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天完全黑，大约22点以后，不能再占郭四清的时间了，于是采访停止。郭四清该回家歇息，攒够力气第二天赶清早出工。等待郭四清回家的劳花和孩子们，也该歇息了。

郭四清，1964年出生，祖籍山西省天镇县，能数上来的一代又一代老辈人都是读书、教书的。祖父为躲避日本人在1937年9月12日起连续三天对天镇屠城，从天镇城的血海死尸里钻出来，逃亡到“口外”，定居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商都县——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郭四清的父亲知书达理，在村里享有很高名望。母亲是山西省阳高县人，因为战乱和穷困，随整个村庄移民口外。母亲兄弟姐妹四个，都在这个村庄里扎了根，因而郭四清的兄弟姊妹拥有众多的表兄弟、表姊妹，走不出十步就能碰到一个。郭家父亲这一脉，相比照，显得微弱单薄一些。郭四清，排行老二，出生时，正有“四清”工作队进村，母亲抓拿住“四清”这个新词汇，再不松手，她执意为襁褓中的男孩命名了“四清”。她说，这个家族到了他们这一支才开始多子，读书人家，人轻命薄，如果继续听从丈夫，起那些没用的名字，他们家以后指望不上兴旺发达……郭四清的母亲遂夺取了子女的命名权。她的丈夫吭哧半天，只保留住他们的长子，即郭四清前面的老大，沿用他起的名字“子义”——郭子义；从老二开始，改了路数，郭家女人掀起了夺天统地的变革，便有了叫作“四清”、“文革”、“进联”的男孩，和叫作“改变”、“丽缎”的女孩……郭四清说，其实，他们家结束世代单传，生下一大堆娃娃们，是听了风水先生的指点，把郭四清爷爷的坟自山西老家天镇县移葬到内蒙古商都县，一处背靠青山、面临麦田和羊肠“大道”的山坡上。但是，郭四清母亲认为，是她为孩子们搜寻出来的好名字，起了实际作用。

郭四清从1981年、十七岁上，与同村以及邻近村庄的农民结伴，开始搂地毛。此后十七八年间，每年的早春、深秋、初冬大季，野草枯萎，墨绿色的地毛显露出来的时节，他们就开进戈壁荒原，把搂地毛这件事当成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然后又进一步，把搂地毛当作“一头犟牛也拉不回来”的执着事业。

在深草地里，他们用特制的钢丝耙子边找边扒，把地毛，连同草叶、茅根一起“抓拿”回来。每一次向北行进、开往草地，随行二三百人，有时候三四百人，分乘两三辆、三四辆、四五辆不等的解放牌大卡车。这伙人平均一年进入草地十七八次。以郭四清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这样一位个体行为人的经历，他搂地毛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从少年、青年、单身汉，搂到结婚、生子，搂到两个孩子上了学。郭四清和媳妇劳花一致认为，两个孩子，是靠他们卖地毛养大的。

按郭四清讲的，二十亩草地可以净搂一斤地毛的比例计算，他去一趟草地，平均搂到五斤地毛，郭四清一人共搂十七年，一年平均去十五趟，保守估算，青年农民郭四清一人，在十七年间，大约耙搂了二万五千五百多亩草地。而这一支二三百人、三四百人的队伍，那些年耙搂了多少亩草地呢？如果按二百人计算，每年、每人进草地十五次，一次搂五斤，约耙搂、毁损草地五百一十万亩；如果是三百人的队伍，约耙搂草地七百六十五万亩；如果是四百人的队伍，约耙搂草地一千零二十万亩。这是一些较为保守的数字，取了真实存在的最低计算值。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在郭四清居住的村庄以外，又有多少支像郭四清他们这样搂地毛，即搂发菜的队伍呢？加上别的盟——现在改盟制为市，别的省，此类情势甚为突出的比如宁夏，每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无固定收入的二十万人马，进入内蒙古地界采集地毛。这些结集自别的盟市，以及结集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四面八方的队伍，多年来实施地毯式扒搂、扫荡的草地又是多少呢？

上世纪90年代中“发菜”烘热时期，仅在宁夏同心县，发菜交易量每年达到三四百吨，交易额在六千至八千万元人民币。1998年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国家明令禁止野生发菜的采集和交易，宁夏同心县发菜交易市场——这个中国唯一的发菜集散地被取缔了。在国家取消贸易、禁止采购的高压政策发布以后，发菜的交易似乎消失了，但是在流通领域里，黑市交易依然存在，而且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仍以宁夏的同心县为例，过去红火一时的发菜集市贸易表面上看是被取缔了，但是在隐蔽中，收购和销售发菜的交易从未停止。而在2003年，采集发菜又掀起新一轮高潮。

郭四清居住的村庄和相邻的四五个村庄，结集去内蒙古中北部草原搂地毛的二三百人、三四百人，均是青年和中年人，即使年长一点的，不超过五十岁。他们每年都去，每家都有人去，而且去过的人，回回再去的时候绝不会落下，除非发生了极为特殊的情况，这次去不成，下回也一定想跟上向北开进的队伍。所以，称搂地毛是轰轰烈烈的事业，是因为有全套围绕它、应衬它、辅助它的实质内容。

人，就是这些个人。但是这些个人，只面向一件东西，就是草原上的地毛。

郭四清家兄弟四人，只有老四和郭四清的父亲没有从事过搂地毛这种事业。父亲没去搂地毛，是因患有严重的陈年腰腿疼病，没法去；在他有力气的年月，尚未时兴去冒险走这样一条发财致富的路径。老四没去是因为年幼，他的三个兄长都去，就把小的饶过了。郭四清是郭家去草地次数最多的愣小子，因为郭四清“急活”、肯下力，耐得了苦寒。

一年中，出行的次数，视天气和人的状况而定。郭四清讲，有时一年能去二十来次，有时一年去十五六次。头一二年去五六趟、七八趟，那是因为他还不能适应草地的生活，吃不下苦，以后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因为吃不下苦放弃生路、放弃发财的机会，对一个男人来说，不是一个好记录。郭四清向我解释，男人们都是把力气使出去，没啥意外的话，不会停下。

“停下算咋回事吗？停下这种改变生活的营生，不算好事哇。不说别的，单就面皮上，挂不住，让人笑话死了。”

每次在草地坚持待十天左右。十天，是一个极限。不到万不得已，不超过十天。一过十天，天不作乱，人自己就出问题了。抵抗不住没明没夜的生活，身体脱水、发烧的，打哆嗦、说胡话的，过敏、溃疡、烂胳膊烂腿的，饿死、胀死的，突然精神崩溃发了疯的，被草原站和牧民抓住以后打伤的，落下腰腿疼起不来的，饿得没东西填肚子昏死过去的……每回进到草地，总有意外情况。赶上谁，谁也跑不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遇到的麻烦，是每一个人都算在内的共同市场，像饥饿，几乎全都面临过这个问题，一步也走不动了。走不动，就回不了家。回不了家，你说，什么结局？

郭四清帮着埋过好几个老乡，都埋在草原上了。返家以后，通知死者家属，搭帮结伙去做了记号的那片草地，挖出临时掩埋的死者，运回旧土故乡，重新安葬。

谁家死下人，谁家的人哭塌天。唉，好像是男人们去闯，闯下祸害，老的、小的活受，女人们活受不说，还得负责兜底。那种生活，痛不出去。“该咋了。”

在郭四清的记忆里，最长的一次，他们在草地耽搁了十四天。

一般情况下，郭四清他们这支队伍，是向北，偏西，去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的乌兰锡勒，还去正西北方向的西苏旗、东苏旗。

郭四清和他的老乡，跨上解放牌大卡车，超高、超载，被它运输进深草地。乘车的众人，一起出资，雇佣这些敞篷车辆。一个人来回一趟交七十块、八十块或者更多，车费随地毛的价格涨落。地毛贵，来回乘坐一趟就花得多，最贵的一次，每一个搭乘的农民出资一百八十块。上路以前，把来回的车钱一并地提早交给司机。这个司机名叫张秉忠，专做包租车生意。他熟悉草地的地理、气候、牧民、草情，就像熟悉他喜欢的女人。张秉忠话不多，动作小，说合一个啥事情非常痛快，一般人赶不上他那股劲。无论什么事，张秉忠都知道，迎风的西坡上生长的地毛多，除了原生的，还有随风吹落过来再生的；背风的东坡上地毛稀少，或者根本不长地毛。哪块草地有地毛，哪块草地是干板，他开着车，远远儿瞅一眼，就能知道。至于草地里头更深的学问，他的精通程度，经常让人惊奇得回不过神来。大多数事情，里面的道理和麻烦，他一讲，总能八九不离十。张秉忠的能耐，四邻八乡，尽人皆知。“他顶一个向导。”所以，草地对郭四清这一干人充满魔力，张秉忠对郭四清这一干人来说，就像是为他们迈进这项事业而生的，为他们完成这项事业而存在的。有张秉忠为他们驾驶这辆大卡车，他们死心塌地“跟车”。

出发前，郭四清他们跟张秉忠讲好，哪天返回，张秉忠到约定的时间，准时赶到草地去接人。接了人，连夜南下，长途跋涉运送人们返家。之后，张秉忠再去别的草地接送别的一些村子集合起来的搂地毛的队伍。来来回回，不分白天黑夜，一年里不知道要跑多少趟。比起郭四清他们，司机张秉忠更忙、更累，责任更大，当然挣的钱也更多。张秉忠是远近村庄里最富有的人。他家养的汽车，由早先的一辆发展到两辆，又由两辆发展到后来的三辆。在郭四清眼里，张秉忠算是汽车专业运输大户，是个顶顶厉害的人。

张秉忠的车队赶到远天远地的草原，和郭四清他们一干人碰面。若是在太阳高照之时，这些在外十余天、担惊受怕、苦寒难耐的人们，迎见张秉忠的车队以后，还需要拿出耐心，车队和搂地毛的人们，分散隐蔽起来，继续等待太阳落下，等待一个合适的上路时机。为了安全，人们相互之间保持着高度的默契。

寒冷时节，天黑得早，张秉忠会把车先藏到低凹处隐蔽起来，等到天傍黑、下午四点钟左右，把车开到几里以外、人们聚集的地点。每个人都把自己装进敞篷车厢里了，张秉忠把几辆大车快速检视一遍，拿定主意，超载的大车得到他的指令：“走狗日的哇。”他们狂奔疾驰一黑夜，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太阳初升时，就能赶到，家的滋味真正地回到心里。

天气暖和以后，白天长、黑夜短，上路既不能早，也不能晚，赶天刚一擦黑的时候动身。也得是晚上九十点钟了。

而白天“万万不敢贸然走动”。白天很容易碰到牧民，或者是草原站的人。

万一真的碰到了，牧民或者草原站的人骑马、开车追赶他们，“硬是往下拦截我们，到手的地毛就全被没收了”。功亏一篑，万万不能行。来的时候，他们带着十几天里吃用的东西；返回的时候，全部的家当就剩一点儿地毛了；来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集体潜伏进来，回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全线逃跑，仅只是为了“这些些儿地毛”。

进草地的时候，郭四清他们，每人攥握一把钢丝大耙。齐刷刷的、银光闪闪的大耙子，由百十几根钢丝钳木扎成，头朝上，树立在男人们的身跟前、头顶上。跟一把古老的战器一般样子，或者它就是一面钢丝“劈斩”和盾牌，能攻能防的威猛利刃，那时，高高地矗立在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上空，在风驰电掣的前进中，发出“咝咝啦啦”的含蓄的鼓劲乐音，有时擦出短促、尖锐的和声，如悲怆的清歌走出的拓荒尾音一样。乍一看，威严肃穆，有给掌控它们的男子汉提气壮胆那么一点意思。其实是没别的放处、没别的放法，耙子竖立于身跟前，耙头伸到清凉的高空，由各自的主人控制，不歪、不倒、不碰到他人而已。再者，耙子贴身直立，占据的空间少，在严重超载的卡车上，这是最简捷的、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卡车的目标大，车上的人，和他们手里的耙子，把什么都告诉别人了。就是说，这样的解放牌大卡车，和这样一车、一车的脸色表情或深远、或单纯、或无奈、或执着的人，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把守住的秘密。

而一旦结束此行的搂耙重任，手里的耙子就成了第一个没用的东西。耙子的个头高得超过人，它的重量大，目标自然也大，带着耙子回家，没有任何可能。敞篷车厢里没有耙子落脚的地方，一条细丝丝缝也没给耙子留下、剩下，这是一；二呢，不能允许高大威猛、招摇过市的耙子把人和大卡车暴露无遗。只不过，从内心里讲，谁也舍不得丢弃自己的劳动工具，何况他们亲手制造了它，尽着力往好了做，花在它身上的钱每一分都得来不易。可怜的耙子，倒霉的伙计，狗日的爱见东西，让人心生疼痛的宝贝圪蛋子。唉，这是“耙子的命”。再好一个东西，它短命，没得办法。用完了，就跟人生离死别，惨惨地落入风沙雨雪中，或者是惨落敌手。那种硬邦邦的伤脑筋的事，他们总是要碰到的。“命”嘛。

告别耙子，容易，也不容易。但是，没有犹疑，每个人做了他们能够做的。和牢牢拖曳的、装地毛的编织袋相比，和作为人的他们相比，耙子是唯一能被丢弃的东西。

他们动手做出耙子。每个准备出远门、进草地的人，都精心地编制一把得心应手、质量尚佳的钢丝大耙子。这需要投入一些财力、物力和人力，这对生活艰辛的他们，出力不在话下，生生地往出拽钱，有点难度。但为了即将有的收获，耗费在耙子上的那些花销，没有一户人家、一个出行者为之吝惜。老人们肯说，“是不是个好皮匠，还得看有没有一个好抓杖”。绝对是，必需的。耙子不得劲，就是睁眼瞎，白跟着时间瞎颠达哩，没一些些儿收获。没有一把好耙子，搂地毛的动力就攒不齐、聚不起。用郭四清的话说，跟别人吃的是一样的苦，你耙子不行，搂不下甚东西。命都快搭上了，耙子底下不出营生，苦得不值。

郭四清他们手里的耙子，已经更新换代好几次了。一开始做的是小耙子，头部有一尺宽。后来小耙子不适应了，换成大耙子，头部有一米大，齐刷刷的，人人都做了这种大耙子。现在他们手里拿的是第三茬，头部更大了，在草地里一铺展开，下一耙子顶一耙子。但耙头过大，搂的时候颠头拈肚，稳定性欠缺，人们又琢磨出，在耙子头部绑压一个重物，于是布袋子成了每个远行者的必备物件。他们的女人或者母亲，在他们出行前已为他们缝制好一个结实的布袋。在草地里，人们动耙子前，各自往布袋里装二十来斤土，人拉着耙子往前走，有一个扎得紧紧的、有分量的布袋，帮他们压住耙头，起到稳定耙子的作用。如此，耙子就能下得深，凡耙子到过之处，地毛基本上没有跑漏的，连给地毛提供倚伴浮生的其他杂类草，也跟随地毛、跟随这个钢木结构的巨型多齿的排钗，被“摧枯拉朽”了，剥离了土地，滚滚而去。当人疲累了，放下耙子，粗略挑拣一番以后，大部分杂草随风消逝，一小部分杂草跟随地毛被塞进随身携带的编织袋，带回驻地。

郭四清第一次跟村里人结伴出拔，年岁不大，心思也粗浅，只想能帮到他的爹妈，能给家里搭把手。他们那次结集了四十多人，去了西苏旗地片。那时候相关部门对搂地毛的人和事盘查不严。郭四清他们一干人马下了火车，说说笑笑，敢在白天走路，有人还敢放声唱两句蛮汉调调，就是流行于乌兰察布盟地区的爬山情歌，比如：

“二斤黑豆十五斤草，我吒亲亲哪阵好”；

“走了一黑夜耍了半黑夜水，不为既你不受这些罪”；

“想妹妹想得睡不着觉，嘴唇上烤起个大燎泡”；

“刮一股大风过一回云，见一个走路的问一声”；

“打开窗子瞭蓝天，你可把妹妹骊了个远”；

“吒见大路上一伙人，直往前走来不进村”；

被争先恐后地唱出。谁有山野歌子，都不会藏在肚子里不让它出来放放风，见见光，跑跑场，亮亮心。歌声被草地里散落的黑金丝线——那些个地毛切断。

离车站四五十里地，就有地毛，众人扔下歌子迅速行动，就在那里铺展开家伙，掀动手脚，搂那些如同金子一般在他们眼前、在他们心里闪闪跳跃的地毛。歌子被他们忘记了，但歌子放飞以后留给他们的宽绰绰的心情，好比一个加油站，给耗尽柴油、困顿原野的大卡车加油、洗尘、照明，“大卡车”劲气旺盛了，一股脑往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