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蜀道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重要意义。
　　
　　蜀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广义上的蜀道包括从四面八方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有自长江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有从云南向北入蜀的樊道，有自甘肃向南入蜀的嘉陵道、阴平道，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也包括蜀地范围内的其他道路。而通常在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一个狭义上的蜀道概念。主要指由古代社会的政治中心长安通往四川之间的道路，即由关中平原越秦岭到汉中盆地、然后由汉中盆地越大巴山通往四川的道路，前者主要有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和傥骆道，后者主要有金牛道和米仓道等。笔者认为秦岭、巴山是阻隔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之间交往的主要障碍，凡是通过秦岭和巴山通往四川盆地的道路都应该是学术意义上的蜀道。杜甫当年由陇入蜀的路线，也是古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蜀道历史悠久，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保存至今人类早期的大型交通遗存之一，比古罗马大道的历史更为悠久。有专家指出：古蜀道不仅是中国唯一，也是世界唯一。
　　
　　无论古代与现代，蜀道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漫长历史时期内，蜀道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中心通往西南乃至与西南临近国的要道，她与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古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由于古代社会人类居住的分散性和交通工具的落后性，蜀道和其他任何地方的道路一样，是一个网络型的结构，不是一条单一的道路。生活在古代社会的人为了越过秦岭、巴山等地理障碍，开拓了不少进入蜀地的道路。
　　
　　首先是故道。从陈仓（陕西宝鸡）沿千水（今清姜河）经大散关上行至秦岭分水岭，又沿着嘉陵江支流下行到凤州，经褒城到南郑（汉中），全长500多公里。史书记载当年“汉王北定三秦，用韩信计，出故道（凤县），战陈仓、好畤（干县），又战废丘（兴平），遂东至咸阳”，就是取此道北上的。
　　
　　其次是褒斜道。从陕西眉县斜峪关沿石头河上行至嘴头（太白县城），越秦岭分水岭，顺红岩河谷，经白云镇河王家楞，至留坝县江口镇，又沿着褒河下行经武关驿、马道驿至褒城达汉中的道路，全长近400公里。《战国策·秦策》里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记载。秦汉时期，褒斜道已成为一条重要通道，《史记·货殖列传》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的记载。以“火焚水激”之法开凿的石门隧道，为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隧道。两汉时代，驿路均设在褒斜道，说明这里来往旅客及运输十分繁忙。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5年）唐玄宗李隆基为了躲避战乱入蜀即取道褒斜。
　　
　　再其次是傥骆道。从陕西周至县骆峪口沿骆峪、经厚畛子，越兴隆岭，沿酉水河经华阳至洋县，全程约420公里。这条路线主要用于军事活动。正始二年（公元244年），魏将曹爽曾出骆峪伐蜀。甘露二年（公元257年），蜀将姜维出傥骆道伐魏。唐代，傥骆道曾一度繁荣，成为由长安入川最捷近的道路，沿途馆驿多达11处。建安四年（公元783年）德宗避乱南郑，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僖宗去蜀，都取道傥骆。
　　
　　再其次是子午道。由长安沿沣河上行，越秦岭经宁陕、石泉达汉中。这条道有新旧两线，古道乃汉魏时期顺池河下行至石泉；六朝后的新线才是经江口、宁陕达石泉，全程520公里。东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先零羌叛，断陇道，寇三辅，入益州，据汉中。由于西夷虐残，桥梁断绝，致使嘉陵、褒斜两道皆受影响，而通子午道。延光四年（125年）安帝刘诂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道。唐代“涪州贡生荔枝，取道西乡驿沿子午河入谷，至长安不过三日”。
　　
　　再其次是武关道。从丹江河谷西北行越秦岭，转灞河河谷到长安；沿丹江河谷东南行，可到河南南阳和湖北襄樊。
　　
　　秦岭中入川的道路，最有名的是故道和褒斜道，在唐代以前历代都很繁盛，给陕南地区，特别是汉中盆地、商丹盆地和嘉陵江谷地的土地开拓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便利。傥骆道和子午道虽然都在一定时期有过繁盛的景象，但都不比故道和褒斜道繁华。丹霸道南通湘鄂粤桂，与四川关系不大，并有洛宛道取代它通往中原，所以也只盛行了一段时期。宋元以后，秦岭中川陕交通都趋向于故道和褒斜道。
　　
　　汉中以南的蜀道主要有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又叫蜀栈，是古代川陕之间的交通干线，北起陕南勉县，南至四川巴中大剑关口。此道中的川北重镇广元到陕南宁强之间一段十分险峻。诗人李白赞叹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指的这一段。汉中以南的第二条蜀道是米仓道。北起陕南南郑县，南至四川巴中县，因穿越米仓山而得名。米仓道全长250公里，绕山越岭，攀行其间，如腾云驾雾。
　　
　　北从甘肃天水，南到陕西汉中的道路，因为经过甘肃省礼县的祁山堡，过去叫祁山道。从甘肃陇南成县、徽县向东南到嘉陵江，沿嘉陵江到四川的道路称为嘉陵道。
　　
　　蜀道连接陕甘川。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看陕西，陕西是十二朝故都所在地；八千年历史看甘肃，甘肃是伏羲文明的故乡；四川古称天府之国，以物产丰富，环境优美文明于世，独特的巴蜀文化自古以来就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公元759年秋天，杜甫从长安出发，历时3个多月时间，到了甘肃的天水和陇南，然后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陇南到达四川成都。杜甫从天水到成都走过的道路就是祁山道和嘉陵道。
　　
　　二、古蜀道因为文化名人的光顾而流光溢彩。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所写的诗，全方位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唐王朝社会面貌，被后人称为“诗史”。杜甫蜀道纪行诗，行迹连接陕西、甘肃和四川3个省区，开拓了古蜀道山水诗的新天地，为蜀道文化增添了万丈光芒。
　　
　　千里蜀道，因为有无数文化名人的光顾而流光溢彩。汉代的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是从剑门蜀道出蜀，而名扬天下的第一人。唐代继杜甫之后沿剑门蜀道入蜀的著名诗人李商隐，曾慕名到当年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开酒店的剑阁街巷，信笔题诗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在唐代入蜀的大诗人中，除了众所周知的诗圣杜甫之外，先后闻风入蜀的还有王勃、杨炯、卢照邻、岑参、高适、刘禹锡、元稹、白居易、贾岛等。虽然唐代诗人入蜀的两次高峰均是以中原战乱为导火索，但如果没有蜀中人文风化的长期孕育，他们不可能在蜀地留下大量的传世之作。继司马相如之后，唐代的诗仙李白、宋代的苏氏三杰、明代的大诗人杨慎等人，均是在走出蜀道之后才一举成名，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杜甫一家自甘肃同谷县南下入蜀开始，一路所经之处，都留下了名传千古的诗篇，如《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龙门阁》、《桔柏渡》、《剑门》等。这些诗详细地记录了诗人踏入蜀道沿途的每一道险隘、每一处名关在当时的地理状况、人文风物等，为后世研究唐代蜀道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这些诗篇中，我们也能读出这位大诗人涉险入蜀，一路上经历的种种艰辛与磨难。
　　
　　在《发同谷县》一诗中，杜甫凄然写道：“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年四行役！”紧接着在《木皮岭》一诗中，杜甫才对蜀道之难有了初步的认识：“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即至翻过木皮岭，渡过白沙渡、水回渡，正式踏上了剑门蜀道的北端有“西秦第一关”之称五盘关（今人称为七盘关）后，杜甫一家踟躅至此，已无退路可言。而到了剑门这个蜀道的核心险段——剑门关时，那如铁铸铜浇般的雄关漫道，在一瞬间便令诗人将个人命运的艰辛坎坷、荣辱得失全都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则是掷地铿锵有声、势如宏钟大吕般的壮丽诗篇。他在《剑门》一诗中留下了“惟有天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等气势磅礴、雄心勃发的诗句，读之令人豪情顿生，荡气回肠。
　　
　　过剑门关一路南行，抵达成都府已是第二年早春。诗人在《成都府》中，以“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来描绘初次踏入成都平原时的熙暖心境。正如著名现代诗人冯至所言：“人们提到杜甫，尽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都总忘不了成都草堂。”在诗人颠沛流离、充满苦难的一生中，沿剑门蜀道入蜀可以说是其一生的转折。杜甫在蜀中十年留下了大量诗篇，几乎占了其一生创作的半数。杜甫的蜀道诗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比如“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成都府》）“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登岳阳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