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合：赵高这一次趋利避害，连问了李斯五个问题——

您的才能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的功劳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的谋略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的人气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和扶苏的关系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这五个问题已经使李斯备受煎熬了。李斯与蒙恬相比自有三痛——他出身平民，而蒙氏家族三代（蒙骜、蒙武、蒙恬、蒙毅）是兼并六国之功臣，更是几代秦王的股肱之臣，这种家族优势李斯根本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李斯功利心极重，且主张以法治国，得罪了不少以柔治国的主张者，相比之下，蒙恬功劳极大却毫无骄矜，戍守边疆几十年毫无怨言，哥哥在外手握重兵，弟弟蒙毅在秦王身边操持机密，甘愿做李斯手下的长史丞，兄弟二人不争功、不倨傲，身正影直，人气自然非李斯可比。

最重要的是，蒙恬与扶苏关系太好——扶苏之所以会被父皇送至边疆锻炼，原因就在于“焚诗书，坑术士”这两件事情上，李斯都是强硬的支持者。而扶苏到蒙恬身边挂职锻炼两年多，他与蒙恬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若扶苏上任，李斯的“好位置”还能保得住吗？

李斯此时的心思虽未动摇，但他肯定已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三个回合中，李斯虽然一直强调自己只“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但赵高已经利用政治中的“利害”不断动摇他。

在第六个回合中，李斯终于放弃了“听皇诏”的主张。他仰天长叹——生逢乱世，不能以死尽忠，只能明哲保身了！

此时，李斯与赵高正式结成了利益联盟。按赵高的许诺来说，接下来应该是胡亥上位，二人得益——遗憾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同盟破裂，宰相下狱

阴谋得逞、胡亥继位以后，李斯误以为自己的好日子会继续下去，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措手不及——胡亥并没有做明君的心思，李斯宰相的权力太大，赵高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两者利益上的冲突日渐明显。

此时的李斯在利益之战中明显落于下风。赵高投胡亥之所好，而李斯却依然想着忠于自己丞相的职守，打扰胡亥的享受。趁着胡亥对李斯抱怨的时候，赵高诬陷了李斯三条大罪：

一、李斯参与了沙丘之变，后来却总抱怨自己不受重用，明显是想与胡亥分土为王；

二、李斯的儿子李由是三川郡守，而陈胜作乱经过该地时，李由却不镇压，他们是同乡，听说李斯与反贼也通过讯息；

三、李斯是丞相，恃权而骄——似乎有异心！

罪状三条，条条指控李斯有反心，这对于皇位还没有坐稳的胡亥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刺激。于是，他派人监视李斯，想要抓住李斯的把柄。李斯听到消息，也上书揭发赵高的劣迹。

胡亥之昏聩在此事上可见一斑——他竟然将书信交给了赵高。赵高一看此信就知道，自己与李斯此次较量，不是他死就是己亡。赵高早年便是狱吏，在诬人罪名方面自然有独到心得——李斯后来被捕入狱，主审官还是赵高。

赵高自然不肯放过这一好机会。他对李斯用尽酷刑，逼李斯认罪——久享富贵的李斯当然无法忍受酷刑折磨，屈打成招。身在狱中，伤痕累累，李斯却一直不肯死心。他自恃功劳甚大且忠心耿耿，秦二世绝不可能让他平白丧命！他决意要为自己平反。

谁知，赵高技高一筹——他让自己的门客假扮御史、侍中，以“复查”为名到狱中提审李斯。若李斯为自己申冤，便会立即遭遇更残酷的毒打。反复多次以后，有一日秦二世真的派人到狱中向李斯求证供词真伪，但此时李斯早已不敢为自己做任何辩护，于是就此被定为死罪。

这种“因怕惩罚而不敢”的心理在现代心理学中得到了解释。心理学家谢利曼将狗关在通电的笼子里，地板一通电，狗便会受到痛苦的电击。一开始它会惊慌地在笼子中寻找出口想要逃出去，但当它发现不管怎么做都徒劳无功时，便会放弃，并趴在地上承受电击。待它习惯以后，谢利曼将其换到新笼子里——虽然地板照样通电，但只要越过中间的闸栏，便可跳到笼子未通电的一端。可惜的是，狗已放弃尝试，趴在地板上逆来顺受。

谢利曼将这种行为称为“习得性无助”——因为在不断的尝试中感觉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所以不再抱有希望，而是坐以待毙。这种无助感恰恰是李斯在严刑拷打中后天学习到的自我保护。但他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种自我保护，让他失去了最佳辩护机会。

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处以极刑，他的一家同时被杀。临死前，李斯看着即将与自己共赴黄泉的儿子，长叹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追逐“好位置”，却因“好位置”而害得全家被戮。李斯精明多年，却在沙丘之变时，屈从了赵高，注定终将败于赵高。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李斯之败并不在于他参与了沙丘之变，而在于他押错了宝，在胡亥身上看走了眼——赵高劝说李斯推胡亥上位时，李斯一心想的是胡亥上位，自己可大展政治抱负。但遗憾的是，胡亥对权力其实并没有多大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能在皇帝这个位置上享受更多。

一君二臣，君弱臣强，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权力三角结构——更危险的是，李斯从未将赵高视为对手。在他眼中，赵高不过是一个比较精通律法的宦官。要知道，李斯从看粮小吏一步步走到大秦丞相之位，靠的是实力与时间；而赵高靠的则是始皇的宠爱。在这种情况下，李斯根本不屑也更不会将赵高视作敌人——他的敌人是蒙恬，是与自己实力相当的那些人。

沙丘之变后，胡亥上台，李斯一直忧于国事，而赵高依然是宫内一管车辆的宦官。李斯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一直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才是自己最应该重视的敌人。反观赵高，他一步步地构建着自己的夺势之局。

从始皇驾崩沙丘到与李斯结成同盟，再到秘不发丧、矫诏杀扶苏、灭蒙氏、灭皇族、灭忠臣，步步为营……在将对手一个个灭掉的过程中，赵高其实也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而李斯此时依然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好位置。这就决定了李斯纵然有机会权倾天下，也无法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胜过赵高，因为后者清晰地知道李斯的志向最远不过是“好位置”。

把自己作死的秦二世胡亥

秦二世的统治，是始于繁华、终于孤独的统治。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更是历代统治者警诫自己的一面明镜，就算我们现在站在千年以后看这段过往，依然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的思考。

可以说，秦二世的一生是作乐的一生、昏聩的一生、不断“作”的一生——他“作来作去”，终于将自己从“三者联盟”中“作”了出来，并最终利用“督责之术”将自己“作”成了孤家寡人。

自己折腾的亲离

胡亥上台时，就担心大臣不服，于是便按照赵高的建议，以杀伐立威。按理来说，这种宫廷政变都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动荡——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兄长，才最终登上了皇位，才有了唐太宗，才有了大唐盛世。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就算胡亥将皇族成员全杀死了，只要他上台以后表现得足够英明，他的统治依然不会垮台。这是一种固定的皇位更迭模式——强者上位，智者坐得久。如果在杀完自己的亲人以后，胡亥能够安抚中层与下层人士，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权力变更带来的恐慌便会逐渐瓦解。

遗憾的是，胡亥在赵高的调教之下，只崇尚暴力——没有智慧的暴力被用在统治中时，往往会成为“倒行逆施”——他不但诛杀宗室皇族，而且还屠戮了功臣官吏。这就意味着，秦始皇时期积累的人才大厦已经被他彻底拆完了。

留着忠臣自有其用处——报恩与忠诚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深入人心。秦始皇时期做得最出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位时，已经将整个帝国的框架以人才搭建了起来——外有蒙恬、李信征战打江山，内有李斯、蒙毅议政守江山，因而“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这种“余威”一方面是因为始皇本人不可忽视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强大的政治才能所遗留下来的精神力量——对于一个新生的大帝国而言，这是一份再宝贵不过的资源与遗产。毫无疑问，胡亥糟蹋了这份资源，更主动抛弃了这些遗产。

在胡亥将自己身边的忠臣良将一个个折腾死以后，可用一句歌词概括他的现状——至少还有你。李斯虽然办了错事，但眼下他至少算个良相，如果胡亥肯用他来制衡赵高，“指鹿为马”未必会发生。可惜，胡亥在政治问题上彻底表现出了他幼稚的一面。

秦朝很快就遇到了统治危机。天下风云四起，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震惊了整个中国。随后，李斯上奏，请求暂停阿房宫的营建，减少戍徒征发，以稳定时局。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李斯的建议都是可行的。

然而，胡亥不这样看，赵高更不这样看——赵高此时已经明显意识到了李斯对他的威胁。恰好，吴广的起义军由东向西而来，李斯的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镇压不力。胡亥听了赵高的耳边风以后，派使者问李斯：你贵为宰相，天下乱到这种程度，而且你的儿子镇压不力，“如何令盗如此”？

李斯对这一质问当然害怕。接下来，他开始揣摩二世的心思——秦二世想要的，不过是天下安乐，那我就让他享受天下安乐！

“督责之术”导致的众叛

眼看天下大乱时，李斯也的确想要履行自己身为丞相的职责。毕竟，他若不出手，自己的好位置迟早得玩儿完。于是，在乱军四起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督责之术”。可以说，这是李斯政治生涯中仅次于“矫诏”的污点。

所谓督责之术，即以督察、问责的管理方式，确保江山永固。良性的统治离不开督察问责，然而，李斯提出的督责之术，却是出于“如何保证权力永远集中在皇帝手中”的考虑。所以，督责之中应排除三种人——俭节仁义之人，谏说论理之臣，烈士死节之行。

为什么专门排除这三种人？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存在会妨碍胡亥享乐，更会挑战皇帝的权威，冒犯皇帝的尊严！督责所要谋求的是君主一人独断专行。

值得一提的是，督责术在思路与逻辑上是成立的，即将皇帝以外所有的人都放在有过错的位置上，以残酷的刑法恐吓老百姓，使他们绝对顺服，其实质是将权力都收归皇帝，将责任都落实到下面。这样一来，所有的官员与百姓都有可能被放在有过错的位置上，而说得再直白一点儿，问责即找碴儿，在问题出现以后，立即找碴儿，下面的人员挽救自己的过错还来不及，谁还有可能与皇帝对着干？

对于这种督责，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其深以为然，连曹操都曾经推崇过“使功不如使过”之道理——用有功之人，他可能会居功自傲，而用有过之人，他却会服服帖帖。

而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督责之术”，其实就相当于在全国推行恐怖统治。新的法律条款中，增加了各式各样的残酷肉刑，老百姓们稍微犯点儿事儿就会被剁手剁脚挖眼睛——天下人整日过得战战兢兢。辛苦劳作一年，所得不过果腹，现如今又有了严刑加身，怎么可能安稳过日子？百姓不安稳，皇帝的皇位便坐不稳。

现在，我们可以绝对地说，“督责之术”是李斯的一个贡品，一个为了讨好胡亥而贡献的荒唐建议——胡亥根本没有政治才能来保证“督责之术”向正面前进。

李斯这个法案简直是缺了大德。他不仅害死了自己，还连累了始皇嬴政——说他害死了自己，是因为在胡亥下令处死他时，赵高拿他当实验品，将督责之术中的大部分最厉害的刑罚在他身上玩儿了一遍；说他连累了始皇，则是因督责之术的原因，很多历史书籍都将嬴政称为暴君，说嬴政在执政期间以各种酷刑残害百姓，动辄将犯人腰斩，杀人更是家常便饭——这是赤裸裸的诬蔑。

在秦始皇统治期间，秦政府极少动用死刑与极端的肉刑。在当时，较重的刑罚就是将犯人脸上刺字，送去当苦力。当时的改造，还是以劳动为主。一直到胡亥上台以后，李斯拿出了督责之术，秦王国才正式成为屠夫的乐园，对于这段残酷的过往，史书有“刑者相望于道，而死人日积于市”之言。

看胡亥“孤家寡人”的必然性

李斯未能考虑到的是，他在提出该法条时，只强调了它的好处，却不提害处：各地官员为了逢迎皇帝，最差也会考虑避祸，自然无所不用其极。但二世胡亥推广该政策后，“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这就使社会矛盾被空前激化。但是，越是勤奋积极的官员越会成为矛盾中的重点——只要出现社会冲突，皇帝便永远有问责之新理由。于是，为了逃避责任，官吏们报喜不报忧，致使皇帝看不到危机——最终“指鹿为马”的荒唐事也就因此而上演。

其次，这种督责之术最需要的，就是皇帝的自省。在李斯的督责之术的设计中，皇帝对所有的管理都可以抡起问责的大棒——追究你，是严格执法；不追究你，便是皇恩浩荡。在这种制度中，帝王被置于“绝对正确”的地位中，而这种制度想要获得臣民的绝对臣服，就必须要求君主不能犯错，起码不能犯政治与道德上的大错。可惜的是，胡亥不管是在私人生活、个人道德还是治国能力上一无是处，绝对的正确必然导致绝对的自大与盲目，而臣下又不敢进谏，几项内容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他的小错无法显现与纠正，所有的行为都在不断地错上加错。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该制度的实施，导致了皇帝与臣子之间的绝对对立——既然上面两个问题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大多数都没有像引发秦末那样激烈的反抗，但秦二世时期则不然：在实施督责之术以后引发的社会冲突，其剧烈程度在历史上极为鲜见。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胡亥将自己弄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胡亥口口声声要遵从法家申不害和韩非子的主张，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弄懂申不害的“术”应该如何驾驭，更没有弄懂韩非子的“法”应该如何掌握。在法家的治国理念之中，“赏”、“罚”二字是缺一不可的，有些帝王在运用“使功不如使过”之术时的确做出了大成效，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拥有笼络人心的初衷——想要让人才完全地发挥其作用，你就必须要对其以往的过错睁一眼、闭一眼，这样，有过错的官员才会拼尽全力来证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最奥妙的地方就在于，帝王总是将臣下的过错抓在手中，却不予处理，引而不发，这样才能使犯错的官员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效忠。因为一旦真正问责，便意味着被问责者与问责者之间形成了对立状态，忠诚不再，敌意萌发。

胡亥缺乏真实的政治历练，只看到了督责之术对官员造成的威胁，而没有看到所有利器都是双刃的——这便是他在督责之术全面推行以后，失去众臣支持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从现有的史料研究来看，他的父皇嬴政虽然同样尊崇法家，但赏罚分明，而且格外懂得如何用“有过之人”。尉缭原为大梁人，他曾为未统一六国时的嬴政提过一个极佳的建议——让嬴政出巨资贿赂六国大臣，由内部瓦解敌人。嬴政立即实施了这一建议，并对尉缭礼遇有加，赏赐尉缭使用的东西往往与自己一样，但尉缭反而认为他有虎狼之心，于是要离开。在他拔脚开溜时因动作不谨慎，被嬴政发觉。不过，嬴政并没有因此而大发雷霆，反而是任命他为秦国太尉，从而做出了许多对统一六国大有帮助的正确决策。与此人经历类似的还有郑国、赵高等人。

与嬴政比起来，胡亥简直丢尽了他爹的脸，“虎父”还真出了“犬子”——他不仅将老爹在位时为后代攒下的忠臣杀了个一干二净，还实施了对帝王要求极高的督责之术，这本身就是在自寻死路。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胡亥时期，除了严刑酷法以外，史书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与恩赏、赦免相关的记载，这就意味着胡亥已将所有的官员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也包括他信任的赵高。一旦赵高面临问责，那他的反叛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