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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余英时 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可以说是一种“显学”。相比之下，思想史、文化史这种专业性较强的学术研究，就显得相对冷落了。当时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子，一般都将这种以“钻故纸堆”为特点的研究活动视为畏途。这种情形，直到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两本书在大陆公开出版之后，顿然有了改变。一时间，人们就像以前谈论文学一样谈论思想与文化，就像谈论沈从文、钱钟书一样谈论胡适、陈寅恪。进入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反思“五四”、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出现了“国学热”。出版于80年代末的林毓生、余英时的这两本著作，可以说正是90年代“国学热”的滥觞。这种变化，大概从大陆思想文化学术界的代表人物王元化先生的学术转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王元化在80年代属于“新启蒙”运动的领袖，而到90年代，他便转而关注“新国学”了。从王元化的《九十年代日记》可以看出，在这期间，他与林毓生、余英时的交流明显增多。看来，王先生从“新启蒙”到“新国学”的学术转型，很可能受到林毓生、余英时的影响，或者说，他的这一转型过程，一定程度地吸收了二人的思想资源。 从普及层面看对于大陆学术界的影响，余英时似乎更比林毓生大。大约余英时的文章更注重文采，因而更加符合普通读者的口味。余英时的影响到了什么程度呢？《南方都市报》发表过一篇书评，用了一个令人赫然的标题：《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说来将余英时与胡适类比并不是毫无理据的，余英时研究过胡适的日记，而且他的学术方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胡适所倡导的“考据”。 对于余英时的学术研究历程，因其成果丰富，内容也颇为驳杂，这里不打算进行全面的评述。就其对中国学术、特别是对20世纪90年代思想风气的重要影响而言，主要在于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更具体地说，一是在于《士与中国文化》，二是在于关于陈寅恪研究的几篇论文。 中国大陆研究思想史、文化史最经典的著作，当属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是应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与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最典型、最成功的范例。这套七卷本的巨著，对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分析异常深刻，鞭辟入里，哪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依然具有发人深省的学术力量。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与方法资源。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追究一切思想意识形态的根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也好，文化也好，最终都脱离不开一个本质性的存在，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基础。《中国思想通史》当然避免不了一些历史的局限，这书于20世纪50年代初版，60年代再版，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如经常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论述等，其在思想与经济之间寻找对应关系，有时也存在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任何思想与方法资源都无法比拟的特点，就是深刻二字。对于思想、文化这类很容易被人披上神话外衣的美好字眼，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可以戳穿各种形形式式的障眼法。 如果说，《中国思想通史》全书的关键词，就是经济的话，那么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也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文化。余英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士阶层，是中国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可以超越自己个人的命运与具体的历史条件，捍卫抽象的道统。“士”，几乎就是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中国翻版。他的这一思想，正是后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主要资源。而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背景下，则又出现了后面还将提到的“陈寅恪热”。 “文化”这个词对于余英时来说，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甚至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头衔，叫“文化中国人”[4]。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解余英时的“文化中国人”，需要考虑到他的一些个人背景，尽管他倒认为“士”是可以超越个人历史的。 据说余英时的老师钱穆，晚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中国何以不亡国”，得出的结论，就是“文化胜利法”。《士与中国文化》，大概就是对钱穆这个题目的延伸：中国的文化胜利，关键在于一批有道统、有操守的“士”。“文化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呢？余英时是一个“去国者”，原先主要的社会关系在台湾，后来干脆到了美国。“文化中国人”的实质就是：没有国土，没有政权，没有国家等外在规定性的中国人。他认为大陆的中国人虽然有国土，有政权，有国家可以归属，可是中国文化却在共产党统治下“亡”了。而他虽然没有国家政权可依，却仍不失为一个“文化中国人”。[5]——依然是“文化胜利法”。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所谓文化，所谓士，其实不过只是“障眼法”，而其底里与实质，就是余英时个人的“社会存在”。 有人说，余英时的学术意义，不仅在思想，而且在方法。那么余英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考据。喜欢他的读者，常常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余英时的考据，正是胡适式的考据，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先有思想，后有观察；先有结论，然后再搜罗“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倒也说出了几分实情，因为胡适之也好，余英时也罢，他们的“考据”，都是一种虚假的“科学主义”。 当然，余英时“考据”的功力，似乎比胡适犹有过之。这一方法在他那里应用得非常纯熟老练，有时甚至就像耍杂技一样，令人眼花缭乱。“考据”是余英时的一种“学术杂技”，是他学术上的种种“障眼法”的根源所在。有意思的是，他玩这种“学术杂技”，常常自我陶醉于其中，以至于不自觉地陷入思想的苍白与矛盾。这就有点像孙悟空七十二变，露出了猴子的尾巴而不自知。例如，他的《士与中国文化》，认为“士”是超越个人历史，捍卫抽象的“道统”的，为此当然少不了大量的“考据”。可是，他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却以更多的“考据”，论证了“道统”的祖师爷朱熹的思想，也就是“道统”本身，原是与朱熹个人的历史与政治经历，如“庆宁党争”等，有着直接的交互关系。很清楚，《士与中国文化》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两本书的基本思想，相互打架打得厉害。两本书都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那么究竟哪本书的考据才是真实可信的呢？ 余英时的“学术杂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扩大论证圈，以至于令人眼花缭乱。在表达某个意思的时候需要论据，而这个论据又需要别的论据来支撑，如此循环往复，论证圈越叠越大，就像杂技表演中的叠罗汉一样。这样的“表演”，论证环节非常多，某些环节本来看上去还似乎很有力，可是却在循环论证的过程中出了致命的问题，于是整个“罗汉叠”彻底崩塌了。 余英时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影响，《士与中国文化》是一方面，此外还必须提到他的陈寅恪研究。而他的思想与方法的实质，如果说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还用了许多“学术杂技”之类的“障眼法”，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那么在他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一组文章里，就显得更清楚了。 今天的知识界人士，大概依然对20世纪90年代蔚为大观的“陈寅恪热”记忆犹新。对陈寅恪的兴趣，本来是由王元化的学术转型，即由“新启蒙”转向“新国学”引起的。在转型过程中，王元化重新发现三个人：杜亚泉、辜鸿铭、陈寅恪。王先生发现陈寅恪，本意当是在于反思“五四”，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让人们注意陈寅恪对待西学与中学的不同于激进派与保守派的“第三种”态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后来的“陈寅恪热”中，陈寅恪的学术思想等并没有受到关注，更谈不上深入研究，相反，人们却一窝蜂地把视线转到他晚年的生活遭遇与心境方面来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余英时早在80年代就进行过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研究，余英时替代王元化，成为“陈寅恪热”中的思想资源，因而改变了对陈寅恪的关注方向。 余英时的陈寅恪研究，其实就是《士与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直白的表达。中心的意思，是说陈寅恪晚年留在中国大陆而没有跟随国民党流亡，为此深感后悔。因为共产党的政策摧残文化与文化人，陈寅恪饱尝“亡国（文化中国）”之痛。等等。于是，在“陈寅恪热”中，陈寅恪被塑造成与共产党政权不合作的、坚决捍卫文化道统的士，一位具有真正的操守的、独立而自由的知识分子。直到如今，持这种看法的依然大有人在。 对于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判断，在他文章发表的当年，就曾遭到冯衣北文章的有力的反驳，何以后来竟还死灰复燃，成为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新的资源呢？原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陈寅恪的晚年心境究竟如何，而是在于研究者与接受者的心境究竟如何。明眼人可以看得很清楚，余英时论陈寅恪晚年心境，就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也正是这一关键点，满足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以及“陈寅恪热”中许多人的复杂的心态。 四关于黄仁宇 夏志清、李欧梵对于中国大陆文学与文学史写作的影响，以及余英时对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而其造成的负面的后果，也是同样巨大。相比之下，黄仁宇的历史研究，影响较为温和，同时负面作用也不太大。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历史学在中国向来具有深厚的根基，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与方法资源，因而相对不容易受到外部的冲击。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历史学研究在受到冲击的时候，总不至于乱了方寸。事实上，受黄仁宇影响最大的一些历史研究者，多半都不是历史学专业科班出生，而是“半路出家”的，尤其是一些由文学而转入历史学研究的人，最容易受到影响。 当然，这丝毫不等于说，黄仁宇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他的《万历十五年》，对中国史学界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别的不说，光是模仿《万历十五年》写成的历史著作，仅从笔者的书架里信手就可拈出几本，如周建江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李亚平著、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等。当然，有些模仿并未学到黄仁宇的精髓，如《帝国政界往事》选取1127年，即北宋灭亡南宋建立的那一年，作为分析大宋帝国历史的切入口，说明作者并未读懂《万历十五年》的真正价值。《万历十五年》英文版的标题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黄仁宇选取这一年作为切入口，体现了他的“大历史观”,就是“小事件，大道理”，通过无关紧要的细节透视了不起的历史真谛。而1127年本来就是宋朝历史的分水岭，具有关键的历史意义。 1976年的夏天，58岁的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就是中文本《万历十五年》的来历。《万历十五年》是黄先生据英文本亲自译写的，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于1982年5月正式出版。此书出版后很快售罄，于是两年后再版，并多次重印。2000年，黄仁宇去世。2006年，在英文版问世30周年之际，国内又出版了《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 《万历十五年》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首先在于历史研究的文体。一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无关紧要的细节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二是从人物（如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的遭遇、命运入手，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等等。可见，《万历十五年》的文体，一是重细节，二是重人物，加之全书漂亮的文彩和充沛的激情，使之读来就像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以往国内学者的历史研究，一般总习惯从“故纸堆”到大道理，文章读来难免枯燥，影响局限于学术领域。《万历十五年》成功地将文学手法引入历史研究，使历史学成为大众读者的心头好。此后，中国社会历史小说经久不衰，“戏说”、“正说”历史的电影、电视剧长期走红，直到目前易中天等的受到追捧，或许均与此有关。在网络上走俏的《明朝那些事儿》，大概也可归结为《万历十五年》的影响。 此外，《万历十五年》也改变了许多历史定论。例如，以前人们习惯于认为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似乎若是没有满清入关等一些重大事件发生，中国很可能进入资本主义。黄仁宇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内部永远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而“缺乏数目字管理”等，于明朝达到极致，这是导致中国古代由盛转衰，直至历史大失败的症结所在。[6]。 然而，将文学手法引入历史学研究，对于历史学科本身来说，当然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好事。“从小事件看大道理”，有些小事件能看出大道理，而有些小事件就只能是小事件，如果非得从中找出什么大道理，那就只能是文学上的做作，与真正的历史研究无关。例如，在真正的历史研究的视野下，所谓“万历十五年”，大概就只能是“无关紧要的一年”，至少可以说：这一年并不具备黄仁宇所言“中国古代社会走向大失败的总开始”这样一种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有过失败的转折点，如果将万历十五年看成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走向失败的开始，那将如何解释后来清朝出现的“繁荣盛世”呢？所以，围绕“万历十五年”所进行的种种历史的感慨，都只是文学视野下的抒情，而并不属于历史的真谛。 至于“数目字管理”等等，很明显是用西方的思维观察中国的历史，其中难免“科学主义”的弊端。 五海外学者的学术优势 夏志清、李欧梵、余英时、黄仁宇等，基本上具有一个相似的学术背景，他们大体都是美国一些名校的著名学者，生活与学术交流频繁，因此他们的学术活动具有共同的特点。 1.中西比较。基本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用西方的视野观察与讨论中国问题。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国内学者观察中国问题常常因为所处时代、地域与文化的局限，找不到症结所在。而这些海外学者的西方视野，常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如:黄仁宇的“缺乏数目字管理”，就长期为国内学者津津乐道。 2.漂亮文采与抒情手法。这些海外学者的文章都写得很漂亮，其文字具有独特的魅力。这大概得益于英文和中文的双重优势。他们的文章大抵都是先以英文写成，然后再改写、译写成中文，结果同时具有英文的逻辑魅力与中文的形象魅力，这就构成了他们独特的文采。此外他们基本上都很注重抒情的手法，将“冷冰冰”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情感充沛的文学表达。对细节、人物的渲染、感慨构成了他们学术文体的最大特色。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海外学者的文体魅力，是他们在大陆学术界造成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3.历史的机遇。众所周知，国内的学术研究，一直受困于僵化的意识形态范式，其内部已经产生强烈的变革冲动，只是之前尚未找到促动这种变革的思想与方法资源。这些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正好顺应了这种历史的要求。 然而，海外学者的学术优势，在今天看来，其负面的影响也是值得反思的。观察中国问题的西方视野，起初固然给人以启发，而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却可能成为制约中国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简单地用西方的概念比照中国的事实，有时显得极端生硬，甚至有庸俗化的倾向。学术研究中的抒情手法，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步入文学化的歧途，更加值得我们警醒。如今国内学术研究的抒情化倾向已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有些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文体，几乎完全成了抒情散文。其实海外学者的“抒情”，有时具有很明显的个人历史背景。如夏志清从“道德”、余英时从“文化”概念出发所进行的感慨，明显地与他们的政治偏见联系在一起。熟知内情的人当可明白，在夏志清看来，大概长期坚持反共立场的人就是有“道德”的，而在余英时的心目中，同情共产党，可能就等于是文化上的“失节”。我们今天习惯于应用海外学者那种抒情文体的研究者，特别是那些亦步亦趋地喜爱将“道德”、“文化”之类的词挂在嘴边的人，对这一点是否有着清醒的认识呢？据说夏志清本人曾经说过，他自己的“暴得大名”，应该“感谢共产党”，这意思说的就是大陆学界以前的僵化意识形态，给了他们历史的机遇。但是“历史的机遇”，就是历史的、阶段性的，到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却应该是对他们的思想与方法资源进行彻底清理与全面反思的历史机遇了。 六重要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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