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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相信他在原文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评论似乎远不如正式讲话更加安慰知识分子,那么他在这些原文中对于干部如何避免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的忠告几乎完全缺乏实际的建议和具体、实际的说明。这在他3月10日与“新闻出版界”的讨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里我们再一次见到了诸如“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这样对于大的错误的双重表述以及不要陷入任何一个极端的明智的忠告。编辑和出版者再一次被劝说使用说服的办法,而不是打击、斗争的策略。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何说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上他没有给干部具体的建议,干部们所受的全部教育将他们引向了相反的方向。最后,他的启示赋予干部们的责任是,在处理具体情况时他们应该依靠他们自己最好的判断。这似乎表明他极其愿意给予下级干部一种独立性,但是忠告没有保证他们不会遭受不好的判断带来的直接后果。对那些并不打算采取新的积极行动的人来说,在主席的忠告中没有什么内容能够促使他们大胆行事。 因此,我们毫不惊奇,在4月前的几个月里无论党的高级领导人,还是下级干部以及知识分子本人都不倾向于有所进展。这些非正式讲话传递的语言信号是含糊的,对于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群体来说都不是一个清楚的启示。甚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口气似乎比官方发表的讲话文本更尖锐。然而,毫无疑问,尽管充满忧虑,主席仍然决定推进百花齐放方针。他没有背离他的基本设想1)党需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技术和知识;(2)知识分子将与国家合作,或者因为他们真的爱国,或者因为他们认识到别无选择,或者这两个原因兼而有之;(3)党、国家和民众团结一致是经得起任何无论多么恶毒的“资产阶级”批评的。至关重要的是中国与匈牙利不同。 然而,非常清楚,在4月和5月间,各级党委对于那类劝说言语的巨大抵制使主席越来越感到气愤,最终导致了他对党比对知识分子更大的愤怒———此后,重新强调党的整风,甚至更重要的是强调鼓励非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整风过程中。主席的启示此时是清晰和中肯的(即使他可能继续相信将要出现的批评可能是“和风细雨”)。当时他的充分有力的政策路线再次表明(如1955年集体化的加快)他拥有强大的权威,当政策被明确宣布时,足以战胜他的党员同志们的抵制。 鉴于上述情况,人们发现难以想像在青年学生特别是解放之后出生的青年学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形之后的1957年5月和6月初主席是多么的狂暴和愤怒。在一遍遍地激烈强调党能够经受住任何资产阶级的恶毒的批评之后,突然变得明朗的是,学生对于实际上经常提到的“党的领导权”的真正原则性的质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在关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互相监督”的所有讲话中,我们完全可以明显地看出,共产党决定什么批评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联合阵线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说法是一种他不希望受到挑战的说法。可是,学生当时要求的正是对党的领导权的明确限制。这是一根毒草,要将它的蔓延划入到敌人队伍中去。尽管毛泽东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及下级干部之间存在各种矛盾,我仍然没有发现有迹象表明他当时能够将他个人声称的权威与整个党的权威脱离开来。 虽然他暂时继续使用百花齐放这个词,但是十分明显,他的最佳构想的理想破灭了。过去的阶级斗争与未来的生产斗争之间的明显划分不再行得通。知识分子被再次证实自己是危险的“敌对”资产阶级分子。这个新观点具有更深的含义。从生产工具公有来定义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显然是非常不全面的。资本主义“敌对”意识不仅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存在下来,甚至能够威胁到社会主义。即使党的某个部门和部分党的文学界知识分子接受资产阶级的批评最终也是受到阴险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鼓动。因此,更进一步的含义是,在人类事务中意识因素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明显扩大。资产阶级意识不仅是一种消极的残余力量,还可能成为一种威胁势力。与此同时,从正面讲,社会主义的存在(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由财产社会化就能保证的。只有一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文精神的内在化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 然而,主席不久就使自己确信,虽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被证明是不忠的,但是整个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证明,广大的工农群众相比之下以全部的忠诚准备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和党的领导,他们证明他们准备适应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在1956年和1957年实行集体化时农民中存在的不满迹象由此被轻易地归因为富农和“官僚主义”干部的影响。群众总体上仍然是忠诚的。 在从他先前强调需要依靠知识分子作为不可缺少的知识来源,以及从他谨慎设想科学和文化领域知识的获得将是一个积累和缓慢的过程的转变中,毛泽东去除了有损于他的精神权威形象的最后一个外部制约。他能够实现这个转变不是因为他的精神变化,而完全是因为他心中已存在的另外一些主题和观念,以及作为一种模式的延安经验。此时,延安依然作为一个早期共产主义社会的模式出现,在这个社会中,群众为了取得军事胜利———基本上是通过群众团结一致和精神上的激励取得的胜利,无私地奉献了他们自己。群众是极大的“核”力量的源泉,一旦释放将不仅表现在体力劳动上,而且表现在以快速的经验方法掌握技术的能力上。毕竟“安眠药的发明者甚至不是一名医生。他仅仅是一个药剂师———我知道,盘尼西林是由一个洗衣工人发明的”。⑧一旦注入了适当的共产主义精神,群众将能够克服“与自然斗争”面临的大部分阻碍,而且无须完全依赖理论科学家的繁琐且华而不实的“科学”。 当我们从1957年底走到1958年初时,我们看到毛泽东很快积累了他认为对他的新的最佳构想非常具有实证意义的证据。除四害运动几乎成了构成大跃进所有本原的貌似非常有理的模式的缩影。党在与自然虫害的斗争中将群众的热情与能量结合起来的能力,群众形成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对付这些公共健康和生产中的重大问题的能力,能够全面运用到所有政府部门中。同样的群众“核”能量的释放,不久又表现在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无论主席在哪里看到一个初看上去似乎肯定他的充满活力的“革命浪漫主义”新信仰的经验的结果,这一结果似乎是不需要进一步仔细审察和调查的。最终,随着他在1958年关于粮食大丰收作出的令人惊讶的许诺,所有对他的大跃进构想的阻碍似乎都消失了。 在1958年8月引人注目的北戴河讲话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处在他构想希望的最顶点。当时显而易见的是,主席本人是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观念的肇始者。现实的问题是向对这个消息感到极不高兴的苏联隐瞒事实。粮食生产的巨大增长,钢铁生产的猛增,最终证实了中国的民众能够轻而易举地充满共产主义道德观(农民可能甚至比工人多)。⑨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依然完全依赖党作为使共产主义精神在群众中内化的工具,甚至在百花齐放时期的所有矛盾冲突之后依然使自己确信:“自从社会主义改造以来,资产阶级的权力体系几乎已经被完全摧毁;领导干部不再凭借他们的权力及地位或官僚主义架子成为领导,而是依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靠说服。”⑩在8月充满希望的情绪中人们并不怀疑这些说法的诚意。然而,人们怀疑的是他对它们笃信的持久程度。 毛泽东对乌托邦主义的真诚,在那个时期极大地吸引了国外的激进分子。他是一个似乎真正相信美好社会的共产主义前景是真实的、甚至敢于相信它即刻能实现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关于美好社会的梦想的确与马克思的一样,它们在一个方面是相似的。与圣西门、傅立叶这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煞费苦心详细描写的乌托邦不同,马克思对未来的设想最终来自可以被称为消灭了矛盾的乌托邦主义。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私有制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基本上就会消失。美好社会将作为一个完整的事物出现。毛泽东的乌托邦也是消灭了矛盾的。当然,两者存在根本不同。老年马克思基本上信赖物质历史中用物质的力量来消灭阻碍力量,而老年毛泽东主要信赖有品德的精英推动的意识的转变。诚然,在无疑经过了更为认真考虑的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讲话”中,他指出共产主义的标志是生产的极大丰富⑾和所有权归全体人民。然而,他揭示了中国共产主义道德在群众中的迅速内化本身是实现这些明确目标的先决条件。如果延安的农民群众在他们的“农村劳动方式和游击队活动”中已经显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萌芽,那么“为什么构建共产主义就不成?为什么我们非要使用工资制度”?(12)“恢复供给制度似乎有些像‘倒退’;但是‘倒退’意味着进步,因为我们是在进到城市以后才倒退的。”(13) 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似乎类似于百花齐放运动开始时高昂的乐观主义。然而,最后人们认识到的大跃进的构想,与其说接近自始至终似乎都勉强认可了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是其自由智慧的保护人的百花齐放运动,不如说更接近毛泽东的本心。随着预示着他当时看作是延安时期共产主义人文精神的东西与迅速实现一个富裕强大的中国的梦想相结合的新构想的出现,人们可能会说,他获得了最终的精神的安慰。 似乎是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与11月的郑州和武昌会议之间,毛泽东本人开始认识到地方干部为了贯彻“共产风”等等,使用了大量混乱、虚假的汇报和压制的方法。 毛泽东甚至准备承认他本人可能有“一点冒险”。地方干部当时没有被及时告知,尽管存在“共产主义的萌芽”,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规律”不会如此迅速地消失。萌芽的生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比北戴河讲话中提出的时间还要长。农民需要休养生息。商品生产还不能完全消除。不停的连续的策略伴随的是时间上的调整。在北戴河会议上我们得知,“可能在十年时间里,我们的生产将会极大丰富,人民的道德将会极大提高”。(14)郑州会议说要二十年。在北戴河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共产主义倾向提出过分要求之后,毛泽东在武昌的讲话使干部们突然想到了马克思有关农民(不仅仅是富农)的所有责难。农民会隐瞒粮食收成,只考虑他们家庭和村庄的利益。“一旦农民的巨大热情迸发出来,很容易将他们视为工人,而且还胜过工人”。(15)但是,毕竟农民不是工人。干部在主席的北戴河讲话之后仍然是迷惑的。当环境有利时,农民比城市居民更欢迎公有化;当环境不利时,地方干部将被严厉地指责为忽略了马克思对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本性的所有责难。 到了1958年底,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日益增长的阻挠在1959年时变得严重了,最终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紧急关头。在北戴河会议之后表面上用毛泽东的构想不同程度地对自己进行洗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久开始对农村的消息甚为担忧。然而,尽管承认了所有的错误和“罪过”,毛泽东仍然不放弃他的最终构想,他个人在这个构想中的投入,是他在百花齐放时期在知识分子事件上所没有的。在1959年庐山会议令人惊讶的讲话中,毛泽东直率地承认“错误”甚至“罪过”,同时它也提供了老年毛泽东时期一些最引人入胜的修辞手法中的经典。然而,他对于大跃进构想的根本坚持基本没有变———甚至由于他对党的“右倾分子”的暴怒而有所加强。 在1959年最后的几个月甚至在1960年初,关于构想的基本说法仍然没变。在1960年甚至出现将构想扩展到城市的“城市公社”运动。主席再一次表明了他胜过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能力。 在1959—1961年的毁灭性的经济灾难中,主席也依然表现了他当时久经考验的避免极端的能力。在当时很少听到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言语。我们甚至惊讶地听到他说“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仍然缺乏经验”。(16)“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是不行的,它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17)这些说法令人惊讶地表现出了他的沮丧和谦虚,而没有试图将它们与大跃进的信条联系起来。 当1962年经济恢复促使他再一次回想自己的言论时,他轻易地使自己确信,虽然他的确错误地估计了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时间,虽然当时他愿意讲社会主义只能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才能到来,但是他真的没有放弃大跃进是他长期的既定方针。他当时以极大的热情回到了“抓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的说法上。因此,当党的领导似乎在转了一年后完全相反地转向了他视为是苏联和西方影响下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时,他的失意情绪倾向于集中在党的成员身上。党需要经常接受整风。 如果我们谈论毛泽东的最后的主要构想,那么它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与继续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似乎是集体意识的顽疾,能够以更新的化身和伪装出现。 在预言主席对情况的具体反应上,范畴的指导作用很小。甚至晚年的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失去他对有可能成为艺术的政治的直觉。这种直觉使他在1970年之后与鄙视四人帮的党和军队沉默地保持了妥协。这种妥协以及在国际上愿意接受理查德·尼克松的主动示好,可能以某种方式与他的“崇高信条”相调和;但是,二者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构想带来的结果。最终,通过他最后的抽象构想,主席与其说使自己孤立,不如说“和群众在一起”。 注释 ①是将官方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以及此前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与新使用的文件集(其中一些文件也出现在《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中)的比较。 ②StuartSchram,MaoTse'tungUnrehearsed,Harmondsworth:Penguin,1974,P.8. ③在1952—1955年期间,他似乎主要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两者——阶级斗争和生产——是密切联系的。 ④RoderickMacFarquhar,TimothyCheekandEugeneWu,ed.TheSecretSpeechesofChairmanMao,fromtheHundredFlowerstotheGreatLeapForward.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9,P.173. ⑤我们依然发现了奇怪的观念,匈牙利知识分子特别难以控制,因为他们出身工农。而中国知识分子是“较可靠的”,因为他们出身“资产阶级”。这里我们认为,即使来自于群众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是难以把握和危险的。 ⑥有关这一小说的讨论,见MerleGoldman,LiteraryDissentinCommunistChina,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179-180。这一小说由聂华苓(HualingNiel)翻译,载LiteratureoftheHundredFlowers,Vol.2,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1,P473-511。 ⑦RoderickMacFarquhar,TimothyCheekandEugeneWu,ed.TheSecretSpeechesofChairmanMao,fromtheHundredFlowerstotheGreatLeapForward.ThePresidentandFellowsofHarvardCollege,1989.P.218. ⑧StuartSchram,MaoTse'tungUnrehearsed,Harmondsworth:Penguin,P.119. ⑨RoderickMacFarquhar,TimothyCheekandEugeneWu,ed.TheSecretSpeechesofChairmanMao,fromtheHundredFlowerstotheGreatLeapForward.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9,P.397. ⑩Ibid,P.414. (11)在《北戴河讲话》中,他似乎认为,即将到来的1958年农业收成的激增以及钢铁产量天文数字一样的增长,已经预示了这种富裕几乎即刻实现。 (12)RoderickMacFarquhar,TimothyCheekandEugeneWu,ed.TheSecretSpeechesofChairmanMao,fromtheHundredFlowerstotheGreatLeapForward.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9,P.417. (13)Ibid.,P.418. (14)Ibid.,P.419. (15)Ibid.,P.476. (16)StuartSchram,MaoTse'tungUnrehearsed,Harmondsworth:Penguin,1974,P.173. (17)Ibid.,P.174.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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