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以合适的稿件精准地表现主题，这些“新杂志”初期采用的都是约稿制。《文艺风象》主打时尚、温暖的主题，主编落落介绍，计划于5月出刊的第三期，主题是“假妆”，把生活中的化妆品做成文艺化的解读。

　　“我们希望把杂志做得很缤纷，用小说、随笔、绘本等形式表现，但不是时尚杂志的那种介绍流行化妆品或者技巧。”落落说。

　　这种现实与虚构的跨界结合，让之前所有的文学分类标准都显得过时了。安妮宝贝3月份刚推出的《大方》，势头凶猛，开篇便是对日本 村上春树的超长专访，其100多页的篇幅，彻底颠覆了人们脑中文学杂志的概念。

　　“市面上的杂志不能满足我们，我们就想搞一些创新”，笛安说，他们做杂志，就是要做一点“不一样”出来，“就这么简单”。

　　比起传统文学杂志的作协“包养制”，这些杂志的后面都有一个有资本背景的出版公司，张悦然《鲤》的背后，是沈浩波的磨铁图书，安妮宝贝《大方》的背后则是陈明俊的新经典文化，而笛安、落落，不仅有出版人郭敬明的依托，更有在青春类图书领域驰骋多年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保驾护航。

　　这种合作关系更加自由，分工更明确。在《鲤》与磨铁的合作关系中，张悦然工作室负责主题策划、内容构成、作者选择、沙龙主办、装帧设计等众多内容，只要别出政治问题，出版方不会干涉内容。欧宁、笛安、落落都表示，他们对杂志的内容有“一票否决权”，出版方主要在营销上下工夫。

　　郭敬明就曾公开对外界表示，他希望旗下杂志的主编用自己的审美，用她们对文学的高标准的态度来打造杂志，而其中指向最为清楚的就是作为投资人对“独立编辑原则”的尊重。

　　枯黄的叶子掉了，还会长出新芽

　　 曹寇之前在《收获》、《芙蓉》等传统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很多作品，《天南》创刊号上也有他的一篇小说《鞭炮齐鸣》。两相比较，他觉得老杂志一直有个重大失策，就是不把自己当媒体。“它们把杂志当成了小圈子内的作品集，仅仅面向部分爱好者、作协和文艺批评家。”

　　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杂志上发表作品，收获到的成就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少人买到了《天南》，看到了曹寇的新作，都会在微博上“@”给他，并且作品的阅读率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止庵所喜欢的一本文学杂志，20多年过去了，杂志编排从来没变过：先是上来一个长篇小说，然后两三个短篇小说，再加点评论。 止庵就告诉本刊记者，“国内的几代文学编辑都在干这事，第一代人这么干，以后的还这么干。”

　　“中国传统类的文学杂志比较固步自封，画地为牢，比如中国的文学杂志很少登外国文学。此外，这些文学杂志还有两个要命的缺陷：一个是稿费低，一个是印刷和版式太旧，精致的图片没法印。”止庵也以“编委”的身份参与到了《大方》的编辑，在工作中他会和传统的文学杂志对比，比如《大方》里黄碧云这篇文章，配有黄碧云自己画的画，如果交给《收获》或《十月》，怎么登？虽然这些是小问题，但是限制了杂志的编辑，从而形成固化的编辑思路。

　　这些新杂志进入市场，对既有的文学杂志市场形成了有力的冲击。一本传统的文学杂志，能够卖过一万本已经非常不错了，而《文艺风赏》第一期25万册已销售一空，刚上市的《天南》在各地也传出了断货的消息，《大方》对外宣称首期发行量高达百万册。

　　在这个文学新杂志方阵中，执牛耳者仍非“老牌”的《最小说》莫属。杭州晓风书屋总经理姜爱军向媒体透露，《最小说》一呼百应，每期都能卖5万本左右，“笛安的《文艺风赏》也不错，刚来一周卖了1000多本。”

　　单从销售量来看，这批新创文学杂志就具有了强劲的市场开拓力，而它们与读者的紧密互动，以及以资本为后台的发展后劲，都是传统的文学杂志所不具备的。作为“传统文学杂志”的代表之一，《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近期就频繁接到各家媒体记者的采访电话，被追问同一个问题：新锐 办新杂志是好事还是坏事？

　　“文学杂志不能靠照片、装帧和摆饰，说到底还是靠作品，抓住分众读者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李敬泽说。对这些新杂志铺天盖地的营销方式，他认为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因为杂志不是图书，“考验的不是一时的营销策略，还有综合能力”。

　　文学杂志的格局，会因此发生一些改变吗？

　　大部分人对此都持审慎态度。止庵说：“改变一部分是可能的，彻底改变不太可能。《大方》出来了，对《人民文学》、《收获》等当然不会有什么冲击，他们自个办得好好的，还会那么办的。”

　　“我认为新的文学杂志中，会有一些成为纯文学的呈现平台和发展空间。新的文学杂志和纯文学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张悦然说，纯文学有它自己的生命，枯黄的叶子掉了，还会长出新芽。

　　而欧宁希望，《天南》能逐步形成很稳定的作者群，通过他们的文体探索和文风探索，能形成文学流派一样的东西。在他的计划中，英文版的“刊中刊”将进一步扩大，在那里，外国读者和汉学家能看到最好的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