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颇有成绩。大势所趋，学术似乎是集体化与世界化。东西人士的才智没有优劣之殊，然若干专门研究，我们还是愧不如人，这是事实，然而正是正在过去的事实。
　　
　　姑举一事为例：我们知道自有历史以后，人类存留了两部最伟大的史诗，在西方流传了三千年。欧洲近代语文多有译本，华文则无。这是一崇高亦又渊深的文化源泉，我们也忽略了，我们从何深透西洋学术思想的背景呢？通常我们钦重西方学术的发展，多只知道现在的成果，而起羡慕，很少注及其产生此果之由来。若稍究其由来，则不但是各各的历史，亦且其整个精神思想之背景宜加探讨。我们期望有一日精工出版一套希腊丛书，中收各种哲学文学等名著的译本。其第一、二部当然是荷马这两大杰作，《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了。
　　
　　许多世界名著尚没有中文译本，也许将来渐渐会有译本出现的。希腊神话，早已有绍介；哲学，亦有过一些研究、著述。但至今希腊古典，没有在文化界得到适当的处理。因此没有得到正确的估价，加以应有的推重，大是憾事。现状还是学术风气不甚开通。我们约略知道巴勒斯坦这一文化源流，大有造于西方文化，玛修安诺德称之为“希伯莱主义”，没有那，则西洋决不能成就许多伟大事业，随处可以见到的。但我们时常忽略了这希腊文化主流，没有它，则西方世界决不会存在，现代的一切工业、技术、商业、科学的西方世界决不会存在。那么，其重要可想了。而且，甚至还有人假定——在推理上自然有应当容纳的假定——设若世纪初的罗马对基督教的反对更彻底，一切基督教信仰早已断根。则当时希腊文化渐渐陶镌了外邦，其斯多葛学说必支配了统治者，共和政体必已代替了罗马大帝国，奴隶制亦必早已废除。则欧洲在九世纪中必已进步到十九世纪的境况或更前了（此说见SirR.W.Livingstone讲录）。其然，岂其然？
　　
　　历史的发展未尝如此，基督教的兴起也不是偶然，有其必然之理，学人自可讨论。新旧之兴替随时代之推迁，那结果使人感觉苍茫得很。雅典哲人讲学的檐廊，早已化为尘土，雕花石柱头和柱础，以及出土的一些破缺大理石像，于今散在各处博物院里，竖琴歌声早消歇了，在哲学方面，至少到公元后四世纪，希腊人已完全退出世界剧场。不妨假定那整个文化起始自公元前一千年。譬之于一日，曙光微启，渐次黎明，哲人讲学时代，渐近于日丽中天，光明盛大不过三百多年。残阳之美见于新柏拉图学派之兴起，以后呢？渐渐沦入黑夜了。
　　
　　这是西方文化的昨日，其光华发越，如何可为后世忽略，遽尔遗忘？我们是神明华胄，所处远在天之一方，未曾参加其文化工事。中国的蚕丝输入古罗马，有一位暴君赫里阿加巴鲁斯（卒于公元后二二二年）最初着一件丝织袍，起初是一两黄金换一两丝织品，后来输往渐多，价低了，做成了元老之流的华服。那只算是物质上的一点交易，不算怎样是文化接触，双方古典皆只有稀微的纪录，彼此略有传闻，中间隔了文化较低的若干民族。造纸、雕版从中国输入，则是中世纪之事。事实上古希腊罗马人决不知道我们，我们的祖先也不知道他们。穆天子之八骏西游纵使不是完全荒诞之故事，则所遇之“西王母”也许是中央亚细亚某部落的女王，决未尝是游到欧洲何处。荷马史诗中记载Tityus尸横九亩，与春秋时叔孙得臣射杀的长狄，其大相同，但后者是历史，前者乃神话，时代相距亦远，其间难说有何关系。那么我们看西方，自然不及西方人看自己之亲切、深透，然正因为有距离，时间的和空间的，两个决不可少之“缘”，使我们见物，又或可见其全。
　　
　　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个普通问题：即古不可复。古，无由复，不能复，亦不应当复，人类须是生活在现在而望着将来。但刻刻进步或说转变，现在旋即成为过去，三时一贯，了无间歇。罗马人造扬鲁斯神像，一面正对过去，向后，一面正向未来，向前。我们不正望过去，则无由确立现在，因为将来不可知。不正望将来，则现在已成断灭更无由立。凡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原则是表之于此一象征。无论从东西方我们摄得其文化菁华，正有以供现代与将来的发展。夸张点说，我们是在创造将来，即算模仿过去。但谁也不能在现代创造过去。重生是新生，新生是旧的死掉了，文艺复兴即是重生，复兴是新者兴而旧的废掉了。例如十三、十四世纪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现在回看是新起一创局，它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如此悠远，未尝入于我们之所知。正是这，有待于求知，有待于我们加以研究和采择了。大概无论物质真理或精神真理，总不会有国家或民族或古今之分别。古代希腊的这一大宗学术文化是不是已经消灭了呢？没有，凡其中摄持了“真理”之处，至今保存了下来，依然鲜健，活泼，分明，因为真理是万古常新。
　　
　　我们姑舍种种学术如高深哲理不论，只举两件极平常的事为例，通常为人所忽略了的，以为卑卑不足道，而实在古代是颇重要的，一，是素食。我国人从来不重素食，除了佛法中人吃斋。但这正是古希腊哲人所重的。从毕达哥拉斯起，便已主张素食，并且豆类亦所不食，禁止杀生；杀牲畜以祀神，正是所反对的了。此一说从那时代起（假定毕达哥拉斯卒于公元前四百九十七年），直到悌峨夫拉斯妥斯（Theophrastus）——公元三世纪时人，逍遥学派之一位后劲——仍然在提倡，与当时坡斐理乌斯（porphyrius）诸哲人同，然则盛行了八百多年。（中国古代赵简子的道理是：“杀马而食人，不亦仁乎？”可见纯以人为宇宙中心，但亦非滥杀牲畜，以供饕餮。）倘若所谓“素食主义”这事中间只是虚伪，没有真理或不是某些真理的表征呢，则经不起东西方人几千年的实验，早已废掉了。现代青年吃西菜只遇到肉食，若不略知古代，便会发生误解，以为西方从不吃素。另一事是重生转世之说，中国历史上有些零星的记述，“三生石”是唐人说荟中有过的，佛法中至今仍有许多人相信。这一说，在公元五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基督教大会公布“禁令”（亦译“毁灭律”），认为邪说，异端，其起源已不可考，最古亦可考到毕达哥拉斯，他历数他生前许多生世，某生为某人，早参加过特洛亚的战争，那是公元前一千一百八十四年前的事了（距第一次奥林匹亚的竞赛还早四百０八年）。可见此一说直至被基督教会禁止。至少在西方也流传了一千年。只是近代西人，方信人死后什么也没有。我们看历史，知道毕达哥拉斯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教主似的人物，虽然关于他的传说有许多不可信。我们所熟知的，只是他的一著名算学公式a²+b²=c²。特洛亚的战争，古史上也实有其事，虽然有些历史家持异说。以此两事为例，还有许多事后下可说，我们知道古代西方这一文化世界，多么优美，崇高，可爱，有其不可磨灭之由，再视基督教的十字架，要在希腊罗马的神坛之浓密薰香中建立起来，是经过多少奋斗，费过多少信士之心血了。
　　
　　若干年前，偶尔读到美国林柏的一篇文字，林柏是第一次飞过大西洋的英雄，那是对时代有感言，其间说到倘求精神与思想之发展，当回溯希腊。（大意如此，原文是在某杂志发表的。）笔者当时未甚以为然，以为何不求之古中华或古印度？后来时复深思，乃愈觉林柏之言为然。那文化中之所涵藏，实在有丰多的实质的精神之美富，大足以启发当代，昭示后人。东方的眼光总是向内看，求之中国尚可内外交修，求之印度纯为内转。希腊的眼光不专向内看亦向外看，无论看到万物之本源为水，为火，为原子，总归有外向的智术的发展，造就了现代的文明。纵使于今科学化的世界有其缺点，我们决不能谓科学的发达便应止于这可悲的二十世纪。大致这么向外做到极处，到某一点，内外可以合并，那时可希望超人道的大升华。在欧美这虽是回溯，仍是一贯承流；在我们则这好似外加；但我们从来善于采取他长，同化外物。总之，此后我们不继续接受西方文化则已，若仍有任何采纳，则回溯到希腊源头，是第一要义。这里，正可建造东西方文化之桥梁。
　　
　　二
　　
　　在知识上，“同一知”是最上最胜，但这境界非凡夫可易到。那么，不奢望“同一知”而期于“同情知”，不算太苛求了。严格分论，知与情为两物不诬，但到了某一境界情与知可以合一，然这境界还是太高，则作“推理知”，更没有不可以的了。作学术研究，最忌知为情所蔽，为情所蔽则眼光不能正确而有偏，然虽为推理，倘不寄以相当的同情，则仍难圆满、周遍。最平凡为“识感知”，最不可靠，又绝不可弃。总归，处理古典，多宜设自处地参会一下事理，而寄与以相当的同情，方可比较明白。换言之，态度要平恕。
　　
　　姑且说一实有其事的笑话：古雅典人丁蒙，绰号“妄人”，有一幽静的花园，中有一大无花果树。偶尔有一轻生短见的人，黑夜里在那树上自缢死了。后来又发生同一事件，在那树上又有一自缢而死的人。不得已，他将那棵树伐掉了。但在伐倒之先，他跑到市场上大声宣布：他家的园子里那棵无花果树快要伐掉了，还有愿意自杀的人呢，要赶快去哪！
　　
　　这真是人生的大讽刺，一贯的希腊悲剧精神。平情据理以推，不能说这人是疯子便完了。他不是故意和市民开玩笑，他是愤激，而这愤激出于对死者的悲悼之怀。他无可奈何，只在这嘲讽的形式中，直叫出人生之悲苦，使当时听者，哭不得笑不得。这也许是这一微小故事流传下来的原由。若徒然斥之为魔鬼似的讥讽，是疯话，那么，去正确了解又甚远了——虽然，此人也不免有推理之误。误在以过去之偶然为将来之必然，以非常为常，颇昧于亚里士多德之逻辑了。嘲骂群众固不应该，其罪过亦只是愤激而已。
　　
　　通常讲“复古”的人也不免犯这种错误，即古人所谓“守株等兔”。事实上是我们于古代极难得明确的正见正解。不但论希腊古典，即于一般古人，我们总以为不及现代人高明。这是当然的，现代普通知识比古代进步，水准提高了，但以为古人不比我们聪明，对于若干自然现象还未能解释，对于精神事物充满了迷信，则颇错误了。无论我们的物质技术（不必然是科学）于今多么进步，人类踏上了月球，或如何可以建立太空站，我们的普通智慧并没有甚异于古人，倘若精神事物的知识古人是未开化呢，则我们所知的也不较多。尤其是，现代文明的生活极少余闲，古人生活余闲较多，有机会静观，默想，参照，领会。以为他们生活于一愚昧之大混沌里，便错误了。希腊古神坛当然是林林总总，许多事近于荒怪不可究诘。在这中间稍清出一点头绪来，或者，稍确定一些价值，乃这些文字的目的。但我们要除去这一成见。古人，无论东西方，纵不比我们现代人聪明，也决不比现代人愚蠢。许多圣人，贤人，哲士，诗人，先知，辩士之流，足以证明是如此。
　　
　　通常我们总以为原始民族许多野蛮风俗，存留在上古，佐证是于今地球上还有些榛未凿的地带。但是，我想，只从有史以前与有史以后划界，那差别大到可惊了。有史以前若干世纪我们不知，看威尔斯著《世界史纲》，那时间的比喻是很恰当的。平心论之，爱琴海这几个岛或半岛居民的部落建成的文化，其优秀实居上古欧亚非三洲各一部分领导地位。七贤之一的梭伦，或其前的雅典立法者达拉科，皆公元前七世纪人物，那种重法治和重人事的精神，从何处可寻出一点初民野蛮之痕迹？达拉科立法，懒惰之罪严惩，游惰之民甚至可处死刑，何尝不是有思想有卓识的政治家？姑定荷马生于公元前九百零七年，那文学又岂能是低等文化之产品？同时或稍后的赫西阿德的诗才理思，又与荷马的有多少分别？将谓那些神话是原始信仰的遗余，野蛮民俗的表现，以其时代文化水准较量，似乎不确实了。
　　
　　古代有迷信风俗不足以证明古人之未开化，亦如现代有迷信不足以证明现代之不文明。信鬼而好祀倒不是古希腊人，而是古代繁荣之罗马人。在罗马是山，林，果园，道路，河流，无不有神；人事则有吉神，凶神，睡神，梦神，并闲暇亦有神，沉默亦有神，而且偷盗诈伪亦有神可祀。可见这多神信仰，有多于古之希腊了。
　　
　　这些事，有夫力德兰德（Friedlander）的罗马风俗史可稽，将来有人也易作研究，然则这些是野蛮民俗从上古的遗留呢，还是文化发展以后之产品？而且，是助成了文化的发展呢，抑是阻滞了文化发展？助成了在哪些方面？到什么地步？阻滞了又在哪些方面，到什么地步？皆当平心观察了。精神方面的事，若细加察看，决不是通常想象的那么愚蠢。
　　
　　虽然如此，说希腊神话中便没有愚蠢，由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一切皆是智慧，一切皆可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一切皆可解决生命上的问题，则又大谬不然。这非但我们今人，即古希腊人自己，对他们传统的神坛，也不免要回过头去。宙斯是统治万有的天主，为了畏惧自己的统治权被推翻，便吞掉自己所生的婴孩，而藏过了的婴孩长大了呢，又向他的父亲报复了；天神被踢下天界，因为父亲宙斯用金锁链缚住他的母亲时，他要去解放她……。
　　
　　这些事，在柏拉图已大谓不然了，那中间的缺陷和弱点，使那么一位哲人不得不另作精神寻求，倘若不能从传统天神中得到满足，又从何处寻求呢？反求诸己而已矣——“认识你自己”，阿菲神坛的千古名言——如是，希腊的道德、宗教，已觉未能建立在古神坛上，然则开辟出一新神道观在“人”身上了，要穷人与心灵与肉体之中所有所无，人之自由和幸福等等。于是，希腊的人文主义开始了。
　　
　　一转而至于哲学，希腊文化便开出了异常美丽的花，这是至今在东西方所钦羡的，毋庸深说了。有一事大致可以说，即无论他们那一派哲学，最后总也归到精神，没有任何重要的一派不是有神论的。对于自然界作了许多推测，后世科学证明其或中或不中，但徒有物质而无精神，没有任何学派作此假定。同时一贯多神信仰的主流仍在蔓衍，流到罗马、小亚细亚、非洲，直到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统治了西方。纵使如此，断断续续，许多信仰仍在民间流衍，废不掉，禁不绝，而又不可究诘，成了中世纪的神秘主义。那中间当然不止有古希腊的渊源，也还有巴勒斯坦、非洲、北欧本土的传授，但在基督教会的压迫之下，从来不公开，有特殊人物出现了，便不免焚身之祸，要被放在柴堆上烧死了。其间仍不免有些秘密会社存在，一鳞半爪，偶尔出现有一些象征。那支配社会动摇人心之力，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影响，有待考据了，冰山在水面漂浮，海水下面那一部分便很少推测到。人类也许有一部分天性是好秘密的，密教的势力从来比显教大，倘这话不错呢，或许那势力不小。
　　
　　由学或思智所建立的人生观或宇宙观，哲智之士当然是比较可以满意，至少在高尚伦理之域中为然。而且，多少不明不白的事，何尝不一概包之于宗教以内。我们说，既无理性，又无组织，一皆出乎寻常知识范围以外，而又荒诞无稽，有什么可供研究的价值！但困难问题是，许多（不是一切）荒诞无稽之事，超出了寻常知识范围以外，我们便无从断定其有组织，无组织，或别一组织，或有别一理性，或无理性，或超理性，除了我们用了另一知识工具。而且，有时竟是向知识挑战，一村夫，一愚人，似乎已懂到多少知识分子所懂不到的事，他可有证明推翻许多科学根据。摩西领犹太民族出埃及，其时埃及的术士投杖在地便化为蛇，摩西作同样的事，投杖在地也可以化为蛇，这请谁研究过生物学或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学者去解释清楚？历史上这些纪录保存下来了，可以牒出，搜集，分汇，编次，还在上面作推测，或许归纳出一两个通则，但理智上得不到一结论，我们便一概否定其真实性。
　　
　　希腊哲学的发展未曾除去那多神信仰，那么一位无事不穷究的哲人如苏格拉底，劝弟子之事不听，便教他去取决于“神示”。我们现代输入了一大部唯物论，势欲推翻一切不但古之信仰亦并古之哲学，这在态度上至少是欠博大了，未能包括无遗以成就我们的学术之大。同时以治哲学思想的态度处理神话固然不合——这不是说其中没有高深哲理存在，有之，且甚多，但这不徒是思智之事，是信心之事。信心，便不能凭理智一概而论了；徒以看小说故事的态度处理之亦欠公允。史诗的内容不是不丰富，对要研究古地理的人，那些海岛，崖岸，河流，山谷，等等，还可有指寻；其文学技巧不是不高明，故事不是不美丽，然专于文学上述之，又往往忽略了其他方面。那些神话中的主角，这位或那位天神，我们未尝严肃思之，以为大抵是诗人想象的创作，供人歌咏，因而流传了。但从来未完全是那样；与其说这是诗人之想象，不如说见士之会真。信与不信，各从所是，总归那些神是古希腊的有血有肉的神，那些事，对他们也是亲亲切切的事，有如我们今兹研究一古庙宇的基址，或者一些柱头，我们只从审美眼光看，作艺术上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审辨作风之殊异及其源流变化之不同，我们容易忽略了那是古人严肃敬拜的殿坛，原建筑为神灵之所居，以降，以安，以妥，而赐福……，不是专为美术而建筑的，虽未尝不讲究美，然那是第二义。后世呢，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们只好以其第二义为第一义着重了，其第一义我们不寻，也不安立。我们“买椟还珠”。我们取了古希腊的残砖断石，能补缀为完整建筑，正如古法式，考证可以精确不诬，但不是使人往其间礼神，而是作为博物院了。
　　
　　这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知识主义的或主知论的结果；西欧十五世纪以后大举搜求希腊古典，知道了古之植物学，生物学，医药学等，算是一度复兴；十九世纪又再度复兴。达到的呢，至多是柏拉图的和各个学派的上帝了。有人以为奥林比亚诸神可与旧约第七书士师记或民长记里的耶和华相比。总归纵使令人相信独一上帝之教呢，亦无由否认其精神显示之多方，无由证明其对古人不是一一皆精神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