并作为老朱家的光荣传统和基因流传下来。以后的明朝君主也有个别比较积极进取的，比如，明景宗朱祁镇、正德皇帝朱厚照都曾经表现出和草原军团拼命的架势，可惜的是前者属于被忽悠的，下场也很悲催，后者虽然表现得很神勇，据说还亲自宰了1个敌军，但他更像是在玩票和游戏，所为所行实在不像一个靠谱皇帝应该干的。

　　其实，最能体现朱棣对蒙元残余势力的强横态度的还不是5次北征，而是把都城建在了北京。在燕山脚下的北京处在是草原势力和中原势力交叉之处，北边不远处就是燕山和长城，也就是400毫米等降水线。明朝的都城被放到这里，也就意味着，以后和草原军团作战丧失了战略纵深。草原军团一旦突破长城，就算是杀到了北京城下，整个国家立马陷入了生死存亡之地。不用想也知道，这里很危险。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经常被迫处于这种对敌前线的危险境地。如果明朝把战略纵深向北延伸，可越过长城后，那里就成了游牧民族的天下，在草原，维持一直由农耕民族掌控的军队，要付出多大代价，这个账是不能算的，要算是会吓死人的。

　　辽国、金国、蒙元和后世的清朝在这里建都，是因为人家在草原有势力，长城以北相当于人家的后园和自留地。朱棣在这里建都，从形式上看，实际上是摆出了一种进攻和不妥协的姿态，明显表示，明朝和你们这些草原上混的人，世世代代地决一死战，绝不后退。他朱棣首先以身作则。

　　大家都知道，在皇权社会，皇帝的命是最珍贵的，珍贵到给人一种很强的感觉，即使其他人都死绝了，皇帝也是不能死的。可朱棣也不管后世子孙中那些当皇帝的，是不是都喜欢使枪动棒，把他们统统地放到了对敌前线。朱棣倒没觉得什么，反正他能打，肯定不害怕，也不在乎，反倒觉得很方便自己建不世之功、开万世之业。可他这么一干，实际上让接班人很难受，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明朝的边疆策略和国运。

　　从此，为了皇帝的安全，明朝不得不把肌肉绷紧，身心保持紧张的状态。至于那些在北京周边的卫戍部队是不是听从号召，能够一心想着皇帝的安危，为此，整天挥汗如雨地演兵习武，保持刀枪在手、支着耳朵听号角的姿态，这个就很难说了。实际上，这些人是做不到的，可皇帝和对国家忧心的大臣们，也就是和明朝兴亡有切身利益的人群，至少在心理上肯定是不敢放松的。

　　后世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一直紧张兮兮地盯着北边，时刻处在一种临战状态，肯定极大地影响日常的幸福生活。更何况，有好几次皇帝还差点让草原军团从北京请出去，整个朝堂更加不敢、也不能有半点松懈了。对待那些“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草原部落，则必须想出万全之策后，才敢于和他们打交道。

　　大家都知道，做事情一旦不能冒一星点风险，也就是输不起，那么，回旋余地就小了或者说没了。没了回旋余地，做事情必然僵化，明朝的边疆政策就是浑身僵硬的。虽然从表面看，明朝也效仿了以前的中原王朝，采取了打仗、贸易、朝贡和分化瓦解等十八般武器，与草原民族交往。但在明朝看来，如果不把长城修得高大威猛，抗击外敌的武器密密麻麻地摆在北京周边，让皇帝和大臣们感觉非常有底，他们是绝不敢玩这些花里胡哨套路的。即使这样，玩这些套路，大家也是处处陪着小心，唯恐一步踏空，上了人家的当。特别是土木堡之变后，大家就更加变本加厉地小心小心再小心了。

　　朱棣把北京城当整个国家的国都，不能说他完全就把后世子孙的幸福指数不当回事，但对他而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自己是靠抢班夺权上的位，金陵就是再好，住在那里，心里也腻歪。北京再危险，可也是自己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周围都是熟门熟户，即使危险，心里却是踏实的。在他看来，把城池修得结实点，把全国的强兵悍将调过来，对付那些连招架之功都已丧失的蒙元军队，应该是没太大问题的。他大概没想到的是，蒙元帝国不等于草原帝国，一个蒙元倒下去，还会有无数“类蒙元”站起来。只靠打，是打不完的。打不好，还会像金朝那样，打出一个成吉思汗来。后来，抓住明景宗的瓦剌就是利用明朝打压东蒙古势力，没工夫搭理他，趁机在西蒙古地区拔地而起的，从此变成草原上很不好对付的巨无霸。

　　当然，朱元璋和朱棣对这些已经认输的蒙元势力绝不放手，除了为子孙的幸福着想外，大概还是因为女真、蒙古曾经杀进中原后赖着不走，他们对这件伤心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心有戚戚焉。从骨子里，明初的君臣们不再、也不敢相信这些来自草原的部落会满足于小打小闹，而不会对中原的土地有欲望了。

　　女真人建的金朝和那些从长城以北来的少数民族是很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王朝是在中原王朝还处于统一状态下就杀进来了，而且还把赵宋皇室和朝廷连锅端了，打包带到了东北。之后，过了很多年，这个王朝还把国都搬到了长城以南，全盘接受汉化改造，正经八百地在中原当家做起了主人。

　　之前，那些不管是草原民族，还是来自东北的渔猎牧耕啥都干的少数民族，在中原还是统一王朝的时候，和中原王朝交往，不管是打劫还是贸易，总之，都是以要物质为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目的，这些民族对灭国这种很费劲、很危险的事，根本提不起啥兴趣。只有在中原的统一王朝内耗严重，搞窝里反，以至于到四分五裂的时候，这些草原民族因为断了物质来源，才会入主中原。

　　在唐朝，回鹘还曾帮着唐王朝收拾家里的乱臣贼子，其表现也是相当卖力气的，也不把自己当外人。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当了人家的雇佣军，有钱拿，如果不卖力或者假卖力，先不说道德上说不过去，从实际利益上看，以后谁还会再找他们，给他们能够发挥自己一技之长的工作呢？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中原王朝就这么没完没了地乱下去，影响自己开展敲诈勒索的业务。在唐朝彻底不行了之前，这些来帮唐朝搭把手的草原民族，从未动过要把中原据为己有的心思。

　　但金朝却以这种违反常规的方式，灭掉一个处于统一状态，且没有亡国危险的中原王朝，这也算是一种换了思路的创举。和它比，蒙古人更不含糊，也毫不逊色，打掉金朝和南宋后，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也端着架子，打造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统一的元帝国。按照儒家对一个正统王朝的评价和定位，元帝国已经达到了当中原正统王朝的标准了，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儒生对参加元帝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很积极、很上心。

　　出于兔死狐悲的心理和殷鉴不远的考虑，明朝对北边这些少数民族就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在朱棣之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实际上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犄角旮旯，以后崛起的实力派们谁也没再把这个家族太当回事儿，可以说，草原实际上已经变成和唐朝时期的草原一个模样，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黄金家族的后裔们在名义上还霸占着可汗的位置，虽然这些人当的是货真价实的傀儡可汗，但从表面上看，草原上的蒙元还算是一个有头有脑的国家。把正统观念看得很重的明朝，特别是是明朝中期以前的君臣，自然就更加坚信，只要自己不留神，保不齐成吉思汗再个借尸还魂，换个马甲，出现在黄金家族里。这么看，朱元璋父子对这些草原军团非常紧张，虽然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但实际上，他们是多虑了，应该都怨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对信息掌握得不充分，分析的形势时，没有历史地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