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开始后，陆征祥的用心不可谓不苦心孤诣，他先是让顾维钧将日本人的密约故意透露给西方，以此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接着，陆征祥在谈判中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据顾维钧回忆：

当会议开始时，他的客套话会长达十分、十五分甚至二十分钟。客套话后又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陆征祥还是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尔后在讨论中，一切必须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及由中文翻译成日文。陆征祥习惯于讲究辞藻，出言文雅，轻言慢语，译员施履本有时听不清陆征祥言语，又需请他复述一遍。遇到困难时，陆征祥即向日方提出：“我将就此报告大总统，下次会议时给贵方答复。”（《顾维钧回忆录》）

靠这些手段，陆征祥愣是将中日会谈从2月2日拖到了5月7日，拖延了三个多月，直到日本向中国递交最后通喋，这为袁世凯派人赴日摸清日本底线、发动国内报刊攻势以及联合西方列强对日施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痛苦的拉锯战后，最后签署的条约已经让中国的损失减少了很多，其中性质最严重的第五条，陆征祥死活不予承认，日本人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由于日本人发出武力威胁，加上急于穿龙袍，袁世凯最终于5月9日同意签署“二十一条”，由陆征祥执行签字。签完字后，陆征祥去见袁世凯，袁世凯说：“陆先生累了，可是结果很好。”陆征祥道：“精神倒也支持得了，不过我签字就是签了我的死案。三四年后，一帮青年不明如今的苦衷，只说陆征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恐怕个个要吃我的肉。”

说了这么多，似乎都是陆征祥的事情，与培德无关。其实不然，签署“二十一条”不仅仅是中国外交上的一段痛史，也是陆征祥与培德生命中最痛苦的一段记忆。陆征祥早已经把培德和自己视为一体，凡事必先征求她的意见，可以想象他们在那几个月中围绕着“二十一条”，心灵所经受的痛苦与挣扎。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当陆征祥将准备签署“二十一条”的消息告诉培德后，她大骂丈夫无能与无耻。但在那样一种乱云飞渡、沧海横流的时代，一个软弱书生和一个外国女子根本无法阻挡历史的洪流，他们也只能咽下这杯苦涩的毒酒。

从陆征祥的回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次签署“二十一条”给他的家庭带来的创伤，他说：“这是一件碎心的事。每年我们都有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签署“二十一条”后，袁世凯将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而陆征祥夫妇也将这一天定为他们的“受难日”，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在这一天他们永远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了。或许是由于这一事件带来的打击，培德夫人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人声鼎沸，到处在游行示威，但令人奇怪的是，大家声讨的都是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章宗祥，却没有为难“首恶”陆征祥，因为大家明白他不过是替罪羊而已，并非亲日派，这给了陆征祥很大的宽慰。

签约后，陆征祥向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提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日后在和会时提请各国修改约法，方有希望挽救签署“二十一条”的败局，可惜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复请陆征祥出任外长，陆征祥提出任外长可以，但前提是中国必须参战，他才肯出山。黎元洪仍然不肯宣战，陆征祥便拒绝任命。

1917年，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胜出，又镇压了复辟的张勋，从而“三造共和”，登上了总理的位子，并宣布对德、奥宣战，这样陆征祥出任外长的障碍才扫除了。果不其然，段氏组阁后再次邀请陆征祥出任外长，但是陆征祥觉得自己多次拒绝外长，如果这次贸然接受，难免给人朝三暮四的感觉，因此心里一直犹豫不决。培德夫人知道丈夫很想出任外长，以便有机会雪洗两年前签订“二十一条”的耻辱。对丈夫了如指掌的培德自然也明白陆征祥的顾虑，于是，她给丈夫出了一个计策，无论什么人来请都坚决拒绝，除非是大总统冯国璋亲自登门。培德相信，就凭陆征祥这三个字，一定值得大总统来一趟。

果然，事情的发展尽在培德夫人的掌握之中，在来使屡屡碰壁后，冯国璋大驾亲临了。这一天，陆征祥待在家里，当门房将大总统的名片递上来时，他赶紧问妻子应该怎么办，培德告诉他：“你就说，既然是总统来请，我也不好拒绝，就答应暂且做三个月的外长。”陆征祥出去见冯国璋，冯国璋一开头并不谈公事，而是称赞陆宅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布置得整洁、雅致，必是得力于外国太太。这个冯国璋也是老谋深算的人，他知道太太对于陆征祥的重要性，马屁拍得恰到好处。陆征祥便按照培德教的话，说自己原本精力不够，本不愿就任，但因总统亲自枉驾敦劝，唯有勉强担任三个月试试。冯国璋听了，高兴至极。

于是陆征祥靠着妻子的“锦囊妙计”，又体面地回到了他的外交总长任上，这是陆征祥最后一次出任外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正是在这次总长任上，他出席了巴黎和会，担任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并领导他的团员们抵制北洋政府的命令，拒绝在和会上签字，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除了陆征祥本人外，出席巴黎和会的正式全权代表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在整个代表团中，陆征祥大概是唯一携带家眷的。尽管这是去谈判，不是去度假，但陆征祥还是固执地与培德一起出发，因为这么重大的时刻他很难想象妻子不在身边的情况。

巴黎和会是日后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成名的地方，他那句“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至今震撼人的耳膜。不过对于陆征祥来说，软弱的身体与性格却没有办法让他像朝气蓬勃的顾维钧一样义无反顾，他一度在服从政府的命令与坚持民族的尊严之间徘徊，又被代表团的内讧闹得垂头丧气，但是当他知道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算计中国的真相后，终于在沉默中爆发。1919年6月28日，协约国签订合约的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在陆征祥的支持下，拒绝前往凡尔赛宫签约，并致书和会，声明中国对“德国和约”有最后决定权。

中国代表在四面楚歌中以一曲慷慨悲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据当时在和会现场的天津《大公报》记者胡政之说，一位美国人竟高呼：“今日之中国真中国也！”陆征祥后来在《回忆与思考》中说：“我自觉有义务不再服从政府的命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关于陆征祥拒绝签字，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传闻。据说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女同盟会员郑毓秀被推举为代表，前去与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谈判，阻止他签约。临行前，郑毓秀在花园里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里，见到陆征祥后，她用衣袖顶住陆征祥的身体，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结果陆征祥真的吓得不敢去签字。

事实上，这样的传闻根本不是史实，说书的味道十足。如果说，陆征祥身边真的有那么一朵“带刺的玫瑰”的话，那我宁愿相信，她就是培德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