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5年，俄罗斯圣彼得堡，沙皇宫廷舞会，一场奇妙的邂逅发生了。

男主角名叫陆征祥，清朝驻俄使馆的翻译官，他穿着笔挺的西服，操着熟练的法文（当时欧洲上流社会交际不会讲法语会被人视为“土包子”），穿梭于蝴蝶一般的夫人小姐之间。陆征祥娴熟礼仪，兼具西方男人的风度和东方男人的儒雅，这为他赢得了不少青睐的目光，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培德•博斐（Berthe Bovy）的比利时女士。

培德•博斐是一位比利时将军的孙女，其父亲是比利时国王的侍从武官、陆军上校。培德当时正随担任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亲戚罗核居住在圣彼得堡，靠给人教授法文为生。凭借着罗核的关系，培德经常出入沙皇宫廷的各种宴会、舞会，她谈吐高雅、舞姿优美，是很多异性眼中的焦点。

尽管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尽管年龄相差达16岁（而且是女的比男的大），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相爱了。在他们恋爱的第四个年头，培德已经44岁，陆征祥意识到，再不结婚，自己的爱人就老了。

（二）

陆征祥和培德婚后琴瑟和鸣，十分恩爱，陆征祥感叹道：“我们俩的精神与心灵，彼此相互了解，夫人之于我，真如生命之伴侣，相爱实深。”相信反过来，培德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陆征祥的婚事却让他跟同事和领导们孤立开来，虽然他的老师许景澄接受了他的婚事，但其他人不见得个个这么大度，各种敌意飘荡在空气中。为了减少丈夫的压力，婚后在中国驻俄使馆的8年中，原本喜欢热闹的培德夫人竟然常年居家不出，不去参加各种宴会，让陆征祥独自应酬。这样的隐居日子直到1906年陆征祥到海牙出任清廷驻荷兰公使后才结束，因为作为大使馆的第一夫人，她必须得抛头露面。

8年驻俄使馆的生活，培德夫人见证了陆征祥的成长与荣光。这8年来，陆征祥从一个小小的四等翻译官升至三品知府衔二等参赞，他的仕途如此顺利，自然也少不了培德夫人的一份功劳。陆征祥是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遇事常优柔寡断，而培德夫人出身于军人世家，身上有着刚毅坚强的军人特质，她每每在陆征祥犹豫不决的时候帮他理清头绪、断定方向，当陆征祥独当一面后，培德夫人的作用就愈加明显了。陆征祥赞道：“她看事，一眼即见其大者，绝不留滞于琐碎之念。”

（三）

到了北京后，培德夫人从原来的公使夫人变成了总长夫人，虽然身份更上一层楼，但是她为了不给丈夫招来流言蜚语，入乡随俗，像普通的中国家庭妇女一样，每天闭门不出，不参加社交活动。喜欢散步的陆征祥只好一个人在大街上转悠，不知道的人都以为陆征祥的太太不愿来中国而留在国外，纷纷叹息说：“陆总长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饭，整天在外转悠。”

这事儿传得一久，连袁世凯都发觉了。几个月后，袁世凯突然问陆征祥：“陆夫人为什么不出门？连拜总统夫人也没有来？”陆征祥答道：“内人现在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像中国女子一样，不爱出门。”袁世凯笑道：“这好极了，今晚总统府宴请英国公使为其饯行，便请陆夫人来陪英使夫人。”陆氏说：“内人一定来。”这是培德夫人第一次在中国赴宴。后来，袁世凯任命培德为总统府礼官处的女礼官长，专在总统府招待各国使节夫人。培德夫人娴熟西方礼仪，她优雅得体的表现让各国公使夫人个个都感到“倍儿爽”。

培德夫人品性高洁、克己复礼，对于自己的家庭、丈夫的国家，一言一行无不克尽自己的责任与爱心，赢得了上下一致的赞誉。陆征祥曾赞叹说：“博斐培德，承先人遗传，生性刚直好义，守职不苟，坚毅卓绝，对于人生，眼光高，声气平，艰难磨折，从没有使她胆怯心寒，贫苦不能夺她的气，富贵不能骄她的心，培德生活俭朴，天真坦率，一心契合基督之道，信教诚挚，上事天主，下爱旁人。”又说：“我爱她思想不群，品德高尚，断事有则，立身无私，不畏难，不欺人。”

民国初年的官场风气甚至比清末还糟糕，官员们个个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当时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谈到常来的嫖客有“两院一堂”的说法，所谓“两院”，指的是众议院、参议院，“一堂”即京师大学堂。相比之下，陆征祥简直称得上道德完人了，这一来是他牢记恩师的遗训，当年许景澄一开始教导他，就说：“我不会要你一开始就做大事或难事，只要求你从平常之处做起。首先从‘不’字做起——不吸大烟、不赌、不去声色场所。”二来是因为他对于培德夫人超乎寻常的爱，他们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互相影响，在爱对方的同时，也更懂得应该为了对方洁身自爱。

（四）

陆征祥和培德相识的那一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后，时任清廷驻俄公使的许景澄痛心疾首地对陆征祥说：“你千万不可忘记马关，日后要收复失地，洗尽国耻。”出任外长后，陆征祥特地请著名翻译家林纾写了“不忘记”三个大字，下注“马关”二字，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以示不忘国耻。他也许没有想到，就在《马关条约》签订20年后，李鸿章的悲剧再次落到自己身上。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背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密约。当时“欧战”正酣，西方国家无力东顾，日本人欲趁火打劫，宰割中国。袁世凯认为中国尚且没有力量同日本抗衡，应该卧薪尝胆十年再图复仇，加上他个人有称帝的野心，急于寻求日本的支持，于是在下属的建议下同日本人展开谈判。陆征祥此时并不在外交总长任上，但袁世凯出于对他的信任，又重新让他当上了外交总长，负责对日谈判。

在这样的时刻担任外交总长，无异于跳入火坑。可是陆征祥并没有像第一次被委任为总长时那样坚决推辞，他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接受了这项残酷的任命。这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对袁世凯的爱戴，视袁世凯为可以复兴中国的英雄人物，故不惜含污忍垢，竭力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