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已经召开一年有余，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也已经胜利闭幕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天时间，但它作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三中全会，决定中国改革再起航，毫无疑问这次十八大后就已经开始的改革战略布局必将对未来中国几十年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必将对世界产生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

　　此书还提到了腐败对苏联的解体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希望引以为戒。此书特别精心选择了对当前中国有针对性的关于苏联腐败的相关专家的言论：

　　20世纪70年代前后，苏共党内腐败蔓延，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对党的肌体的深层次侵蚀。为了确保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对干部的任用主要采取了任命制，民主选举实际只是个形式，谁被重用是由上级内部指定的。在干部选拔中，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不正之风严重存在，党的干部下级服从上级绝对化。判断干部的政绩、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经不是社会实践，而是上级领导是否满意。即便是业绩出色、能力超群，群众基础深厚，勤勤恳恳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人，如果不为上级领导喜欢或看重，同样没有政治前途。干部选拔制度方面的腐化，使得苏共的干部制度和组织系统科学合理选拔人才、培养优秀杰出干部的优化功能被消解，机制严重弱化，这就使很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干部被拒之门外，使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得势。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真正搞垮苏共的就是苏共内部由腐败势力特权阶层演化、蜕变而来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最后他们搞垮了苏联，苏联崩溃了。

　　如果现在仔细审视十八以后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十八以后在反腐败方面做出的战略部署和具体举措，则与《中国策》基本上不谋而合。

　　农村土改是这次三中全会的重点，做出了很多突破性的决定，但是并没有实施私有化方案，四年前的《中国策》为此做了全面的分析，指出此举事关重大，要权衡利弊。既指出了主张土地私有化方案的诸多正当性和合理性，也同时指出了贸然私有化的恶果。“当前的重大问题是土地所有制。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城市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的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而且使用权是可以买卖的。这种买卖基于市场机制，地段好的土地自然价格就高。但是农村的耕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归地方政府所有)，农民无法买卖使用权。结果城市里出现了因买卖土地使用权而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而在农村，农民在失去自己耕种的土地时只能获得数量微薄的补偿金。”当时指出的问题现在正成为三中全会要解决的改革难点。

　　同时作者宋赵来也指出“户籍改革艰难推进:从理想走入现实有待时日，这与四年的稳健推进不谋而合。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而《中国策》当时就指出用人上存在九大弊端，“学历不等于人才、资历不等于人才、出身不等于人才、职称不等于人才、官员不等于人才。”“学而优则仕。中国社会目前仍是“官本位”的社会，官道是目前最光明也最直接的通道，掌握社会的大部分资源，处于社会的最顶层。““人才的反常流动。当前，在机关事业单位中，基本上只进不出，只上不下，反常的输入与向上走势一直保持了几十年时间。“

　　《中国策》指出中国“选人标准过于模式化和单一化”，“如果不改变这种机制，像梁漱溟、苏步青、沈从文、陈寅恪、钱钟书、吴晗这样的偏才和怪才，就很难涌现出来，也很难作出重大的贡献”。而三中全会决定“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而这和作者的主张也非常符合。

　　十八届三中全会另一亮点是针对院士制度的，决议指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而5年前作者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此书当时引述第一位获得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关于院士制度严重弊端的谈话：“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院士选出后，他们的权力极大，又绝对缺乏监督。一个学者，从申请经费做项目，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腐败就是从这里滋生的。”上海交大的一名教授说：“怎么评价教授实力如何？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所有这些评价机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透明的。学术风气败坏，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关系太大了。”

　　目前中国主张和美国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二者地位必须是平等的，国家实力不应相差悬殊，但是在2008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唱衰美国的声音高涨。对此作者宋赵来明确指出“金融危机重创短期难以撼动美国一超地位”，并详细做了分析，最后指出“对美国的‘一超‘地位，目前任何一个国家也无力取代，任何集团也无法撼动。随着人们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既不要轻言衰落，也不要盲目迷信。因此，既要看到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大不如从前，也要看到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还具有极大的优势地位”。此后四年的实践验证了这一点。在做出上述判断后，《中国策》指出台海局势的今后走向，“从目前的局势看，维持目前架构，并寻找最大限度的有限突破，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态势。”此后四年海峡两岸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

　　《中国策》作者宋赵来在最后一篇《排除干扰坚定改革开放不动摇》中讲了一大段非常意味深长的历史追忆和理性分析，而这也是现在中央高层和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的，这对当前具有非常强烈的警示意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东晋王朝建立仅仅10年，便兵戎相见，迅速走向灭亡，其中的原因格外引人注目：非理性集团执政，民众缺乏责任心，好逸恶劳，得过且过，贫富差距悬殊并且富豪财富很少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取的，清谈误国，假话空话套话漫天飞，生活方式扭曲变态，这些使“玩国者”迅速付出沉痛的代价。唐朝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自李隆基“开元盛世”后，社会两极化，政治腐败透顶，穷人无路可走，国内矛盾尖锐，结果使唐朝逐步走向灭亡。明朝的政局，恐怕在张居正改革失败之后，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了。久病之人，一剂猛药下去，若是不能起死回生，则必定加速其死亡。专制体制恐怕尤其如此。改革是要消除弊政的，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改革”总是被“弊政”所消除，改来复去，弊政却留着，只有弊政是不朽的，一旦人们看到了这一点，谁还去费力推动“改革”。于是，整个国度里曾经被改革一时振奋起来的心志，就会突然崩溃坠地，被极度的厌倦、漠然和麻木所取代；上上下下，得过且过，玩世不恭、纵情逸乐、犬儒主义，都成了基本的时代特征。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也经历过类似的局面。知道危机就会早日预防，但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矛盾要防止质变，质变后将失去解决的一切机会。

　　“祸故乡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不注意分析社会风险，将会酿成历史重大事变，而认识到了又没有采取足够和充分的应对之策也往往会引发重大变革，这也是历史中值得牢记的教训。“

　　从战略视角，作者宋赵来指出，“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基本上都是渐进式改革将核心和困难问题滞后解决所造成的。”“其中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其他改革是最大的障碍。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匹配期，启动的难度越来越大。“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而中国正面临发展的临界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而上面的核心思想，也与此书当时的分析非常吻合。作者宋赵来指出：“中国改革基本上采用渐进式改革。。。。。。但是长期的渐进式改革在带来巨大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其中，改革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庞大利益网，一些非法途径和逐步硬化的利益集团并不愿看到预期改革损害其既得利益，腐败官员、暴发财团和其豢养的知识分子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一部分因循守旧、腐朽的旧势力和旧思维，僵化保守、视野狭窄，也成为不断改革推新的巨大阻力”。

　　当然本书的前瞻性和战略性还有诸多涉及，不可能一一列举，读者如果阅读此书，相信会有更大的惊喜和收获。关于中国改革战略布局和治国安邦之策，四年前即2010年1月1日出版的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战略性著作《中国策：新世纪、大视野与我们的治国方略》在大陆出版，则是不得不提的一本著作。出版4年来，此书在大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尤其在国家层面产生了更为突出的影响力。此书先后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民主同盟贵州省委等30家中央和地方机构学习，一家机构最高读后感高达六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