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庄稼人是实在的。90年代初，家里让才上初二的他退学去徐州打工。从水泥匠、电工到油漆工、焊接工，手工活计一样样干过来，可是一个农家娃这么干活能有什么出息呢？他想上学，可是考高中要求有学籍。心灰意冷的他回家躺了两天两夜。巧的是，他在书本里翻到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沉沦的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

　　峰回路转，一个同样被学籍刷下的同乡告诉他，可以去萧县县城学画，将来可以考外地艺校。萧县这个地图上极不显眼的小地方，却是中国国画之乡，“县城里的画廊就像上海的咖啡厅一样多”，出过朱德群、刘开渠这样的大家。他心里又燃起了希望，在城里一边打工一边学画，1993年考进了蚌埠工艺美术学校的室内设计专业。

　　循着冥冥之中的召唤，陈忠村的人生踏上了另一条轨迹。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他分外努力，一边上学一边打工，靠给厂家画广告维生，还曾去过南京等大城市卖画。在衣食无着的那段岁月，顾城那双“黑色的眼睛”、食指“相信未来”的呼唤，都曾给了他坚持的动力，一首首最初的简单的励志诗，从他的笔下流出。

　　1996年，离毕业还有一年，为了推销自己，他在蚌埠为自己办起了国画展，被安徽水利公司的人事主管看上了。于是，毕业后，分配进公司成为从事建筑业的一名助理施工员，获得了人生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回忆这段往事，陈忠村深深感到：感谢艺术，是这一技之长，改变了一个农家娃的命运。

　　最渴望一个固定地址

　　陈忠村长年从事的建筑行业工作，经常随项目业务而流动，蚌埠、阜阳、合肥、黄山……旅居的生活催生了诗歌的灵感。2000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红信封》在漂泊中诞生了。出版花去2万元，那是他一年的工资。那时蚌埠的房价每平米才1000多元，原本想买80平米的房子，只能买60平米了。可是，为了诗歌而付出，他心甘情愿。

　　2002年，公司派他来上海工作，他只身来到这个大城市居住，只能在周末乘火车回蚌埠探亲。“那时我住的是公司安排的宿舍，常常搬家，而我又要与外界通信，有一个固定的收信地址是我最渴望的事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工地的角落，碎纸头上的只言片语，汇聚成投向各地诗刊的一首首诗篇。一个个孤身失眠的夜里，他常常怀念起故乡的父母和妻儿，追忆被城市抛在脑后的乡土。他最爱写的题材，一是故乡亲人，二是城市生活，三是爱情感悟——他只写他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城里，移植的大树/我真的不知道能活多少/是否像我漂泊却又留恋着故乡”……

　　真情实感的流露，换来的是读者由衷的认同。他的两首描写故乡的诗先后入选大学语文课本，还被翻译成英文。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他，在文学圈渐渐闯出了名气。

　　9年“沪漂”，从基层做到管理层，他在大上海站稳了脚，却坦言并不设想扎下根来。“只要这个城市没有埋过亲人，就没有归宿感。我的根在农村。”上海对他来说，是一个暂时的居所。“故乡是我想回又回不去的地方，我是这个城市的暂居者。但是我不厌恶这一点，我的暂居是用心的、投入的。”他要在这短暂的居留中，尽可能地朝着梦想去奋斗。

　　用血液养活诗歌

　　在告别了体力劳动之后，陈忠村仍希望做打工诗歌的“精心维护者”。近年，他与许强、罗德远等诗人一道，用业余时间，自费编选出版了多部打工诗歌集、诗刊诗报。“诗歌是我的第二生命，给我遮风挡雨，它为我提供八小时之外的心灵寄托。”诗歌，没有带给他物质上的任何好处，但一次次给予他精神上的动力。他常说：“当艺术（诗歌）养活不了我的血液时，我要用血液反哺艺术（诗歌）。”

　　他的那些曲折的经历，最终都化作前进的动力。“苦难在你身边印成花纹装饰/水变成云又形成雨在良性循环。”他早年打工时，从工地脚手架上跌下，留下的伤疤还在手上，而他却说，“即使你受伤了，也不应该写这种痛苦，发泄不满，而是应该吸取教训，要写阳光向上的东西。”他认为文学应该给人带来一种积极的张力。“千万不能埋怨生活，那只会更糟糕，而要把不满变成满意，就像你不能因为不认路而不出门一样。”现在，他最想说的话是“感谢”：感谢上海对外乡人的包容，让一个外来者有了展示自己的公平的舞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记者问。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很满意。我一读诗歌就很幸福，让我觉得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爬不上的山。”在那首描述初来上海居无定所状态的诗歌《一个家常搬着》的最后，有一个美丽的意象：他说，他居无定所，却像是“在太阳的胡须里穿行”。

　　他的诗歌，和他明亮的额头一样，令人感到很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