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提倡实用主义容易遭到误解和非议，但我对“有用便是真理”的论断是推崇和赞赏的。而且总感到，著书立说，奉献一些实在管用的东西，总比在那里不着边际地做文字游戏要强得多。

越是在当今时代，越需要这样做。因为人们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太多太多,时间太珍贵了。如果所接触的多是些纸上谈兵“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多是些在字面上自圆其说而一遇实际就无可奈何的东西，对读者来讲不亚于浪费生命，对作者来讲实在是误人不浅。

本书以构建和谐机关为主旨,我以为这是以科学发展为指导，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动手写作前，我做了近30年的实践准备。时间要追溯到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因略通文墨，被直接选调到最基层的乡镇机关（当时称公社）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初出校门的学生，多半是天真幼稚，书生意气，理想主义色彩严重，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当时城市知识青年还需要走上山下乡之路，我一个农家子弟,从校门一出来就进机关，还当上了一名“土记者”，大有跳出“农门”登“龙门”的感觉，不禁有些人生得意，踌躇满志，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灿烂。殊不知，在机关工作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近期拜读了管卫中先生发表在《读者》杂志2002年第10期上名为《机关》的力作，不禁感慨多多：

坐机关的人们，最爱谈论社会。社会好像就是机关外面那些天天看得见、听得着的事情。人们很少注意到机关。机关太平淡啦，它仿佛是一个缺少色彩、最平稳、最不起眼的社会角落。但一个人如果在机关里呆久了，就会隐隐察觉，机关里其实大有奥妙。机关里隐藏着最重要的社会真相。

表面看去，机关是平静的，单调的。早上来上班，下午回家去。按部就班，各司其职，秩序井然。同事之间和和气气，说说笑笑，亲和的宛如一家人。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一盘永远在平稳转动的老水磨。然而机关人员的和气、微笑、打招呼、串门，都极有讲究，含有很深的“机关”。对什么人说什么话都透着点敬畏、恭顺、奉承与无知，对什么人只需点点头，什么人连头都不用点，什么人可以悄悄说点私房话，什么人则须严加防备，守口如瓶，都可有讲究啦。……这些讲究与学问没有谁能传授给你，得靠自己去慢慢品味、领会。世事洞明皆学问嘛。……

有人总结出机关生活的一点诀窍，叫做“三分工作，七分关系”。你不必对此面露鄙夷之色，细想想，确有几分道理，他抓住了人性的一点奥妙。机关里对一个人的评判，以及与此相关的任用、利益分配等等，决定权主要在领导手里，领导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感情倾向。他不像电脑那么精确，也不像包公那么公正。他对一个人的印象、判断，暗中常受私人感情的影响支配。……你永远躲在办公室里埋头业务，从不在领导面前露面，不汇报、不恳谈、不请示，平日也不屑于搞感情投资，领导就对你缺少印象；倘若你再中点书毒……时不时还跟领导辩辩是非，论论道理，叫叫板，得，你可就离倒霉不远了。起码，领导觉得你这个人刺头，有点恃才自傲，不知高低，不太听话，哪个领导愿意要不听话的人作下属？你也就没有办法不成为一个阳光永远照不到的偏僻角落了。须知，只要是人，都有爱听奉承话、讨厌批评者的天性……

管先生的高见，的确把机关存在的“不和谐”现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说实话，我对机关存在的一些消极现象都是深恶痛绝的。然而，置身其中，又难以躲避无情现实的冲击。遥想当年，十七八岁，初出茅庐，我当然不了解在机关工作还有如此深奥的“机关”。当时，自以为很卖力地干了一年，政绩还算说得过去，却不料主管宣传的领导跟我谈话时，虽然总体肯定在前，但还是以“需要全面锻炼”为由，委婉地炒了我的“鱿鱼”。

一个人在事业的航海里，假若只看到微风荡漾下的美丽浪花，不懂得海底深处还潜藏着激流暗礁，不会有防范和妥善处置，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就很难登上胜利的彼岸，更谈不上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贡献。这当头一棒的打击，使我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灰心了好一阵子，后来投笔从戎，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但命运似乎早已安排好的，机关注定是我事业的平台。入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春天，我又因“会写点东西”，能在报纸上发表点“豆腐块”，提升为排级军官，并从基层连队选调到师级机关工作。再次成为机关的一分子，我虽然内心激动，但缺乏了那份浪漫情怀，多了几分深沉的思考。

比如，我曾忙里偷闲，对“领导机关”的来历进行过探究。通过研究认为，自古至今，一直活跃在领导领域的基本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领导干部，一部分是机关干部。领导干部过去叫“官”，机关干部过去叫“僚”。“官僚”是过去的称谓，“领导机关”是现在的说法。结构相似，叫法不同，自然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官称“老爷”，是给人民群众当衣食父母的；现在的领导称“公仆”，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过去的“僚”，是官的附属品，无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食客，秦代的谋士，唐代的幕僚，还是清代的师爷，大都是为官者个人供养，不食朝庭俸禄，算不上国家正式干部。现在的机关干部，是国家干部的一部分，与领导干部只是分工不同，不存在主仆的从属关系，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整个领导活动中，领导干部与机关干部职责不同，作用各异，相得益彰，互相不能取而代之。领导活动的过程，实际上是领导和机关共同作用、互相促进的过程。领导不能离开机关，机关也不能离开领导，只有领导和机关融为一体，互为因果，才能产生完美的领导行为和领导效应。

再比如，自打再次跨入机关大门，我脑海里经常浮现的问号是：怎样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机关干部？机关工作有没有规则可依？有没有规律可循？机关干部的行为方式与领导干部有哪些异同？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从基层到总部，每调到一级机关工作，我都是处处留心同仁的成功之举，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求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挫折。但总的来说，二十多年的机关工作经历，充满了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也就多了，逐渐小有所获。后来，在工作之余，对自己的感悟进行了梳理，斥诸文字，以琐谈当好机关干部为主线，在一些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并先后在一些单位举办的机关干部培训班上进行了抛砖引玉。

平心而论，我所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体验，亲眼所见，真情实感，出乎意料的是，反响竟极为强烈。一些单位的领导打电话告知，已将我发表的“琐谈”列入机关干部业务讲座，不仅要求机关干部熟记，还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了问卷考试。有几个学院将我散发的几篇“琐谈”搜集整理，装订成册，作为辅助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有几个我从未见面的机关领导干部，费尽周折打听到我的电话号码，与我通话，给予鞭策和鼓励。驻河南某部黄主任，花费了一周的时间才与我联系上，告知我的第一句话是，他正在组织机关干部们学习我发表在《政工研究文摘》上的那几篇“琐谈”，同时也恳请我成书后给他寄去，他将系统地组织学习……

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今天，竟有这么多素昧平生者对我那几篇“实话实说”如此厚爱，这说明，实用的东西还是大受人们的欢迎的。平素，我极推崇冈察洛夫那句名言“我只能写我体验过的东西，我思考过或感觉过的东西，我爱过的东西。”本次动手整理成书前，便确定了这样的主旨：突出实用性，也就是少讲空泛的道理，多讲实在的东西，多讲实用的东西，不讲无用的东西，尤其是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力求人无我有。

借用王蒙先生《我的人生哲学》中的精彩高见引出这个话题，“举一个不太高雅的例子。我们从书本上到处读到人应该如何奉公守法，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照章办事等等。可有一本书谈如何走后门吗？走后门不好，不应该教，那么请问，谁能说自己从来没有与走后门的现象有涉呢？你不走，你见过别人走没有？你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走后门是一个值得正视的社会现象乃至文化现象。即使是为了反对走后门，不也需要弄清走后门现象的来龙去脉吗？但是偏偏没有这方面的书……。再举一个令人尴尬的例子，有一本谈国家公务员怎样才能更好地获得升迁机会的吗？没有的。因为，从性质上说，我们的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根本不应该有地位观念升降观念。我们提倡的是做人民的老黄牛，老黄牛怎么会考虑自己的地位职称级别待遇问题呢？尤其是，那些致力于自己的升迁‘经验’‘办法’，是不足与人语的，是不足为训的，有些是很糟糕的，即使写出来这样的书也是无法出版的，即使出版也只能是在一片愤怒的谴责声中夭折而亡的。那么，事实上存在不存在一个为升迁而总结经验而奋斗的问题呢？有没有公务员或公司的文员在谈论在研究在关心自己的升迁问题呢？我们能不能完成一部‘升迁学’，哪怕是不能写成文字因而只能靠心领神会的这样一部书呢？”王蒙先生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工作中很实用，生活中很需要的书籍，由于极其敏感，容易引来非议，至今无人触及。本书试图在“人无我有”方面做一些尝试。因而，将书名直接确定为《机关的机关》，以便给人留出想象的空间。书中提出了诸如“密切联系领导”“精于约束领导”“与人搞好关系”等鲜明的观点，并结合实际，详尽介绍了如何“联系”“约束”以及“搞关系”的具体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和谐机关的题中之义，也都不能不说是未开垦的处女地，相信读者浏览后会有浓厚兴趣的。

二是靠事实说话。

我一直认为，事实胜于雄辩，实事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可靠的。我在书中论述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一篇时，提出了文章出手要“四有”的原则,其中一有是“要有事实作筋骨”。其核心论点为：任何一篇好的文字材料，都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而是通篇充满着事实的力量。思想是从事实中提炼出来的，道理是用事实阐发出来的，经验是从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即使鞭鞑的各种消极现象和消极因素，背后也都有事实为左证。简言之，一切都要有事实作支撑。我感到，倡导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好。本书就是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行事的。

这里列举书中一个例子，在阐述对“领导的意图要坚信不移”这个观点时，书中提出“机关干部切忌用怀疑的眼光打量领导意图，这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工作纪律。领导指示即使有不周到、不完善的地方，机关要千方百计去丰富、完善和发展，不能千方百计去怀疑、否定和推翻”。这段抽象地论述，就是从现实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机关干部自恃高明，时常用怀疑的眼观来打量领导意图，落实起来总是不那么坚决，致使领导的决策指示有时推动起来非常困难。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书中还是靠事实说话，“1949年建国前夕，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商讨新中国成立的具体事宜。会前，毛泽东主席提出，‘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28响’。毛主席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他不知道也懒得知道国外最高礼遇的炮响是21响。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有人提出质疑，毛主席也未作解释，只叫大会筹委会的唐永健同志起草个说明，说明怎么写，他也没交待。唐永健同志完整准确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意图，他想28响就是28响，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满28岁，28响就是28年党的发展史的礼赞。说明送上去后，毛主席二话没说，挥笔就签上了他的大名。就这样，新中国在28响礼炮的轰鸣声中诞生。”书中每篇所论，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用事实来说话。

当然，用事实说话，也不是事实材料的简单罗列，而是把叙事与明理结合起来，夹叙夹议，事理结合。是否做到了这些，不能王婆卖瓜，还是请读者自己品味为好。

三是突出操作性。

在动手写书之前，我做了一次专门调查，所接触的机关干部都希望，书中要少讲一些抽象的、理性的东西，多讲一些具体的、操作性强的东西。如果有抽象无形象，有概括无具体，从思想到思想，在道理上打转转，在文字上兜圈子，这样的东西出来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