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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和国民党人对文法科的不同态度，除了教育理念的差异之外，其背后还隐藏着不同的政治动机。对于自由知识分子来说，反对停办文法科的用意之一，是希望通过文法科的训练，来培养“领袖人才”，以纠正国民党的“无知识无操守”，从而让当权者来懂得他们所理想的“政治”，甚至有通过“自由的教育”培育出来的“领袖人才”来代替南京政府中的“领袖人物”的倾向。[100]而对国民党人来说，此时所推行的“训政”或“党治”本身是把自己当作国民的“领袖”，显然不再需要什么教育培育新的“领袖人才”，以与自己相争夺。他们需要的是可以供驱使的“专门实用”人才：增加生产，“为国家社会服务”，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为巩固他们的统治做“苦力”，“就是在把一班青年都变成不会思想而只知劳作的马牛。”[101]国民党的教育方针规定，“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蒂，并具有实用科学的智能，俾克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102]这集中体现了国民党的人才教育宗旨。 对此，难怪“社会上有远见的人士，常不断加以诟病。有人指为这种政策，是与张之洞的‘西学为用’同出一辙的。有人则甚至曲解这种政策为变相的‘愚民’政策，即藉吸引青年有为之士入于技术之图，而再无暇研究主义，讲谈史观，社会上在现党治下因可得一时的安静。”[103]“一般眼光比较远大的人，都认为政府这种偏重实科，贬抑文法等科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政府箝制人民思想的政策，使有智识的人，通通走进技术之途，而不致谈主义，讲派别，以反对政府。”[104]显然不少人已洞察了国民党教育政策的用意：唯恐产生新的“领袖人才”，因而要堵塞训练“领袖人才”的渠道——文法科教育，“深恐文法之士的大量生产，至有碍于政治秩序，所以有急速取缔的必要。”[105]至此，可以断言，陈序经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教育当局或一些国民党要人对文法科教育的不同主张，主要不是教育理念上的差异，而是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的不同。如果撇开这一因素，我们会发现二者在对文法科教育的态度上存在着难得的一致，即都认为文法科教育产生“领袖人才”或“懂政治”的人。不过，自由知识分子是希望其产生；国民党人则是秘而不宣的担心其产生。 需要指出的是，到1937年，另一位“党国巨公”居正又“在中政会提议取消教部限制法科招生办法”，并指责“近年中国教育行政为亡国教育。”联系到邹鲁曾指责“以前的教育”为“亡国教育”，可以发现，“党国巨公”在表达一种主张时，也同各派反对力量一样，往往指责别人所为为“亡国”，而呼自己为“救国”，一方面这显然是民族危机在教育论争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时人对民族危机“利用”的任意性。其实，居正提议取消限制法科招生办法，并不仅是出于“亡国教育”的认识，而是有着明显的个人恩怨和意图，当时王世杰在日记中指出，“居先生之攻击，半由于平日对予之小嫌怨，半由于彼最近接受主持之胡海（？）学院，未能获取政府重大补助。”居正为德高望重的“党中耆宿”尚且如此，因而王世杰叹曰：“老实无私之难也”。[106]这充分表明时人对文法科的不同态度，除了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的差异之外，还存在着实际利益的争夺和个人恩怨的纠缠。至此不禁令人感叹，一场貌似简单的文实之争隐藏着多少玄机。 四、论争产生的互动和作用 前面提到，在广州对待文法科的问题上，虽然存在着地方与中央的政争，但是在教育决策者和社会舆论之间也存在一种互动。其实，这种互动在全国性的论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就在陈果夫的方案提出而未经中央政治会议教育组审查之前，社会各界纷纷表示反对或质疑。结果，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教育组审查陈果夫《改革教育初步方案》时，把“十年内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一项，修改为“文法科办理不良者停止招生，艺术院加设实用艺术课程，以促工商业之发展。”[107]稍后，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陈果夫“又提了《改革高等教育案》，办法中有‘各省市政府团体及私人所设之大学，除农工，医，理各学院有特殊成绩者外，应一律停办’。文法学院自然是在中停办之列（经查，原文如此）。然而上海平津教育界纷电反对电中说：‘今日中国之教育方针，固宜提倡生产与实用，但文法两科亦为训练公民，发扬文化所必需，岂可因噎废食！’结果，三中全会决议‘各省市及私立大学或学院，应以设立农工，商，医理各学院为限，不得添设文法学院。’”[108]可见时人已意识到了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之间的互动。由于论争的一方多为国民党要人，另一方则是教育界的自由知识分子。因此，这种互动说明自由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修正国民党在一些具体决策上的偏颇；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国民党的“专政”中，自由知识分子的主张和意见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外，而是存在着一个可以公开表达并发生影响力的空间。 尽管陈果夫的提案屡屡受挫，但是，国民党限制文法科的政策毕竟得以制定，两次“修正”案的本身就隐含着“重实抑文”的内容。比如国民党三中全会给人的印象即是“通过了改革高等教育的主案，主要点是在养成农工医学的专门人才，而废除文法等科。”[109]1932年12月，国民政府还颁布了《改进大学文法等科设置办法》，进一步规定：“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之文法等科，可由教育部派员视察，如有办理不善者，限令停止招生或取销立案，分年结束。嗣后遇有请设文法等科者，除边远省份为养成法官及教师，准设文法等科外，一律饬令暂不设置。又在大学中，有停止文法等科学生者，其节余之费，应移作扩充或改设理、农、工、医药等科之用。”[110] 对此，教育部“切实奉行，使现有文法诸科教育不事扩张而于现有农工医诸实科与理科则力求充实”。[111]在其公布的《二十二年度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招生办法》中，规定各大学任何文科类院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之平均数，不得超过任何实科类院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之平均数。[112]由此，“国立各大学招收新生俨然形成重理轻文的趋向。”[113]稍后，教育部对一些大学的整理和改进，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政策。比如训令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系“遵照叠次训令，即行结束”[114]；训令北平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停止招生，……艺术学院应即结束。”[115]训令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法律系及教育系，原有班次既经结束，以后毋庸设立。”[116]1935年，教育部公布整理大学院系的结果，共裁撤、归并或停止招生33个学系，其中属于文法科的有30系之多，而属于实科的仅三系。但是新增院系却多为实科，如同济大学增设理学院；北洋工学院增设电机、工程两系；安徽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增设农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清华大学增设工学院；中央、武汉、交通大学添设航空工程学系。[117]这种反差充分体现了重实抑文的政策。[118] 或许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自由知识分子持续的抗争和批评，国民党教育当局“贬抑文法”的政策，到1935年时一度“略为改变”，教育部长王世杰公开表示，此后要“积极鼓动充实文哲院校”；[119]“并力称对于偏重实科贬抑文法之趋势，社会多少有误解。教部方面不唯未常贬抑文法，且正拟充实文法。不过近十年来校院之劣败者，独以文法之科系为多，而欲提高其程度，即不得不先予以一番淘汰。部方原定自二十二至二十五年三年间为取缔过劣之文法校院之时间，现风气既已转变，当即自本年秋季起，对文法校院稍取宽容态度，亦即提早一年结束淘汰文法校院政策也。”《大公报》记者无不希望地指出，这是“大学教育政策将有转变的消息”，并且表示，“对于这种高等教育政策之转变”，“是极端赞成的。”[120]随之教育部对于“文实两类系科招生比率”的规定即有所变更，“关于文法商教各科系者，依据去年各校院招生统计，各该校院之每一学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之平均数约为二十名，今后对于是类科系招生，除具有成绩特优情形，经部于招生前特许者外，均以三十名为限。”[121]由此池世英认为，“教育部对于文法等科的态度，比从前宽容得多了”，并对“政府这种教育政策的改变”，“深表赞同”。[122]这说明社会舆论和国民党之间的互动是双面的：当国民党的举措符合自己主张的时候，自由知识分子会毫不吝啬的表示支持和赞赏，而国民党在一些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会因顾及“民意”而调整。 然而，毕竟“重实抑文”的政策依然存在，并且两年后又有越发严格之倾向。[123]作为局中人的黄健中，在1937年总结“十年来的高等教育”时，发现“实类新生百分数逐年增加，而文类减低”，由此认为国民政府抑文重实的教育政策，“颇具成效”，“高等教育几亦完全转一方向。”[124]而从1931－1939年文实科招生变化统计表，可以更明显地看出高等教育的这种转向。这表明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策的批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修正一些偏颇，但却不能根本改变它的实际趋向。 1931－1939年文实科招生变化统计表[125] 年度 文科类（文、法、商、教育、艺术） 实科类（理、工、农、医） 学生数 占招生总数的百分比 学生数 占招生总数的百分比 1931年 32940 74.58% 11227 25.42% 1932年 30070 70.41% 12007 28.11% 1933年 28787 67.05% 14133 32.92% 1934年 26042 62.35% 15698 37.58% 1935年 24082 58.55% 16990 41.31% 1936年 23152 55.23% 18459 44.03% 1937年 15227 48.82% 15280 48.99% 1938年 1427 26.14% 2942 53.88% 1939年 1348 25.10% 3350 62.37% 不过，即使在限制文法科政策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教育界的自由知识分子仍有可以坚持自己主张的阵地。前面曾提到，已入政府的翁文灏在向胡适提出要“中基会”注重“专门人才”的培养时，胡适却明确的予以回绝，“关于人才之教育，诚如尊论，国家教育应供给国家所需要之人才。但解释‘国家需要’，亦不宜太狭。……我以为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会一类的机关此时还应该继续注重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126]显然，胡适在他自己掌控或影响的范围内并没有执行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此外，有一些办学者或大学教育主持者仍可秉持自己原来的教育理念，比如，梅贻琦一贯认为，中国社会需要的是通才，因此，大学之“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大学所要造就的应是“周见洽闻，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127]冯友兰曾回忆清华的“通才教育”，“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在清华，实现‘通才教育’的具体措施是，着重所谓公共必修课，主要的是文学、语言的训练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的知识。”[128]这显然是与国民党“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教育方针相悖的。 不难发现，自由知识分子不但可以依靠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民党一些政策的制定，而且在与自己理念相悖的国民党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有可以自主作为的空间，并可再次纠偏补弊。时人或后人往往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近年王奇生通过考察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认为国民党的“独裁”是“弱势独裁”，所谓“弱势”是由于不能“强势”的缘故，[129]但从国民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看出也有不欲“强势”的因素。换句话说，在国民党政权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自由民主因素，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其对于社会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态度。30年代，在自由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了“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恰恰表明当时出现了这两种制度都可能实现的倾向。[130]至于国民党政权中的一些自由民主因素能否在和平中开出自由民主制度，由于民族抗战的进行和革命力量的兴起而变得无从可知。（参考文献略）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兼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91〕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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