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之后，西方历史哲学的演变出现了根本的转向。先后问世的“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致力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的地盘，使诸如历史思维、历史认识、历史知识等问题提升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话语。然而，全部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拷问和呈现这些研究的合法性。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专属于人”的观点，那么，任何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都只能被合理地理解是人为了并通过自身的现实生存活动而对自身曾经的生存状态的自我领悟。换言之，人的现实感性生活才是一切历史理论的本真之根，因之关于历史的一切知识都是这一本真所衍生的现象。就此而论，先行阐明历史学的存在根基，对于历史知识的研究具有不可辩驳的优先性。于是，海德格尔的历史之思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在针对理智形而上学热中于范畴体系的哲学革命中，海德格尔匠心独运地追问历史学何以可能,深入到历史学之基本本体论的致思之中。然而，海德格尔的这种思考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毋宁说在盛行的迷信概念和逻辑的哲学天真中被掩盖和遮蔽起来，后者无疑阻断着我们进入历史学堂奥之路。从此出发，本文旨在标明，只是海德格尔才把历史学合法性的证明当作历史学本己的任务，并明确地予以阐发出来，从而把海德格尔的洞见据为己有乃是当代人的责任。
　　
　　一、本真的历史学究竟为何
　　
　　黑格尔创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之正统，但这种放逐人的感性生命的历史哲学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实证主义开启了批判黑格尔正统之先河。实证主义乐观地消解了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异质性，主张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构造“真正的历史”。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研究要经过两个相继阶段，即“确定事实”和“构成规律”，这同时也就是历史研究的“实证主义纲领”。在这种历史观的诱导下，历史学家们一时满腔热情地投身于这一纲领的第一步实行之中。结果，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精确且批判地考订证据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这是由于编纂大量精心筛选的材料而使得历史学丰富了起来的时代”，当时比较盛行的“如实直书”的史学实践正是实证主义影响的表征。
　　
　　就在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甚嚣尘上之时，尼采疾呼：这样的历史对于人生是利还是弊？尼采的当头棒喝正是时候。且不说当时的历史学家无法在“确定事实”和“构成规律”两个阶段之间建立必要的勾联，单就“确定事实”而论，由于任何一项历史事实都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是在人的知觉中直接确定的，相反却必须就其合法性进行严格的追问和审视，所以，实证主义纲领的真正实行，某种“超验原则”的诉求是回避不了的。实证主义的自相矛盾在此立即见出。究其原因，乃在于实证主义未能领悟和达到历史学之存在论基础，纯全按照主观臆测设定历史学的存在。于是，实证主义对黑格尔的批判，不但没有瓦解其哲学原则，反而却分有其理论预设，自觉不自觉地皈依和信奉抽象思辨的力量。既然实证主义的历史学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存在论基础上殊途同归，因之此类历史学受到尼采的批判乃在情理之中。
　　
　　尼采在新的哲学地平上展现了历史研究的最为基本的趋向——历史研究之于人生必定是其生命之所在，只是在历史服务人生的范围内，我们才需要它。“为了生活和行为”，为了“服务人生”，这是历史学最为基本的使命。假如历史研究导致人的现实生活“凋萎”甚至“变质”，如此这般的历史学必须坚决地予以摈弃。针对历史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尼采指出，“历史被认作纯粹的科学，成为至上的，也许对于人类是一种人生的终结与清算”，“服务于人生”的历史“要永久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例如像数学那样的纯粹科学”。
　　
　　针对当时的实际状况，尼采区分了三种历史学，由此昭示三种对待历史的态度。
　　
　　其一，“纪念的”（Monumentalisch）历史学。这种历史学聚焦于牺牲“原因”的“效果”，丢失了过去中的大部分东西。如果此类历史学在其本己所属的“行动者和努力奋斗者”支配和运用之下尚且危害重重，那么就更不难想象对于那些无力者和无能者它能产生何种性质的作用了。其二，“好古的”（Antiquarisch）历史学。这种历史学具有一个非常局限的视界，属于“保存者和尊敬者”。它把凡是能触及到的过去都无一例外地视为重要，拒斥不以敬畏之情对待过去的“新的”和“演变着的”事物，止于对一切曾经存在过的事物的“盲目的搜集热与不休止的聚集狂”。其三，“批判的”（Kritisch）历史学。这种历史学最极端的形式是“裁判与毁灭过去”，故而乃是历史虚无主义。
　　
　　尼采认为，这三种历史学各自只是在适宜的范围和场合才是正当的。换言之，它们没有了自己的适用条件将弊大于利，对于人生都是“敌对的”、“危险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历史根本不能“服务于人生”。他极力呼吁：“人最重要是学习生活，而且只在为学到的生活服务中应用历史。”
　　
　　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已经认识到了本质的东西”，而且“说得明确一义，入木三分”。不过，海德格尔同时也明察，尼采仅仅暴露了问题，没有展示问题之根由。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所谓的三种历史学实际上指证着历史学的“三重性”，而三者能够统一之根据乃在于“此在的历史性”。海德格尔用“此在”指称人这样的存在者，肯定正是此在“本真的历史性”，使我们领会到本真的历史学必须是这三种可能性的实际而具体的统一。换言之，如果历史学不能实现这三者的统一，那么，这种历史学就必定疏离了此在本真的历史性，未及历史之真谛。如果历史学造成此在异化于其本真的历史性，那么，繁荣的历史学也只是流于形式，终将陷入困境。如此这般与此在本真的历史性没有了牵挂的历史学，它能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不要这种历史学，本真的历史性以及历史难道就不存在吗？相反的情况倒是千真万确。海德格尔道出了真知烁见：“本真的历史性不一定需要历史学。无历史学的时代本身并非也就是无历史的。”海德格尔富有远见地阐明本真历史学的存在论根据，把尼采提出的问题引向其”源始扎根处”。
　　
　　二、此在本真的历史性如何可能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只有首先以此在为基础，历史才有可能。而且，此在本身的演历（geschehen）恰恰构成了历史（Geschichte）的真实内容。这里立即出现了如何把捉此在历史性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历史性乃是此在生存演历过程中的自我建构，它发生在被人们称为历史的那个东西之前，此在之存在就是被其历史性所规定的。海德格尔对“操心”结构的透析实际上把这一问题展示出来。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在世就处于操心之中。操心亦即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是人不得不为之的对自身生存的感性筹划，它涵纳着三个结构环节。此在总是能够超越自身，向着最本己的“能在”筹划自身之存在。就是说，此在包含有“先行决心”于自身中。这是此在之“先行于自身的存在”，此一自身筹划乃是此在“生存论建构”的本质特性。这个环节关乎着操心的整体建构。何以见得？先行于自身并不是此在与其当下存在毫无关联的孤零零的趋向，它就是此在“在已经在世的存在中”的先行于自身。此在只有如其一向曾是地那样存在，它才能从“将来”来到自己本身。这是此在存在的“实际性”。而且，此在的实际生存总要与周围上手之物“照面”并打交道，消散在自己操劳的世界中。这是此在存在的“沉沦状态”。所以，“在先行于自身已经在世的存在中，本质上就一同包括有沉沦地寓于所操劳的世内上手事物的存在。”至此，此在为生存而筹划的操心结构就比较清晰：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一世界之中的－作为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此在的存在意义就在这一生存的现实筹划中展露出来：此在不是一个飘浮无据的他物，一个与本己无关的外在于自身的现成东西，而是自己把自己创生出来且能够领会自身存在的存在物。
　　
　　海德格尔立即追问：什么东西能够使操心结构分环勾连？答曰：操心结构的源始统一在于时间性。时间性就是此在生存中把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统一起来的本真现象，它乃是操心得以可能的本真源始的条件。此在的“生存论建构”、“实际性”与“沉沦”只是在时间性中才得以通达，才能够统一起来，并以这种源始的方式组建着操心的整体性。此在只有被规定为时间性，它的已经蕴涵于先行决心中的本真的“整体能在”才成为可能，亦即能够绽露操心的生存结构环节。不过，这里不是指“流俗的”时间概念如“将来”、“现在”、“过去”。流俗的时间是源自非本真的时间性的“衍生”现象。依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流俗的时间之用于解释此在的操心筹划，立马在两个方面与本真源始的时间性分道扬镳。其一，此在成了一一相继呈现于眼前的井然有序的“现成之物”，它所固有的自我创生之品性顷刻之间化为虚无。其二，此在既是一个现成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也缺失动力把自己展露出来，不展露亦即无筹划，此在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就是说，本真的时间性根本不是随着过去、现在、将来的流俗时间之“流”而积累拼凑起来的，而是将来、曾在、当前等“绽出”样式的同等“到时”。当然，在诸种样式中，将来居于“优先”地位。时间性之于此在的操心筹划，首要的意义在于“将来”。“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是从本真的将来到时的，其情况是：源始的时间性曾在将来而最先唤醒当前。”由于将来总是一个有终结的存在，故将来的优先地位还意味着此在生存的有终性。这表现为，此在的“被抛入死”正是其本真地整体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向度，此在就是在“生死之间”的整体能在中操心着自己的生命联系。既然死是此在实际生存着的本真的有终结的存在，那么，本真的将来就是有终的将来。生存的有终性更是把先行决心之意义彰显出来，也更为深刻地展示了此在操心的自我伸展自我把捉。由上可见，此在操心的整体性建构是在时间性中获得了可能的根据。所以，对此在操心之生存筹划的领悟只能在时间性中才会得到合法的视野，“此在的意义是时间性”。
　　
　　既然此在的存在在时间性中才有其意义，而此在对自身生存的操心呈现为自我创生的演历结构，所以，此在“并非因为‘处在历史中’而是‘时间性的’，相反，只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历史性地生存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就是说，此在生存在世必须面对着诸如死、罪责、良知、自由、有终性等生存状态。这些生存状态一起参与到此在组建生存的操心之中，成为此在生存挥之不去的条件，由此亦标明操心是此在基于时间性的生存“命运”。此命运对于此在是如此之不可移易，以至于此在在追赶自身生存的“天命”中构成了完整的本真演历，故此在在其生存的“根据处”就表现为历史性，此在本真的历史性因之成为可能。至此，历史性之来历就被昭示出来，历史就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发生在时间性中的演历。海德格尔使我们明白，此在的历史性不是思想家通过逻辑、概念、反思做出来的，历史性源出于此在在世的时间性，而时间性又是此在在世整体能在之不可或缺的基础，故历史性就是此在在世之本真，此在向来就是作为历史性的此在而生存。也就是说，“我们越是具体、合乎人性地把握了人的存在的时间性的根基，就越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存在本身是彻头彻尾的历史性的。”
　　
　　三、自律的“历史学”如何可能
　　
　　“如果说此在的存在原则上具有历史性，那么显然每一实际科学都与这种演历分不开。不过，历史学此外还以特有的突出的方式把此在的历史性设为前提。”这里毋庸置疑的提示有两点：其一，历史学乃至一切科学都以“此在的历史性”为自身存在的源头。其二，历史学是以“特有的突出的方式”将这一源头当作自己存在的前提。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从海德格尔对“历史”的论说开始。
　　
　　在海德格尔看来，对历史的流俗领会，虽然众说纷纭，但都无一例外地将之与“过去”相勾联。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有着值得深究的缘由。海德格尔通过剖析保存在博物馆里的古董如家具什物，来标识“过去”何以对于历史具有如此这般的显著地位。
　　
　　一般而论，人们总是把摆在博物馆里的家具看成是历史的，因为这种家具显然是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中获得了自己的本己存在。然而，一个似乎与之相抵牾的外相则是：此物当前仍然现成地被放在博物馆里。海德格尔立马予以追问：既然这种家具还不曾过去，那它在何种意义上能被称为历史呢？很明显，在这一当前仍现成存在的家具之中，必定有一种过去曾存在而现在不再存在的“东西”，家具之成为历史纯全与之有关。或者说，过去了的乃是这种东西。海德格尔明确地把这种东西指认是家具曾在其内来照面的世界。在他看来，家具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作为此在的上手之物而被使用才获得了自身的存在。没有这个世界，也就没有家具的本真存在。家具虽然还能以有形的形式遗留到当前，但是，关乎其存在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再存在了，因之它就被人们当作曾经使用之物而储存在博物馆中。可见，具有历史性质的乃是导致家具成为其自身的那个世界，并不是家具本身。然而，世界特别地属于此在的，“生存着的此在作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实际存在着，而世界只有以这种生存着的此在的方式存在。”因而，成为“过去”而具有历史性质的世界必定奠基于此在的“过去”。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此在的“过去”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消逝，而是此在生存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曾在此”。至此，我们能够明白，历史的本质重心既不在过去之事中，也不在今天以及今天与过去之事的联系中，而在此在生存的本真演历中。历史仅仅是此在生存历史性的一种存在论规定性，其存在之根由只能到此在生存的根据处即历史性中去寻找。
　　
　　现在的问题则是：如果历史学把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历史又植根于此在的历史性，那么，只有从此在的历史性出发规定历史学的“观念”，才能得以通达历史学的对象，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由之而来的判断便是：只是在此基础上开展历史学，历史学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并且是合法的。基于此，海德格尔进一步深入到历史学的存在论基础之中，把历史学的存在论问题作为生存论问题崭露出来。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一切科学都是通过“专题化”（Thematisierung）来组建自己。这里的专题化特别地属于生存论的存在论视野。就是说，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科学的存在都源于此在在世的需要，从而也就是此在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此在总是“沉迷”于操劳在世，但在筹划生存的某一时刻出现操劳活动的中断也是常有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寻视”操劳必定要成为此在当下予以投入的事情。于是，此在便对导致自己生存筹划出现“滞留”的东西（“存在者”）产生了“知觉”，进而对之“谈论”、“解释”等等，实现了从“寻视操劳”到“理论揭示”转变。经过如此这般的专题化研究，此在便使延宕自己的“存在者”己照面，将之“开放”成为“可询问的”和“可规定的”。在此基础上，此在就有所领会地筹划自己生存的“能在存在”。可见，科学发源于此在生存的演历亦即此在的历史性，这是科学至为本真的存在论源头。科学的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现象实情毫无例外地适用于历史学。既然如此，接下来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历史学专题化研究是如何领悟此在生存历史性的？这种领悟的特殊性若何？
　　
　　我们已经明白，此在的存在就是操心，此在源始地由操心组建起来，故此在总是着眼于自己的能在领会自己，下了决心使自己成为所能是的东西。这不仅说明了是此在自己决定自己自己造就自己，而更为重要的则标明此在命运使然地在“承传”自身的决心中生存着。“这种回到自身的、承传自身的决心就变成一种流传下来的生存可能性的重演[Wiederholung]”，“亦即回到曾在此的此在的种种可能性中去”。当然，此在重演一种曾在的可能性，并不是为了再度实现这种可能性而重返“过去”之事，而是为了与曾在此的生存可能性进行“对话”和“交谈”，由此更为本真地绽露此在的先行决心，建构和开展自身的能在。这正是此在本真演历亦即此在历史性的应有之义。虽然“将来”对于此在的存在具有优先的意义，但它毕竟是此在整体能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存在的必然性在此在承传和重演自己的“曾在状态”中获得了一目了然的对照。可见，揭示和领会“曾在此的此在”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性。海德格尔立即把这种重要性与历史学的“自律性”联系起来，将之指认为关乎着历史学存在的枢机。海德格尔指出，“此在并非借重演才变为有历史性的，而是因为此在作为有时间性的此在就是有历史性的，所以它才能以重演的方式在其历史性中把自己承担过来。为做到这一点还不需要有任何历史学。”所以，此在本真历史性奠定了历史学的生存论基础，而历史学也正是通过承传和重演曾在此的此在这种专题化方式来确证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就是说，如果此在对自身本真的历史性讳莫如深，此在就根本不可能对历史进行历史学的追问与历史学的揭示。设若有可能，那这种历史学肯定不是此在在世所需要的，毋宁说是一种祸害。就此而论，历史学是此在对于自身生存历史性所蕴涵的一种规定性——“曾在”——的自我领会，历史学的中心课题向来是曾在此的生存可能性，历史学借此而获得了自己生存的“自律性”，并时刻依寓之而成长。这是历史学通过专题化组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