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冷静客观的心态审视当前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审视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对新世纪中国在战略部署、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民生问题、领土主权、人文社会、生态环境、外交格局和改革方向等领域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与透析，是一部对中国当前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进行集中分析解读的具有前瞻性、可读性、全面性和针对性的著作。

　　仔细盘点此书，可以清晰的发现，大量的观点和思想，诸多的建议和主张，都是当前中国政府极力主张重视的重大问题，都是当前正在和即将解决的社会难点，此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与当前治国安邦的国家战略不谋而合，具有先见之明，具有相当鲜明的前瞻性。

　　以当下最受关注的反腐为例。《中国策》谈论最多的就是反腐败，此书以11篇文章几万字的篇幅全面分析解读了中国反腐大业。

　　《中国策》相继讨论了三公消费、违法征地和土地腐败、基层政权腐败、政令不行和“政令怎么就出不了中南海”、党政机关奢靡成风建设高档楼堂馆所追求享乐、人事腐败和吏治败坏、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教育乱收费和教育腐败、特权意识和作风严重、司法腐败、政绩工程、官僚主义、权力世袭和裙带成风、学术腐败等等非常严重而且亟待解决的腐败。

　　比如此书摘录军事专家张召忠将军的回忆：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单位集体活动都是租车，租用出租公司的车，专业司机，准时准点，没有事故隐患。

　　还专门有一篇讨论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反腐败的文章。与此相关的还谈到了农村。“目前在中国部分农村，崛起了主要包括乡镇党委政府和主要领导人、乡村执法机构、税务和工商机构、计划生育机构、土地管理机构、民政机构、电力机构、城建机构、信用机构和主要负责人、村书记和村主任及暴富的一小撮人在内的权贵，并且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大肆扩张既得利益，攫取新的利益，形成了颇具能量的乡村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策》还详细介绍了”国外反腐败对我们有多少启示？”指出了廉政文化的重要作用，重点对付“大鱼”(指重大腐败分子)，还谈到了走出反腐误区：高薪养廉和反腐不等于重刑，特别是不等于死刑。高度重视舆论和媒体监督的重要作用。还谈到了“刑要上大夫”，不迁就任何人，特别是决不能搞“下不为例”。还以官员清廉为目标，设定了极其广泛和细致的规范，涉及宪法、法律、规章及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内容。这些和当前的反腐动向都非常吻合。

　　而且“反腐保廉遭遇的法律障碍”和其他反腐部分，侧重从制度上指出了当前腐败面临的体制性弊端。比如：《刑法》中对于有些腐败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定、《刑法》第383条的弊端、如何避免刑讯逼供、举报制度不健全、贪官外逃方面有重要漏洞、预算制度缺陷、财产公示没有实质性进展、特别没有出台《反腐败法》等等。这都是当前正在解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另一亮点是针对院士制度的，决议指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而5年前作者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此书当时引述第一位获得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关于院士制度严重弊端的谈话：“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院士选出后，他们的权力极大，又绝对缺乏监督。一个学者，从申请经费做项目，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腐败就是从这里滋生的。”上海交大的一名教授说：“怎么评价教授实力如何？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所有这些评价机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透明的。学术风气败坏，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关系太大了。”

　　目前中国主张和美国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二者地位必须是平等的，国家实力不应相差悬殊，但是在2008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唱衰美国的声音高涨。对此作者宋赵来明确指出“金融危机重创短期难以撼动美国一超地位”，并详细做了分析，最后指出“对美国的‘一超‘地位，目前任何一个国家也无力取代，任何集团也无法撼动。随着人们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既不要轻言衰落，也不要盲目迷信。因此，既要看到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大不如从前，也要看到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还具有极大的优势地位”。此后四年的实践验证了这一点。在做出上述判断后，《中国策》指出台海局势的今后走向，“从目前的局势看，维持目前架构，并寻找最大限度的有限突破，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态势。”此后四年海峡两岸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

　　《中国策》作者宋赵来在最后一篇《排除干扰坚定改革开放不动摇》中讲了一大段非常意味深长的历史追忆和理性分析，而这也是现在中央高层和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的，这对当前具有非常强烈的警示意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东晋王朝建立仅仅10年，便兵戎相见，迅速走向灭亡，其中的原因格外引人注目：非理性集团执政，民众缺乏责任心，好逸恶劳，得过且过，贫富差距悬殊并且富豪财富很少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取的，清谈误国，假话空话套话漫天飞，生活方式扭曲变态，这些使“玩国者”迅速付出沉痛的代价。唐朝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自李隆基“开元盛世”后，社会两极化，政治腐败透顶，穷人无路可走，国内矛盾尖锐，结果使唐朝逐步走向灭亡。明朝的政局，恐怕在张居正改革失败之后，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了。久病之人，一剂猛药下去，若是不能起死回生，则必定加速其死亡。专制体制恐怕尤其如此。改革是要消除弊政的，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改革”总是被“弊政”所消除，改来复去，弊政却留着，只有弊政是不朽的，一旦人们看到了这一点，谁还去费力推动“改革”。于是，整个国度里曾经被改革一时振奋起来的心志，就会突然崩溃坠地，被极度的厌倦、漠然和麻木所取代；上上下下，得过且过，玩世不恭、纵情逸乐、犬儒主义，都成了基本的时代特征。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也经历过类似的局面。知道危机就会早日预防，但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矛盾要防止质变，质变后将失去解决的一切机会。

　　“祸故乡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不注意分析社会风险，将会酿成历史重大事变，而认识到了又没有采取足够和充分的应对之策也往往会引发重大变革，这也是历史中值得牢记的教训。“

　　从战略视角，作者宋赵来指出，“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基本上都是渐进式改革将核心和困难问题滞后解决所造成的。”“其中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其他改革是最大的障碍。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匹配期，启动的难度越来越大。“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而中国正面临发展的临界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而上面的核心思想，也与此书当时的分析非常吻合。作者宋赵来指出：“中国改革基本上采用渐进式改革……但是长期的渐进式改革在带来巨大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其中，改革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庞大利益网，一些非法途径和逐步硬化的利益集团并不愿看到预期改革损害其既得利益，腐败官员、暴发财团和其豢养的知识分子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一部分因循守旧、腐朽的旧势力和旧思维，僵化保守、视野狭窄，也成为不断改革推新的巨大阻力”。

　　当然本书的前瞻性和战略性还有诸多涉及，不可能一一列举，读者如果阅读此书，相信会有更大的惊喜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