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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海德格尔还洞察到，“历史学专题化的要点在于形成诠释学处境”。这是历史学领会比较突出的特殊性。在海德格尔看来，领会实际上就是此在向着可能性筹划自己的现实存在，“解释”就植根于领会之中。解释是先于命题、概念、逻辑的纯粹的“看”，是以“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为线索的寻视操劳。正是这个“作为”结构（Als）组建着解释，造就着被领会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并非是要认知被领会的东西，给它贴上一种知性的标签，而是要把领会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所以，解释向来奠基于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视见（Vorsicht）、先行掌握（Vorgriff）之中。后者作为解释之先行前提，整体地构造着“诠释学处境”。不消说，“诠释学处境”对于历史学的领会尤其具有特别的效用，其显著的表现就是历史学领会的“诠释学循环”。因为历史学本真的专题化向着此在最本己的生存可能性筹划“曾在此的此在”，而“曾在此的此在”一向源自于此在的“先行决心”，就此而言，历史学领会根本不是对给定东西所做的无前提的把握，而是对自身生存演历（历史性）的自我把捉自我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学领会把诠释学“处境”和“循环”迎面带给自己，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正是其存在之本真，是对此在建构自身生存实情的“写真”。相反，如果历史学领会被要求走向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纯“客观性”，则肯定罔顾了此在生存的现象实情，只能是执于知性逻辑抽象的天真或放肆。所以，历史学观念之依寓“诠释学处境”和进入“诠释学循环”，“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情本身出发清理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从而保障课题的科学性。”在此，海德格尔将历史学领会的特殊性引向深处，使历史学的生存论基础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后来的伽达默尔在认同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的高度为历史学奠基之重要贡献的同时，还提出了“效果历史原则”，令人信服地阐明：由于“时间距离”源始地存在，人们置身于“诠释学处境”中，凭借“诠释学循环”，可以消解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实现“视域融合”，因之能够保证历史学研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此，我们大概没有必要再赘论伽达默尔解读和发挥海德格尔的意义。 四、拷问现行历史学的存在论根基 既然历史学从生存论上发源于此在的历史性，那么，只有在此基础上规定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课题和方法，历史的历史学“专题化”才是可能的合法的。这样说来，难道还存在着不是如此这般的历史学？是的，海德格尔把“历史主义”指证为就是此类的历史学。海德格尔断定，历史主义以追寻某种“普遍的东西”为对象，抑或以陈列“个体性的”事件为对象，从根基上起就失误了，因为它们“使此在异化于其本真的历史性”。这真是可能的吗？ 黑格尔是历史主义谱系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其理性形而上学的体系中，黑格尔用于诠释历史的“历史理性”不外是“绝对理念”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和体现，故历史理性的首要内涵便是逻各斯主义。通常认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成就在于它蕴涵着“巨大的历史感”。这个成就的取得，直接系于黑格尔把人的“激情”、“热情”等能动品质引进历史理性，成为其中的又一个内涵。黑格尔明察到，“解释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力。”所以，黑格尔明确地把作为“观念”的逻各斯和“人类的热情”并称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 虽然逻各斯和人的激情被统一到历史理性之中，但它们不是无原则区别地“融合”。黑格尔始终坚持，逻各斯是“原则”，是“最后的目的”和“使命”，而人的激情则是“实行、实现”。黑格尔告诉我们，虽然在历史的广阔画面上，我们发现的是人的热情的表演，是人的激情的戏剧，甚或是与人的私欲膨胀而来的罪恶乃至凄惨的“屠宰场”，但这并不证明历史脱离了理性的控制，相反却是理性利用人的热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是“理性的狡计”。黑格尔竭力证明，历史领域恰恰是“理性的狡计”最充分展开的地方。就此，我们必须质询：如此这般“全知全能”的理性难道就是人本真所拥有的那种理性吗？根本不是。这是黑格尔用逻辑构造出来的理性，也就是逻各斯。于是，当黑格尔史无前例地把人的本质力量引入历史理性的时候，人的本质力量乃是被逻各斯所利用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理性因被人为地安装了一个逻辑灵魂而成为横亘在人面前的神秘力量，成为控制和役使人的活动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黑格尔自己也明确地把历史理性奉若神明，视世界历史为“上帝的实际行政”和“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使历史哲学成为证实上帝存在的“辩神论”。 由此可见，在黑格尔那里，理性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根据“思想的规律”来构造历史，所谓的历史乃是在给定时间中发展的逻辑过程，所谓的历史感乃是疏离了人的感性生存的逻辑运作，所谓的历史性乃是缺失了人的本真时间性的逻辑外化。易言之，人的感性生命被逻辑放逐了，此在生存的历史性被逻辑消解了。显然，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历史学之根蔽而不见了。毫无疑问，黑格尔所创制的以发掘普遍历史理性为旨归的历史主义，就是海德格尔所要针砭的无“根”的历史学，它在实质上造成了本真历史学的失落。 那么，以陈列“个体性的”事件为对象的历史主义又当如何呢？这里本质重要地进入我们视野的乃是狄尔泰的历史之思。 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在本质上乃是人们的生命体验，其对象实质上都来自于人的“内心”，而历史学在精神科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由于现实存在的只是“历史的个人”并无什么“普遍的主体”，所以，历史学论述的只能是具体的特殊的个体，历史学根本异于知性自然科学。但是，历史知识究竟有何根据能够独立持存呢？对此，狄尔泰做出了回答：“客观精神和个体的力量一起决定着精神世界，历史就以对这二者的理解为基础。” 狄尔泰所谓的“个体的力量”，就是指一个人的“真正的个性”，这是人的生命力之所在。在人的“生命表现”的众多形式中，狄尔泰对“体验”情有独钟，他把体验当作认识历史世界的“最终前提”。狄尔泰认为，从文献资料出发认识历史的任何做法都不能真正地把握“过去”，因为文献资料仅仅为我们在心灵中复活产生它们的那些精神活动提供着触媒。历史学家认识和理解历史事件，实际上就是对他人的生命体验的再体验。我们只有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才能呈现文献资料所蕴藏着的有关他人的生命意义，并与之对话和交谈，在自己的心中复活过去了的人们的心灵，从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中概括出一个统一的“意义世界”。这一过程就是把过去其他人的经验归并在自己的经验之中，发展和扩大着自己的个性。因此，历史知识乃是对自己对象的一种“内部经验”，历史世界始终是一个由人的精神所构造的世界，是人的生命表现。正是由于与人的生命具有同质性，因之历史知识就有着不可否认的可靠性。但是，个别人的经验及其认识是如何能够上升为一般性的历史知识呢？狄尔泰将之归结为“客观精神”的作用。 在狄尔泰的哲学话语中，客观精神就是指寓于诸种社会生活形式之中的人们的“共同的观念”、“共同的情感生活”以及“共同的理想”。对于个体而言，这些共同的东西具有两种效用：其一，它是个体能够经验到的对其行为起着限制、压迫、抵抗作用的实在的“坚硬的墙”。其二，它是能够支持个体的某种东西，个体依寓这道“墙”亦能意识到自身的“力”，亦即能够表现自身，重新发现自身。此时，这道“坚硬的墙”就成为个体生命的“客观化物”。由此论之，对我和你来说是共同东西的客观精神，便是人们理解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中介。按照狄尔泰说法，人们从幼年起就从客观精神世界中吸取营养，因而，对人来说，客观精神就是“那种具有完全的自我透明性、完全地摆脱一切异己性和一切他在性的精神形式”，也就是“历史意识”。有赖于此，个体所要理解的生命表现一般而言就不只是个别的，而是充满着一种关于共性的知识，充满着一种与内在精神的联系。在这种意义上，认识历史，与历史“流传物”打交道，实际上不过是人类生命的“自我照面”（Selbstbegegnung）。 在实证主义轻视乃至歧视历史学的时代，狄尔泰试图重建历史学的自律性，让历史学恢复自信，的确难能可贵。可是，狄尔泰的努力仍然不能令人心安，因为我们从中不仅听到了费希特的声音，而且听到了黑格尔的声音。且不说对客观精神的诉求，就是对个体力量的器重，狄尔泰不自觉地走到“本不希望得到和不想承认的思辨唯心论的近处”，最终“愈来愈紧密地依赖于黑格尔”。不言自明，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同样失落了自己的存在之“根”。 与对待历史主义迥然相异的是，海德格尔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历史观。他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交谈。”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至少标明：就其历史之思而言，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相遇了，海德格尔有资格与马克思进行交谈。由之而来的判断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还没有被“读完”，还需要继续“阅读”，现行处于“众状态”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种种说法需要予以审视，尤其当这些说法延伸到人们的“闲谈”之中就更为突出地绽露了问题的复杂和紧迫。这里出现的关乎根本的不安和要求是要呈现马克思本己的哲学境域，而毋庸置疑的是，海德格尔的解读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何故此言？ 20世纪的海德格尔相当彻底地批判了形而上学，而这项工作马克思在19世纪就已经付诸行动。不消说，马克思的努力和创制得到了海德格尔的尊敬和认同，这正是海德格尔和马克思能够相互解读的依据。基于此，我们就可以更为切近地把捉马克思历史之思的真正意义。 在马克思的思想演历中，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即宗教异化开始，继而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后者又经历了从“副本”（政治异化批判）到“原本”（劳动异化批判）的过渡，而比较集中地批判劳动异化的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的学者将这本著作誉为“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依据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对象性的活动”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马克思哲学新本体论原则的酝酿或初拟。的确，借用海德格尔的表达方式，“对象性的活动”原理乃是马克思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之关键，下面的分析将予以佐证。 《手稿》批判异化劳动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从斑驳陆离的现实劳动异化现象中剥离出劳动的对象化，明确地把“异化”和“对象化”区别开来：对象化是劳动的肯定方面，异化是劳动的否定方面；对象化是一切劳动之共性，异化是特殊状态下的劳动的个别性。由于“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所以，在扬弃劳动异化的必然性中就蕴藏着劳动对象化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肯定不是思想家的虚构，而是人的现实生存中的现象实情。据此，马克思就把“对象性的活动”指证出来：“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 我们在此能够看出，人的“对象性的活动”生成着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从而确证着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的存在物，就不会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就是“非存在物[Unwesen]”，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也就是感性存在物。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既然是受动，那就有需要；既然有需要，也就有“欲望”和“激情”。“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也就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可见，人的“对象性的活动”不是外在力量发动的。这说明，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活动”，使对象被人使用上手，人就创生了自身。人的生命的所有感性存在莫不如此。“人”正是在人的“对象性的活动”中与人“照面”并被带给人自身的。 看来，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人是注定要沉沦于“对象性的活动”的。或曰，“对象性的活动”乃是人的生存“天命”。如此说来，海德格尔能够与马克思“交谈”实属必然。可以说，虽然“对象性的活动”原理在表达形式上带有较浓的费尔巴哈的“类”或“类本质”的理论痕迹，它之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本体论基础）还没有被马克思所自觉，但是，这一原理的提出及其论证，标志着马克思开始超越近代“世界本身原理”亦即理智形而上学，着手建构自己的叙事话语和哲学立场，为当代阐明“新原理”。就此而论，“对象性的活动”原理是马克思从根基上发动哲学革命之枢轴。在这种情况下，这场革命理所当然地要求哲学关注人的现实感性生存，面向人的存在。毋庸置疑，马克思踏上了与近代知识论哲学路向根本区别的、毋宁说是这一路向之“真理”的“生存论”哲学境域。基于这一崭新的哲学境域，马克思历史之思的存在论基础就清晰可见。在此，我们仅以马克思自己的一段论述来略作分析。 马克思说：“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历史是专属人的过程，这是我们从这段论述中所获得的最直接的启示。虽然“一切自然物”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但它们的“产生”都是被创造，亦即按照一个固定模式的被设定被复制，一如动植物的子代特征在其亲代那里就已经被决定了的，故马克思就认为“一窝蜜蜂实际上就是一只蜜蜂”。这种周而复始的“产生”没有生存筹划,也缺失“时间性”，因而是与历史绝缘的。相反，人的“产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则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感性活动，是人之为人的生存筹划活动，历史就是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源始基础的人的感性存在。就是说，筹划自己的生存，时时刻刻都要不断地审视和拷问自身的生存状况，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和本真。如是，则人对于自身的自我生成活动即历史是有所领悟的，毋宁说人的自我生成就在人的自我领悟中发生，依靠人的自我领悟得以巩固，但又不可避免地被这一自我领悟掩盖起来。由于自我领悟就是人的自我生成的观念表达，因此，人的自我生成即历史还包含着扬弃被观念化表达的自我生成之过程。 既然历史就是人的自我生成的活动，那么，作为人的生存之倚靠的自然就必须在此基础上合乎本真地理解为“自然界成为人”的过程。在这里，海德格尔的提示有着本质的重要性。他说，自然是“作为村园、居住区和垦殖区，作为战场和祭场而有历史”。自然之进入历史的真义由此亦可略见一斑。正因为自然界是如此这般地与人的现实感性生存活动相勾联，所以，马克思就把这种自然界称之为“人本学的”自然界，也就是另一个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在此意义上，历史就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这些简要的分析已经彰显了马克思“历史学”的生存论的存在论根基。基于此，马克思才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旨在终结和超越一切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当代重建树立了一座路标。因此马克思不仅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且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就此言之，海德格尔的洞察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吸收。 （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14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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