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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辛欣和老猫都是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在他们的回忆中，军队大院那段童年时光总是非常美好，让人难忘。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事和那些人已经被很多书和电影、电视讲述和记录过。从小就有文学理想的他们，也不约而同地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年少岁月和大院记忆。本版摘录这两本书的部分章节，让我们在新春之际回味旧京岁月的美好。
1部队大院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部队大院里。这个“资历”，似乎应该让我有优越感，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说的那样，但是我却并不这样看。
我住在部队大院里，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军人。但他因为受到“运动”的牵连，下放到地方部队里去了，这样，我家就在部队大院显得很多余。很多人都在明里暗里使劲，想让我们搬走。但是我们没有地方可搬。所以，很多年，我们就艰难地在部队大院里生存着。
夏天的夜晚，经常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有一个马扎，遇到放电影的时候，就搬着马扎跑去占一个位置，有时候正面的位置被占满了，就去背面。背面人少，看得反而更真切。唯一的缺陷，就是左右手是反的。不过这没有关系，并不影响我记一些人物对白。每当看电影的时候，我都高兴得一塌糊涂。
大院是封闭的，弱肉强食的家伙肯定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子弟。我开始对这个大院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再过几年，大家开始买电视，是那种黑白的九英寸小电视，卖一百块钱一台，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三个月的工资。当然，有钱并不意味着肯定能看上电视，因为电视要“票”才能买，而“票”，是紧缺货，没有通天的本领休想弄到。
邻居家就有一台电视。每天晚上，我就跑到邻居家去蹭看。刚开始还不怎么着，但时间长了，自然被别人给了脸色。
有一天黄昏的时候，我妈居然让人搬回了一台崭新的九英寸电视，让诸多为电视发愁的街坊艳羡不已。从此以后，我过上了有电视的日子，并且在这一辈子里再没有和电视分开过。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当时我妈就是要争这口气。
不久，我家搬离了部队大院，到了朝阳门外。我在外面结交的新同学，也就是部队大院孩子看不起的“胡同串子”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仗义。那种有福同享、两肋插刀的豪爽，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所不具备的。
现在回想，部队大院给我留下的后遗症有两个，一是我最看不惯莫名其妙就有优越感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我拼命地看电影。这也算是对童年生活的一种补偿吧。
2反对“靡靡之音”
上世纪80年代的主流舆论曾经反对过什么？说起来也相当有趣。
印象最深的是反对“靡靡之音”吧。很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有印象，比如，学校里曾经疯狂地收缴邓丽君的磁带。当时没有MP3，也没有WALKMAN，比较新潮的是砖头录音机，只能放进去一盘磁带，音质还特别差，勉强能听出曲调，歌词都听不清楚。所以同学们之间经常互相帮助，把歌词记下来，这是相当艰苦的工作。
校长在广播里说，每个同学都要上缴邓丽君的磁带。我想起我妈老在家听，就回去打算要两盘，我妈这叫一个舍不得，跟我絮叨：“你们老师吃饱了撑的吧？这歌怎么了？”
这歌没怎么，只不过有《何日君再来》，据说是李香兰在抗战期间唱的，消磨了抗战军民的斗志。现在不抗战了，但仍然能消磨青少年的斗志。所以，必须予以没收。当然，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不会料到，邓丽君竟然成了全球华人的标志人物。她去世这么多年，依旧有无数人喜欢她，包括我妈，还有我。其实，我就是从没收她的磁带开始，听她的歌的。
不让听，自然也不让唱。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年代。那是一个万物蓬勃生长的时代。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还是在成长啊。
3文学少年
“你想吃肉包子吗？”半夜12点吴尖刀凑到我鼻子前问。当然，我们摸出宿舍，翻过矮墙，由窗子跳到空无一人的黑屋里。这是学生会废弃的办公室，这里有断腿的桌椅，一台破油印机。不久，又有人带来刻好的蜡纸、油墨、白酒、劣质卷烟和肉包子。
我立刻联想到《火星报》，想到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那是一个朦胧诗泛滥的时代，诗歌就像尼罗河底的淤泥淹没旷野，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理想的火花在夜空中闪烁，在吞下四两包子和二两白酒后，我们工作。
油印机呼哧带喘地转动，蜡纸被卷皱，又被小心地展平。在月光和打火机的照耀下，我们印刷，用针线装订，并用钢笔描出每一个模糊的文字。一百零八本完全由学生编辑写作的诗歌杂志就这么出版了。
黎明时，天寒冷到了极点。吴尖刀耐不住，点燃了蜡纸，我们围着火光呵气，跺脚，巨大夸张的身影在墙上乱晃。火很快熄灭，大家又在灰烬上撒了尿，防止那些刻了诗歌的纸张死灰复燃。
辛勤的工作让人欣慰，而每个人的报酬仅是两本杂志。这很使人满足了。过了很多年，当年的朋友早作鸟兽散，不过那两本诗集还在。
文学和肉包子都让人怀恋至今。
选摘自老猫的《我的故乡在1980》
1小书虫看长篇
从小我是个大书虫，更准确地说，是个没有耐心的书虫，三年级看长篇，一半字不认识。没关系，猜着，跳着，蒙着看，永远走着路看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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