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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反思海外学者给中国学术界带来的思想与方法资源，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历史贡献应有充分认识。前面说过，中国学术界突破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寻求变革，是其自身发展与演变的内在要求。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资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这种突破带来强劲的动力，是针对僵化意识形态的有效的武器，对于这一历史的功绩，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评估。但是，中国学术发展到今天，尽管我们破除僵化意识形态的任务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完成，现在恐怕更多地面临着建设新的学术范式的任务了。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资源，在“破”的历史阶段有用，而在我们更需要“立”的时候，他们的历史使命就算是完成了。 2.其恶劣的影响不可低估。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资源，本身存在着前面讨论过的种种弊端，更因为与这些学者个人的历史、政治与学术偏见联系在一起，显然不足以继续成为中国学术自身建设的资源，相反却成为了束缚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在这长达几十年的历程中，他们的影响广泛而深入，因此需要认真的清理。这一以前曾经为我们所用的有力的武器，现在却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必要的反思，甚至批判了。因为到了目前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突破的恰恰就是海外学者的意识形态。 3.寻求自身的思想与方法资源，重树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建设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的范式的需要，包括突破海外学者的意识形态的需要，使寻求中国学术自身的思想与方法资源成为一种迫切的要求。笔者认为，在这一寻求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最佳的选择。事实上，在经历过几十年的正面交锋之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思想与方法资源的学术研究成果，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并没有丧失其生命力。相反却是在去除其时代烙印与意识形态迷障之后，凸显出日久弥新的价值。如前所述，海外学者的资源在这一“去障”过程中的历史功绩，需要得到充分的肯定。然而，哪怕在西方，历史唯物主义与海外学者习惯应用的人文主义传统相比，本身就具备历史进步意义。多年来，西方符合当代世界学术发展潮流与趋势的研究学派与研究成果，应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资源的恐怕要占据绝大多数。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子，特别有助于解构文化的神话，应用此一思想与方法的成功的研究，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最大的特色就是深刻，就是思想的力量，远胜于人文主义那种甜腻腻的抒情。更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具有天然的契合，例如儒家学说不信因果报应，就与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相一致。以此一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当最可适合中国的国情。 当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方法资源的应用，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其意识形态化，避免走向僵化与庸俗化。需要将其严格地定位在学术领域，并不断吸取其他思想与方法资源的有益的养分。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还需要受到常识的规范，不可无限扩张与膨胀。例如，唯物主义就是无神论，这使我们总是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永远具有一种清明的理性精神。可是如果无限膨胀到社会生活领域，那么全社会缺乏敬畏精神，人人无所畏惧，就很容易陷入无恶不作的道德堕落。 那么，就让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中国学术的思想与方法资源，对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这一曾经的武器，进行批判吧。让曾经交锋了几十年的两者，来一番新的交锋！ [1]《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序言 [2]王晓明语，见《读书》2000年第7期 [3]见《南方周末》2007年1月17日《夏志清：中国文人应酬太多》 [4][5]见余英时《我为什么研究陈寅恪》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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