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TheSecretSpeechesofChairmanMao,fromtheHundredFlowerstotheGreatLeapForward,RoderickMacFarquhar,TimothyCheekandEugeneWu,ed.,ThePresidentandFellowsofHarvardCollege,1989),作者史华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文章内容如下。
　　
　　在开头我将向读者声明,阅读这些至今尚未发表的毛泽东在1957年初至1958年11月这段重要时期内在不同场合发表的非正式讲话,总的看来不会对他的形象有所损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如下这一事实,我们在这些讲话中发现的毛泽东的风格、语气、修辞手法、推理方式与以红卫兵时期的材料写成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下文简称(《万岁》)一书所使用的全部文件是相关联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毛泽东在此后还活了二十年,这篇文章仍然以“晚年毛泽东”定名的缘故。这些新文件即如红卫兵时期的材料一样,是毛泽东在非正式场合“怎么想怎么说”的记录;并且还如逖默斯·契克(TimothyCheek)所说,这个毛泽东与我们在经过各种编辑后的阐述非常清楚的《毛泽东选集》①中看到的毛泽东明显不同。至于说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逻辑地发展的,毛泽东的远见在理智方面是连贯的,这些内容在官方著作中可以看到最清楚的阐述。
　　
　　上面是官方著述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些不拘一格令人着迷的演说,往往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这种思想的连贯转向毛泽东从1956年百花齐放运动开始到去世这段时间内不断变化的精神状态。我用“精神状态”这个含糊的词语指的是各种变化的情绪,包括深深的忧虑、高度的兴奋、受伤的自尊、深切的怨恨、毫无根据的自满等表现。我们的注意力往往被他对所出现的常常是未预料的情况的情绪反应所吸引。虽然从未相信政治领袖毛泽东是一个思想能够与他的政治生活相分离(类似斯宾诺莎在他的阁楼上的那种方式)的居住在奥林匹斯山的社会哲学家,虽然搞清楚思想与精神状态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乎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些材料至少给我提出了如下严肃的问题,即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它自身的自主惯性的成分,从而限定了他的精神状态的变化。
　　
　　当《万岁》一书所使用的文件首次于1974年发表时,许多读者发现它们新颖而且有吸引力。的确,它们不拘一格并且充满了奇异的联想,但是如果我们将未经编辑的毛泽东的谈话交给后人,那么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更不安心。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Schram)说,与通常使用生硬的官方话语的意识形态宣传相比,这里我们发现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②我们被出人意料、没有根据、有时很古怪的一连串联想所吸引,毛泽东个人讲话中使用的多数比喻、隐喻和典故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也被这一发现所吸引。新发现的文件与先前的《万岁》一书所使用的文件都同样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幽默———粗俗且与众不同;但是阅读第二遍,就会更加被他对于个人和群体的讽刺中所使用的恐吓和威胁的语气吸引。尤其被他不仅自由随意地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多数范畴,而且自由随意地使用他自己的概念所吸引。这些材料一方面突出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范畴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另一方面突出了他的全部范畴的适用性和可塑性,它们并不妨碍他处理当务之急。这的确表明了对于新思想或对于一种善变和专制的“自由”的开放吗?
　　
　　最后,我们还发现,毛泽东在这些文件中如同在其他文件中一样毫无敌意地准备承认他过去的错误(在1959年庐山会议讲话中,他甚至说了“罪过”这样的话)。可是,人们不可避免地把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和“罪过”,甚至与“贪污”等丑行划等号。这些错误和罪过并不触及毛泽东的身心,因为这些内容是源自他基本正确的“总路线”的错误。它们导致了令人遗憾的结果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面执行政策的那些人经常受到诸如渴望表彰或怯懦地害怕攻击等不良动机驱使而作出的夸大和曲解。在原文中,毛泽东承认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前的几个月里充满启示和热情的讲话中带有“一点冒险主义”,但是他声称他在激发人们的热情和一种无限可能性的意义上的努力基本是正确的。地方干部以一种“强制”的方式甚至凭借“命令主义”贯彻他的思想是他的过错吗?此外,主席往往知道如何以及何时纠正他的错误,他的错误从未将他从人民的队伍中改划入敌人的队伍。
　　
　　如上所述,这一材料中使用的特定的推理方式和修辞手法,在驱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主席的思想连贯性上的同时,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变化的精神状态上。当然,精神状态的重建是高度危险和容易犯错误的事。可是,谈到晚年毛泽东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并不是意味着“思想”本身失去了作为思想的重要性,或者仅仅是从心理状态角度去对待思想。问题是,作为“思想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和限制了变化的情绪。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是意识形态领袖的断言是在延安时期———一个似乎或多或少被其他党的领导人接受的断言。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是否全部是他自己的创见,或它是否如中国目前坚持的看法一样,一定程度上是党的全体领导人集体形成的,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论述。然而,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出现的这一思想,使人意识到巨大的“客观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严重限制了领导者的行动。意识形态范畴被用来适应难以驾驭的现实环境。毫无疑问,促使毛泽东最初转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胜利的信仰仍然是支撑他的信仰,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形成了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思考。当时毛泽东并没有预期共产主义会迅速取得胜利,并且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当时就看出将延安经验本身视为最终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预示也是值得怀疑的。无论人们认为毛泽东多么适当地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来分析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都是直接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现实直接相关的。或许正是在这些情况下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的才能才最有效地发挥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战略不仅被证实了在赢得内战的胜利中是有效的,而且随着适当的调整,它在普遍的“法律和秩序”迅速建立的巩固国家的初期大约(1950—1952年)也适应了新的现实。在经济上“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延续与这一时期采取的初步稳定经济和金融的措施的成功是有关系的。必须承认,这个“重实效”的调整方案并没有妨碍大放血的土地改革以及反对反革命的运动。然而,总的来看,这可能也没有妨碍人民共和国建立它的全国政权以及它此后一直享有的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毫无疑问,有效率的政府建立的速度极大地增加了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信心,当时继续快速地发展经济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两个目标能够如此轻易地结合起来的事实或许说明了将两个目标如此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斯大林模式的一个主要吸引力。即使是抵制斯大林的他也发现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并且它的确被用作了教育干部的一个重要课本。毛泽东是那些真正承认斯大林在这一领域起到导师作用的人中的一个。
　　
　　他毫无疑问地一心一意接受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两个贡献,即社会主义能够在工业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就实现的观点,以及工业化本身能够在不发达国家通过“社会主义的手段”进行的观点。对这些观点的接受甚至似乎给予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优先权。诚然,在中国迅速实现了政治上的掌控这一点可能使人们联想到这个模式应用于中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而没有看到苏联模式在苏联国内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副作用。毫无疑问,是这种乐观主义使1955年时的毛泽东相信,在中国实现农业集体化将不会出现苏联集体化过程中的任何令人苦恼的伴生现象,甚至将促使农业明显地增长。
　　
　　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一心一意接受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标志着毛泽东继续接受了外部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是接受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看法的制约。的确,从延安时期直到百花齐放运动突然终止的整个期间,毛泽东似乎承认自身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存在不足,保持了真正谦虚的态度。的确,在1952—1955年期间,他似乎不仅在经济技术领域而且在其他所有现代化领域都服从了苏联至高无上的权威。回顾这一时期,似乎是从1950年“武训事件”至1955年“胡风事件”期间,他的大量精力放在了防止“资产阶级”文学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进程产生精神毒害的影响上。
　　
　　当对照这个背景看问题时,就会很赞成麦克法考尔(RoderickMacFarquhar)的观点,毛泽东从外部对他这个有创建的精神领袖的主要限制和制约中解放出来是在1955年底他倡议加快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时候。这个在没有任何苏联集体化带来的恐慌下进行的有组织的运动取得明显成功,并且人们假定“民族资产阶级”自愿接受“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些似乎都使他确信社会主义在中国基本上已经迅速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的定义仍然是苏联式的关于制度的十分传统的定义。首先它意指私有财产国有化。可是,社会主义“基本”实现的方式一定使他欣喜地感觉到,中国毕竟不同于苏联,并且这些不同回顾起来直接与他的某些延安时期的思想有关。农民群众欣然接受社会主义,甚至“民族资产阶级”“被说服”接受社会主义,这一事实,无疑是对他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的全体民众(所有的四个阶级)都可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的有力支持。这甚至可能与斯大林死后苏联吹起的一些新风一起使毛泽东想到了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临终都没有说过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为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甚至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做出贡献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
　　
　　所有这些形成了“百花齐放时期”毛泽东思想中的重大的二重性准则(这是在我们的文件中占有显著地位的一个原则),即阶级斗争任务与生产任务的对立。③他在1956年宣布,“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妨碍生产斗争胜利的障碍已经全部摧毁。所有四个阶级的人民当时能够团结起来进行生产是中国的巨大幸运。正是在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背景下,毛泽东显然被周恩来和其他人说服一定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至1955年底还是他最强烈敌视的目标。如果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知识分子的技术和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如何,在这里,愿意承认不为党所拥有的独立的知识和技术来源的存在,不仅反映了党承认不足的谦逊态度,而且反映了高昂的自信———已经在“对抗性的阶级斗争”领域取得“基本”胜利以及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党能够认可“知识分子”可能会对优越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做出的贡献。几个月前还把胡风的文学观点看作社会主义的致命威胁并把胡风当作死敌的毛泽东,当时准备将文化和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划入人民队伍。这意味着即使知识分子存在“错误”观点,也能够因为他们基本上是爱国的并且一定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而得到宽容,甚至人民中的错误观点(“毒草”)也不再是敌人身份的确定无疑的标志。当然,老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敏锐地意识到了对于仍关在监狱里的胡风的处理与主席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路线之间的不同。然而,主席以胡风不仅持有错误观点而且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政治阴谋这样的原因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并不仅仅具有构思“最佳构想”的能力。无论如何,在这些著述中人们有一种感觉,在构思了构想之后,他立即相信这就是对现实的真实描写。在1956年初,他可能真的相信爱国的或者真正接受社会主义或者认识到自己没有其他路可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接受交给他们的在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任务。有可能他们所有的贡献都将严格限制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域之内。可是,即使这样,当时毛泽东本人似乎也不再完全信奉斯大林模式。(这在他1956年4月和5月的讲话中阐述得相当清楚,这些讲话就是《论十大关系》)然而,他在与“知识分子”的许多讨论中明显地对文学和文化界知识分子的讲话比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讲话多。作为一个诗人兼文人,他像过去一样继续给予文学一种人类社会发展推动力量的特别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一定程度上他敏锐地感觉到胡风的指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没有创造出一种活的文学,没有生活的感受就没有可以为意识形态事业服务的文学是正确的。或许正是他感到胡风的指责是基本的事实,才特别激怒了他。可是,在1956年初,他似乎不仅极为相信好的文笔与正确的学说结合在一起的文学显然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极为相信即使“毒草”出现,它们也不会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结构有什么危害。总之,在1956年初,即使知识分子对他主动示好的反应非常小心,毛泽东构思的最佳构想似乎没有受到主要障碍的干扰;但是他或许相信这不久就会改变。
　　
　　尽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有关斯大林的令人惊讶的讲话引起了不安,当时的主席无疑也觉察到了莫斯科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形势发展对他的构想是有利的。这些文件强调了一点,就是毛泽东继续极大地关心共产主义阵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继续把中国看作那个阵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继续认为他的内政与他的阵营的利益是密切联系的。因此,在1956年初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似乎将苏联的新趋向解释为大体上有利于他的最近的构想。尽管这还不是1958年秋那个启示未来的毛泽东,但是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肯定自己是一个精神领袖的毛泽东,一个对百花齐放这一构想的成功抱有很大希望的毛泽东。
　　
　　然而,到了1956年底,我们发现在中国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都出现了许许多多未预料到的令人苦恼的情况。首先,农业计划并没有引起生产的激增。值得注意的是,农业领域是一个他自信地认为他先前成功实施的集体化能够取得实效的领域。针对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的讲话,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提出了该讲话具有何种含义的严肃问题。最后,匈牙利革命似乎对他后来全部观点的形成产生了根本矛盾的影响。一个已经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可能实际上是分裂的这种见解无疑令他深感不安。无论他对于新的苏联领导人的怀疑是什么,他仍然继续相信中国的命运是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命运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认为一个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在组织上有缺陷的见解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即使正确的制度因为领导者与人民之间还存在继续的非对抗性矛盾而被错误地运用的观点,使毛泽东有力地批评了匈牙利(Rakosi)领导人拉科西并且重申了自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思想。一方面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可能加深了毛泽东从过去保留下来的认为知识分子不可以相信,他们在某种情况下被证明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坚定的看法;另一方面他能够说服自己,匈牙利知识分子与“基本上”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爱国———基本上是“人民的一部分”④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不同。
　　
　　总之,我认为,在有关1957年初的文件中,我们看到的是决心推动百花齐放“构想”的毛泽东,但是也已经是对1956年底的形势发展深感不安和忧虑的毛泽东。毫无疑问,他打算继续百花齐放运动和党的整风,或者他的确对那些在令人不安的匈牙利事件后强烈抵制他的政策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深深地感到苦恼;可是说来奇怪,某种程度上他也继续支持党的普通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满。虽然这些讲话中的一些主题似乎预示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最终对党的攻击,但是读者到目前为止还无法从中预见到使自己与整个党的组织对立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我也没有看到毛泽东真正明确地使自己与党外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党的组织。
　　
　　实际上,人们对他所表达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相对否定的语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非常强调大多数知识分子看起来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本性。他依然愿意承认他们的爱国忠诚,但是在讨论他们是否接受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他更经常强调他们别无选择,而不是强调他们真诚地信奉。⑤无论他在1956年对于把他们中大多数人争取到马克思主义一方来抱有多大的希望,此时这一希望似乎都大大地削弱了。在他与党的干部的谈话中,他的中心论点是,他与他们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都还有许多东西要向知识分子学习,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在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现之前,他与党的其他干部将不得不“硬着头皮”。他们将苦笑着忍受这个事实。
　　
　　当他指责党的干部对于经历了所有苦难岁月的“我们”目前必须听从在革命中毫无建树的知识分子感到激愤时,这自然被看作用来说服干部改变作风的一种言辟。可是,人称代词“我们”的使用意味着毛泽东本人和他们一样地不满。虽然他可能十分实在地坚持认为,许多已经变成了懒惰的官僚的干部本身应该停止满足于既得荣誉,但是当他谈论知识分子翘尾巴,可是需要至少暂时向他们低头时,人们感觉到他在这个强烈讽刺中的用意。
　　
　　最能揭示主席在1957年初强烈的矛盾情绪的是他对王蒙的著名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评论。1956年9月发表的这部小说以否定的态度生动描写了中层官僚,它也成为了文学领域“百花齐放”的一个代表。⑥1957年1月和2月,它成了党的报刊反对在百花齐放运动中进行情绪攻击的主要靶子。尽管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写评论的要点是维护王蒙小说存在的合法性,但不能说这些话是在鼓励干部们高度评价这样的小说。他不能不赞美小说活泼的文体,但是小说对于党的干部的完全否定的描写以及缺乏任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是公正的肯定的描写使毛泽东深深地感到不安。总的看来,他留给人的感觉是,尽管小说是活泼的,它仍然可能是那些必须容忍的毒草中的一根。在他就有关文艺圈的文学作品的讲话中,我们发现他评价了一部描写了一位完全应该受到责备的担任铁路局长职务的官僚的电影。“由于作者已经以这种方式描写了他,并且他还仍然是局长———这种干部应该被撤职。”⑦这就是在指出在真正社会主义制度下问题如何得到解决。他暗示,任何被认为是香花的文学著作必须牢固地限定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范围内,而基本的写作技巧可以从资产阶级 的被认为是杂草的文章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