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作为“拒签英雄”回到国内的陆征祥，每到一处都受到山呼海啸般的欢迎。摆在陆征祥前面的道路一片光明，然而，他却突然提出了辞呈。原来，巴黎和会让陆征祥深受刺激，如果说签署“二十一条”是迫于日本人的霸道，那还是可以忍受的；那巴黎和会是伸张正义的大会，竟然也欺弱媚强，使我国连申冤的机会都没有，这让陆征祥感到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公平和正义可言，不由得心灰意冷。

这时候国内北洋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更让陆征祥对政治失去了信心，他索性在1920年年底辞去了外长的职务，决定从此告别自己的政治生涯。

陆征祥辞职后，原本希望与妻子一起隐居于林泉之间，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一起历经宦海沉浮、家国荣辱，熬到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过几天远离喧嚣的安生日子了。谁料天意弄人，1922年培德夫人竟一病不起，医生建议说：“北京的气候，于她不相宜，应往欧洲养病。”陆征祥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妻子出国，前往瑞士休养，住在罗伽那城的益达别墅里。他没有想到此番离开祖国，今生竟然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故土。

正在这当口，北京政府忽然请陆征祥去巴黎担任驻法公使，已经对官场厌倦至极的陆征祥自然极力推辞。怎奈天有不测风云，陆征祥昔日曾买了一些法国政府战时公债券，这时债券狂跌，让夫妇俩的经济情况一下子陷入拮据之中。陆征祥不得已，只好向政府请求担当驻瑞士公使，北洋政府于是将现驻瑞士公使汪荣宝调为驻日公使，而任陆征祥为驻瑞士公使。

到瑞士后的第二年，培德夫人的病情加重，血压升高，脑内充血，医生断言已经无药可救。

1925年，陆征祥为了夫人的病，到罗马朝圣，觐见教皇，为培德求德祈福。当他向罗马教皇说明来意后，教皇亲手选了一个纪念章装在匣子内，送给培德，用来表示对她的祝福。这枚纪念章给了培德很大的精神力量，此后尽管她的病情没有减轻，但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心境始终保持着安详平静。

在培德病入膏肓的时刻，陆征祥也开始考虑夫人身后自己何去何从的问题。这27年来，他完全习惯了培德存在的日子，并对此产生了严重的依赖，他不仅把培德当成一个妻子，还把她当成了益友、良师乃至母亲，他无法想象没有培德的日子自己怎样才可以在这个凄冷的世界上独自走下去。彷徨无助之间，陆征祥想起了恩师许景澄的话：“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突然，陆征祥觉得这并不是一句戏言，而是在冥冥之中为自己指明了一条道路。

陆征祥反复思考着这件事，但他并不清楚培德的想法，也不知道如何向病重的妻子开口谈这件事，生怕刺激到她。直到有一天晚上，陆征祥读《巴黎时报》，看到了勒修夫人的故事。

勒修夫人原名伊丽莎白•雅里奇，1866年生于巴黎，性情优雅，才德出众，23岁嫁给后任法国殖民委员会委员的菲利克斯•勒修为妻，夫妻俩十分恩爱。婚后，两人没有育下子女，常以旅行自娱。勒修夫人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丈夫却是无神论者。1914年，48岁的勒修夫人因病去世，丈夫读她生前的灵修日记，顿悟，遂皈依天主教，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司铎。

陆征祥看到勒修夫人的故事后，顿有雷电之光激荡天地的感觉，他知道怎么做了。此后几天，陆征祥天天拿勒修夫人的日记念给妻子听，念过几天后，他笑着对妻子说：“我觉得你可以成为勒修夫人第二，因为你的品性很像她；我虽信从天主，但我的品性不如她。”说完他便出了房间。

当时房间里除了培德外，还有他们的内侄女，培德对内侄女说：“肋能（培德对陆征祥的昵称）在我死后，要进修道院了。”当陆征祥散步回房时，夫人便说：“问候勒修司铎。”陆征祥回答道：“问候勒修夫人。”两人心有灵犀，相视而笑。

陆征祥有出家的想法，除了爱情的因素外，还有另外一层缘故——“宗教救国”的理想，这源于恩师许景澄的遗训。当年许景澄曾教导陆征祥说：“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武力，亦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在你的外交官生涯中，你将有机会观察天主教。料将来有朝一日，你结束了外交生涯后，可能有机会进入这教会，成为这教会的入门弟子，遵守教会的内心生活，从而掌握其中的奥秘。当你掌握天主教会的核心力量后，你要带回给中国。”

陆征祥渴望用天主教来救国，与中国清末的佛学复兴其实是一个道理，这些仁人志士正是看到了国家之积弱、国人之不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缺乏信仰，所以他们欲为中国寻找信仰，以信仰的力量来振兴国家。

1926年4月16日，培德夫人在瑞士安然谢世。第二年5月，陆征祥辞去了驻瑞士公使馆的职务，将妻子的灵柩运回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安葬于皇族肋更陵园内，使夫人魂归故土。

1927年6月7日，陆征祥在夫人生前的神师孟宁克司铎的陪同下，前往比利时西北城市布鲁日的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诺隐修院，晋谒该院院长南文主教，请求进会。一个月后，陆征祥正式入院，但院里给他安排了3个月的“实习期”，以便他观察和体验修士的生活习惯，同时也考验他的决心。

10月4日，实习期满，56岁的陆征祥在圣安德诺隐修院的大厅里行更衣礼，正式成为隐修院的修士。他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宽松的修士青袍，那标志性的向上翘的菱角胡和向下飘的诗人须早已一扫而光，从此六根清净。以后他也不再叫陆征祥了，而是易名天士比德，人们称他比德兄弟。

陆征祥在圣安德诺隐修院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22年。这么多年来，他除了修习基督教经典外，还自学了拉丁文，他对中外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孔子不亚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结论。对于自己过去的生涯，尤其是签署了“二十一条”的经历，他预备用剩下的所有生命去忏悔，以求得天主的原谅和内心的安静。

1940年5月，德军占领了比利时，圣安德隐修院被征为纳粹军营，修士们无家可归。在颠沛流离中，陆征祥经常组织人们一起祷告，并不顾被捕的危险坚持在各地演说，给深受战乱之苦的比利时人民带去了巨大的心灵慰藉。盟军解放比利时后，陆征祥回到了圣安德隐修院，为了嘉奖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强权的精神，罗马教皇亲自任命他为圣安德隐修院名誉院长。

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病逝于圣安德隐修院，享年78岁。在他去世的前4年，也就是“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秋，战地记者陆铿和自己的一位同行访问了这位著名的“留洋”和尚，他们所看到的陆征祥是“一位头上有两条受戒的线、鬓发略显斑白，扁嘴，弯腰，年已七十三岁的老人，金丝近视眼镜，全身黑色道服”。在隐修院中，三人相谈甚欢，当谈到与培德夫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时，陆征祥仍然止不住地幸福洋溢。后来陆铿在他的《回忆与忏悔录》中写道：

虽然事隔将近半个世纪，七十三岁的老人，仍从微笑中露出一股年轻岁月的青春之光，点着美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