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向洋人开炮的咸丰，还敢扣押洋人特使。

　　1860年9月9日，巴夏礼代表英法联军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咸丰帝恨透了巴夏礼，认为一切坏事皆出其策划，遂下令将其扣留在通州。中国自古便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说，自幼吟经颂典的咸丰帝为泄心头之愤，连祖宗之例也敢违，确实有点蛮莽的勇气。在得知巴夏礼被擒的当天，他便传谕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贸易，与英法决战。

　　1860年9月12日，对英法宣战诏书的内容如下：

　　……（英法）不惟婪索兵费，强增口岸，竟欲于来京换约之时，陈兵拥众，入我郊畿，所欲大出情理之外，……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惟有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凡兵民人等，有功破格优叙，所获资财，全充犒赏。并当谕令各海口，一律闭关，绝其互易，……城乡军民各色人等，务各敌忾同仇，无论明攻暗袭，事成奖恤，均各加等。……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苦心，上鉴天祖，下为天下臣民共谅。

　　咸丰一直在北京坚持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坚持不住时跑起来又比谁都快。

　　天津大沽炮台失守之后，咸丰给臣下提出两个方案。一为“率师亲征”，一为“巡幸木兰”。前者是向前方挺进，是招牌；后者是向热河逃跑，是实意。这个一直主战的皇帝在发布宣战诏书后，眼见“禁兵不足恃，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启銮”“北狩热河”，仓皇出逃了。

　　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肯定想不到一年零四个月后，他不得不谕

　　令曾经打得夷船张挂白旗的僧格林沁“即宣示夷人，并竖立白旗，令其停兵待抚”。

　　用什么去“抚”？用《北京条约》！批准《北京条约》时，咸丰落到比其父道光更加狼狈的境地。

　　咸丰之父道光打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之子咸丰打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不给这个颇想有所作为的咸丰一点宽容。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败得更为痛惨：不但是更大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被英法联军将一百五十年时间用无数能工巧匠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

　　龟缩于热河的咸丰在那里忙碌地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目的只要附近兵马“无分昼夜，兼程前来木兰行在”，保卫他的身家性命。他可眺望过北京上空腾起的浓浓烈焰？那红的火和黑的烟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今人是一无所知了。唯一知道的是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宣战又是扣人的皇帝，已经无踪无影。

　　他最后死在了热河，生命已经不再给他时间回京看看其夏宫的残骸与废墟了。

　　曾经发誓要报仇血耻的咸丰，比其父道光蒙受了更大的耻辱——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再看看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宣战诏书：

　　……倭船多支，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

　　还有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英、俄、德、法、美、意、奥、日、荷、比、西十一国）的宣战诏书：

　　……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教，朝廷以其劝

　　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这一份又一份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使我们看到，满清末世的这些统治者并非没有说“不”的胆量和决心，他们说“不”的理由又每每在极短时间内转化为说“是”的根据。为什么？

　　和战转换之间，表面上说保社稷江山，实则保“大清皇权”四个字而已。

　　《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个晚上，退朝后不吃不喝、一日夜未尝暂息的道光皇帝，考虑更多的是他个人和爱新觉罗王朝的尊严受到损害，是“愧对祖宗”。

　　《北京条约》签订后，原本好哭的咸丰帝，更是终日流泪不已。但当他向热河逃跑时，国家社稷都顾不上了，却不忘记自己还要喝鹿血，“命率鹿以行”，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大臣苦劝“何必率以为累。他日事平，再饮鹿血未晚也”，才勉强作罢。

　　至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变成了《马关条约》，则更是空前的割地赔款：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与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山东巡抚毓贤斩立决，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钦差大臣李秉衡斩监候，英年、赵舒翘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先听说列强要逼她下台交权，于是决心一战；后来证明传言不实，列强并不想赶走她而仍然愿意接纳她，便立即将“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至于主战派、反战派，则不过是她手中几张牌而已。玩旧了，便随手付之一炬，让周围一无所剩，真可谓“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在这位太后主持之下，最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很快就变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哪怕从这一纸到那一纸将中国的财源支付净尽，哪怕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只要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还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

　　这样的人执掌国政，国家民族怎能不面临无穷无尽无边无涯的灾难。

　　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的按语中，洞若观火一般指出：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与日本的伊滕博文同是留英同学，后人常以伊滕博文回国后位尊首相、辅助明治天皇搞维新使日本面貌大变，而严复一辈子不过译了几本书，嘲笑严复无大出息。

　　伊滕使日本变法而富强，也使日本扩张而侵略。无限膨胀的结果，终于令日本跌入1945年战败的深渊。

　　严复从英国回来后除了译书，基本无用武之地。然而仅上面那一段话，便不枉中国人民一辈子养活他。

　　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两千七百余年，危机则持续了七十一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有了严复那段话，一个文弱的孙中山便以“天下为公”四个字，令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轰然倒塌。

　　如果某日清晨，你登上北京景山公园的万年亭，那么向南眺望时，会发现茫茫苍苍的晨曦之中，气吞霄汉的紫禁城被万缕霞光化解为一片金碧辉煌的汪洋大海。这景象定会令你终生难忘。站在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上，飒飒晨风中，历史沧桑扑面而来。你在感动与震惊之余，便充分领略了中国封建制度之辉煌、之完备、之持久，那也许可算世界封建制度的顶点。

　　这个时候，你会忘记山脚下绿色栅栏围起来的那棵枯树，忘记在那里上吊前呼天也不应、呼地也不应、呼人也不应的皇帝崇祯。

　　你忽略的那棵枯树，就是使你震惊的那片雄浑与辉煌的真正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