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中国经学史上，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本文原义、作者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朱熹经典诠释
　　
　　作者：潘德荣，1951年生，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近年来，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中国诠释学的构建问题。有论者认为，中国特色的诠释学就是训诂学。在我看来，这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在于忽略了诠释与诠释学的区别。训诂乃是对文字本文的具体解释，在严格的意义上，甚至很难称为训诂学。在西方，中世纪注释经典的方法已是一个相当完备的体系，即便如此，这种解释体系也只被称为注经学（l'exegese），而不是诠释学（Hermeneutik）。现代西方哲学中使用的Hermeneutik或Hermeneutics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研究理解与解释的一般方法及其本体论根据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解释或解释的方法。准此，我们即便承认中国?quot;训诂学，也不能将之视同诠释学。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现在应当创建中国诠释学。
　　
　　在中国解经史上，学者们一向注重的是对经典的具体解释，而很少对解释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解释的方法论的学者，他的诠释思想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朱熹诠释思想的梳理，昭示中国诠释传统在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上的某些根本特征，也是沿着创建中国诠释学研究方向所展开的一种新的探索。
　　
　　一、诠释的根据
　　
　　中国的解释传统一直是以解释经典的原义为宗旨的，这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天理。天?quot;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不可移易，唯古代的圣人能领悟其精深奥妙，圣人之言也已一再被历史所证实。就社会而言，社稷存亡、古今得失，应乎天理；就个人而言，立身之道，亦应不违天理，所谓顺之者为君子而吉，背之者为小人而凶，凡此种种，都载于经籍之中。因此，欲理解理就必须读经。而对于经典的诠释，也就成了关乎国计民生之大事。
　　
　　1、通经明理
　　
　　在朱熹的诠释思想中，理是理解的最终归宿。而对理的理解，又为理的本体论性质所规定，是理大化流行的表现，即理在心中的流行。
　　
　　理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quot;理，亦可称之为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二是由理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的事物各具一理的理。朱熹认为，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可见，此中的理亦是一整体。所以若论全体，是处可见。这里所说的整体，具有一种相对的意义，明言之，相对于最高层次上的整体来说，它便是部分。各个部分所蕴含的理之间虽有不同，但都是和谐一致地表现着最高的整体的理。这种关系可以扼要地概括为理一分殊。理即天理，为一、为整体，由一理中分化出万殊。正因万殊皆由此一理化分出来，是天理之流行，为其所规定，因此，在天理与万殊之间、各殊之间，均不害不悖，和谐一统。
　　
　　朱熹认为，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如此，惟有理解了圣人之言（经），才能知圣人之心以明天理。而圣人之言则因其是天理（圣人之心）的表达，也必然如天理那样流行周遍、和谐无碍。对于读者，若看的道理透，方见得每日所看之经书，无一句一字一点一画不是道理之流行；见天下事无大无小，无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发见。如此，方见得这个道理浑沦周遍，不偏枯。因此，朱熹将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不同的方法，或不同的个人体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理解，但惟有与理达到了真正的和谐一致，才是合理的理解。因为万事万物之理、表达理的圣人之言原本是和谐无碍的，从经典中所悟之理亦应圆融和谐。
　　
　　读经无疑是为了悟出天理，然不惟如此，悟出天理，使天理在个人内心中流行，本身亦是天理流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天理之流行原是无所不在的。而人不同与其它万物之处则在于，万物皆出于自然或本能来体现天理之流行，然于人，则须通过体认天理，使内心充满天理，言行不与之相悖，方能实现理在心中的流行。如朱子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quot;
　　
　　对理的理解有两条途径，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上面做下来。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寻个道理，凑合将去，得到上面极处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见个大体，却自此而观事物，见其莫不有个当然之理，此所谓自大本而推之达道也。这里的上面意指理的整体，下面则是指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或本文。自下面做上去，是一种先理解个别的事物(或本文)，然后从个别推至一般，从部分推至整体的理的理解方法；自上面做下来，则是先了解一般的，整体的理，再以此观照具体事物(或本文)，以印证并具体化所知之理。朱熹虽未对这两种方法进行直接的比较，然他倡言读经应循下学上达之序……宁下毋高，以为读经自易而难，自近而远，自下而高，乃得其序，说明他本人是比较倾向于自下面做上去的方法的。这一点，也可从他评论同为孔子的学生的曾点父子之言论中可看出，曾点的方法是先见其本，是从上面做下来，而其子曾子则相反，他随事用力，自下而上，一旦豁然贯通，便本末兼赅，体用全备。因此，父子两人虽都有成就，但传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
　　
　　2、以言通经
　　
　　孔子删订六经，然其对古代典籍的解释并不注重文字考证与语言分析，而是着眼于文章大义的阐明与发挥，用以垂训设教。因此，这种解释并不一定符合古籍中每一字句的原义。孟子也曾明确表示，解经不?quot;以辞害志。皆因当时去古不远，古今之语虽有变化，但悬殊不大，所以孔、孟的解释很少是训诂式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解经学的真正形成，则在汉代。汉代设立了经学博士，讲授经典，同时还产生了一批主要用于解释经典的、影响深远的工具性书籍。如果说，此前人们还只是偶尔用到训诂式的解释方法的话，那么它现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了。
　　
　　今、古文学之争，乃是中国解经史上爆发的第一次重大分歧，它们的对立贯穿于解经史的始终，其间彼此消长，各有兴衰。争论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意识形态方面。在此，关于如何理解与解释经典的论辩，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焦点乃是社会制度、理想人格等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围绕?quot;解释权的论战，经典不可移易，解释却各有不同，获得解释权意味着实施自己安邦治国的理念，当然也或多或少地杂以个人进路的考虑。本来今古文本同末异，何以形成势若水火的两大解释派别，其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此；其二，解释的方法论方面。今文学家治经是为了治世。当时甚至有这样一种见解，在孔子的时代，孔子的治国理想已无法实现，此乃天意，然他好象已预见到儒学将在汉代复兴，故传留后世以六经?quot;为汉定道。他们对六经的解释，多以实用为目的，正因如此，其解释中常含有解经者对六经的意义进一步发挥和引申的内容，且杂以谶纬，附会阴阳学说，不免夹杂难以令人信服的臆测。他们又将新发现的古文文献斥之为伪书，被古文学家讥为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然在今文学家看来，古文学家治经不能用以治世，是为无用之学。
　　
　　由此亦可见，诠释经典的实质，并非仅仅局限于知识论意义上知，更重要的是在于通过诠释，阐发作为万物化生、个人行为准则与社会生活规范之道或理，质而言之，通经明道，明道致用。在这个意义上，六经，治世之文也。
　　
　　经典本身是一语言性的存在，对经典的理解与解释无疑是通过语言完成的，语言乃读者通向经典的桥梁。然由于人们对语词、语句的意义理解上的差异，语词意义的流变，表达方式的变更，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持续更新，使得对经典的理解成了一条荆棘丛生之路。
　　
　　今、古文学的不同，最初表现为：一，经书书写字体各异；二，以今音读古文而造成的文字上的差异。这种差别，可以说是本同末异。但由此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歧，却成水火之势。在笔者看来，较之于古文经的真伪之辨，古文学家的变乱师法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汉代今文学之经解烦言碎词，更杂以谶纬之说，在此情况下，重视文字考据的古文学之兴起，乃是对今文学的反动。宋代今文学再度崛起，关于推动这一转折的深层原因，皮锡瑞的分析颇有道理：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
　　
　　皮锡瑞的解说固然正确，但过于简略。就方法论而言，宋儒言义理，阐幽发微，直接承继的是魏晋玄风魏晋言意之辨，贵无崇有之争，都立意高远，以悟玄理为读书之要旨，而不拘泥于文字，质言之，即轻言重意。之所以轻言，乃因为言不能尽意，若拘泥于言，则失其意。魏晋言意之辨在古文学所固守的章句训诂的方法论中撕开了一道裂隙。解经不拘泥于文字的思想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自称勤劳半世，汨没于章句训诂之间的朱熹，也将此作为解经的训条，更不必说陆王心学家们了。这一解释观念的直接后果，就是为对经典的理解与解释向着多元发展提供了依据。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推动下，王弼得以用道家的思想解释儒家的经典，强调以无为本、以无为心；主张圣人体无，以道家理念塑造圣人形象。显然，宋明理学与心学的发展，也得益于这种解经的新观念。
　　
　　对于经典的诠释，宋儒--特别是朱熹--所关心的重点并不是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嵌琳吒鋈说奶逖椤Ｔ谒?蠢矗?quot;天下道理自平易简直，若不易懂，也就不是经典之义；圣人之言句句直截，只是读者心自峣崎，才看不清。所以，凡看文字，非是要理会文字，正要理会自家性分上事。读经要在玩味、体察，所谓求圣贤之意，切己体察，着己践履，虚心体究。朱熹曾引证伊川的读书体会表明自己对经义理解与体验之难易的见解：吾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意味，觉得与少时自别。
　　
　　强调体验在理解中的意义，是宋明理学的共同特征。在朱熹看来，没有个人的切身体验是悟不出圣人言语之本旨的。在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那里，则直视心为理，所?quot;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朱熹的体验着眼于格物、践履，是一种基于闻见之知的经验基础上的、自外而内的体验；而王阳明则主张不假外求，通过诚心正意、居敬省察而穷理于心。在他看来，致吾心之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因此是一种强调个人内省的、自内而外的体验。如果说，魏晋言意之辨尚停留在语言层次上的理解的话，那么体验概念则已深入到理解的基础--社会生活与心理因素，亦即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诠释理论进入了一个发展新阶段。
　　
　　二、诠释的目的
　　
　　在朱熹看来，诠释的目的有三个层次：首先是理解经文的原义，即对本文的意义之把握；其次是理解圣人的原意，即理解作者的意图；第三，乃是读者所悟（接受）之义，在原义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他认为，上述三个层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惟有这三者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对理的正确理解。正因朱熹解经兼顾了上述三层意义，他的经说虽用心于文字训诂而不拘泥于经文；虽倡言不泥经文而言之有据，不流于狂。这是他的经说超越前人之处。
　　
　　1、经文的原义
　　
　　自中国的解释传统之形成的初期开始，在其内部就存在着解释宗旨上的分歧。汉代今、古文学之争的实质，并不在于它们所依据的不同版本的经典，而是在于对经典的解释趣旨与方法之不同。今文学家依据的今文经典，阅读并不困难，其解释的重点则在于，如何发掘在本文之后的作者意图，以及其对当今社会的指导意义；而古文学家所依据的古代文本，是用先秦文字书写而成，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学者才能辨认，因此，其解释的重点则在于文字考据，以期解释本文的原义。训诂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古文学的对立持续了很长时间，其间各有兴衰，争论的主题也时有变化，但基本上可视为这种对立的延伸。
　　
　　朱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力图摆脱门户之见，将上述对立的解释方向视为解释的两个方面，任何执其一端的解释都是有失偏颇的，他指责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义，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初又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在朱熹看来，本文原义与圣人之原义都应求解，并且应当通过对本文的理解与解释来达到对圣人的理解：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
　　
　　因此，对本文的意义的解释被朱熹视为解释经典的第一个目标。在他看来，本文的原义只在本文之中，从本文之外来寻求本文原义是不可取的。因此，解书须先还他成句，次还他文义。这就是训诂的功夫。盖因古书无标点，正确的句读已成为解读古书必要的基础工作。而正确的句读需要扎实的文字学知识，须对字义词性反复详究，环顾前后文，方可定夺。句读过程中已包含了对文字的初步理解，但在句读以后，对文字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若有疑义，乃至上下文义不通，就须重新修正句读。如此反复参详，便可知本文的原义。可是当时很多解释经典的学者以为章句之学为陋，不肯下这样的功夫，孰不知，在很多情况下，乃因?quot;章句看不成句，圣人之说才被误解或曲解。所以他解释语孟，训诂皆存，且字字思索到，连所谓的闲慢处也无不用心。只要将本文剖析得名义界分，各有归者，然后于中自然有贯通处。正如钱穆所说，朱子解释经典的最大用心处是为每一个重要的字都定界说。本文之义亦自然明了。朱熹尤反对当时的某些学者，往往嗜简易而惮精详，乐浑全而畏剖析，这会导致不见天理之本然，各堕一偏之私见。
　　
　　为能理解本文的意义，上述的训诂学方法作为理解与解释的技术性方法是必须的。但凭这些还不够，朱熹又提出了几条解释的方法：1>反复阅读。要逐章反复，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复，通看一篇次第。终而复始，莫论遍数。令其通贯浃洽。用以把握上下文的关联，以求本文之大旨；2>每次阅读只就那一条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节。因本文的内容或所指往往比较丰富，难以一次厘清，诸义兼顾，反而会引起混乱，固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3>相互诘难。若自己的见解与他人不同，或其他解释者之间各有异见，就应当以相互诘难方式，将各方的见解推论至极处，所谓穷究其辞，如此，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此种诘难不仅可以在自己的思考中完成，也可通过与他人的讨论达到目的。
　　
　　从总体上看来，与其他的经典解释者相比，在朱熹解读本文意义的方法中，具有兼顾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论上特点，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注意分析方法。由于中国始终未能发展出语法学，所以朱熹的分析中虽然有可以称之为语法分析的内容(如训诂学中的义训，标点等)，但主要还是侧重于个人的阅读经验和体会。也就是说。他所特别注意的是话语，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语言；他关注实际使用着的话语的意义，而不是语言的语法、句法上的意义。
　　
　　朱熹将对本文的理解与解释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对作者的原意的理解，则是建立在对本文理解基础上的深化，在分析了本文的意义之后必须进入对作者原意的探索。
　　
　　2、圣贤的原意
　　
　　本文实际上可以作出多种解释，且各种解释也都有文字学的根据。朱熹就曾指责有些人以道家和佛家的观点来解释儒家经典，乃是以其之似以乱孔孟之实。这些人，其实本要自说他一样道理，又恐不见信于人，偶然窥见圣人说处与己意合，便从头如此解将去，并直以己意强置其中，只借圣人言语起头，自演一片道理。这与其说是在解经，还不如说是在说杀经典。即便是按照儒家的思想解释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作者那里，其含义仍是有差别的：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了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重卦，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以此观之，理解本文的意义只能被视为理解作者的原意基础，一种对本文意义的解释是否就是作者的原意，还须考查作者的思想之整体，他的所言所行。
　　
　　在朱熹看来，儒家经典的作者之原意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圣人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无穷。只因许多解说者巧言穿凿，将圣人之言解释的玄而又玄，高深莫测，支离蔓衍，才变得难懂。只要人们从浅近平易处理会，应用切身处体察，渐次接续，便能领会其无穷之意趣。用现代语言表达，也就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去理解圣人的原意。但这里的应用切身处体察与现代西方诠释学（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主张的心理移情是不同的。朱熹明确反对用心理移情的心理学方法来理解作者愿意，在他看来，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之上圣人之心是不可能的，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得知圣人肚里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得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应用切身处体察所得到的理解乃是读者根据自己的体验、并以本文为媒介而对作者原意的理解。
　　
　　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是理解圣人之言的原意之基础，对于读者来说，要想理解圣人原意(也包括理解本文)还必须遵守一个规则，即排除一切先入之见。在朱熹看来，先入之见乃是理解的障碍：某如今看来，唯是聪明人难读书，难理会道理。盖缘他先自有许多一副当，圣人意思自是难入。排除了先入之见，读者或解释者就会具有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此乃正确理解的前提。所谓客观的态度，是指：读书且要虚心平气，随他文义体当，不可先立己意，作势硬说，只成杜撰，不见圣贤本意也。若不能排除己意，一味以自己的道理见识来理解圣贤之言，甚或与之争衡，其为害反甚于向者之未知寻求道理?quot;读者应当暂时做一个不知不会的人，虚心依傍文义，推寻句脉，如与古人对面说话，彼此对答，无一言一字不肯相可，才能做到客观的理解隐含于本文的圣人之原意。所谓公正的态度，乃是指排除读者个人的好恶，如朱熹所说，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卑，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