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修道院起源

修道院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且成为欧洲建筑中一道特殊的风景。修道院既代表着中世纪美好的品德，同时又被自身的某些腐朽、虚伪所累。

除了各级教区之外，教会组织还有另一种组织形态，那就是集体隐居修行的修道院。隐修起源于古代宗教的苦行传统，信徒们常年隐居深山过着艰苦而简朴的生活，通过肉身的苦痛来净化心灵。除了劳动之外，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苦思冥想，用来贯通教义，期许得到上帝的救赎。一般认为，圣安东尼是基督教苦修行动的鼻祖。他在父母去世后，把财产分赠众人，自己却隐身修行在埃及的沙漠之中。后来，在埃及便出现了集体隐修的场所，即修道院，也有了明确的修行规则。东方苦修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毫无节制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因此出现了很多极端的苦修者。为了使自己能得到上帝的关怀，修行者中也兴起了攀比之风，他们被称为“竞技者”，乐而不疲地创造新的记录，如有人不吃煮食7年，1次吃几片菜叶；有人20个昼夜不睡觉；有人日夜站立1星期；有人6个月睡在沼泽地喂蚊子，这样的人不胜枚举。

埃及的隐修之风逐渐扩散，渐渐影响了希腊和拉丁区的天主教会。天主教除了想法设法通过各种手段扩张教俗权威外，还受到隐修之风的影响逐渐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制度——隐修制度。西欧最早的修道院在5世纪初就产生了，它是模仿希腊修道院而设计的。在修道院，男人被称为修士，女人被称为修女。院长对修女和修士根本没有权威，修士都不是神父，不施行圣事，只是辅助神父进行其他工作，他们可以晋级甚至还有可能被选为教皇。

在中世纪的欧洲，修道院逐渐淡化了隐修色彩，越来越具有强烈的世俗意识。它主要是要向那些还没有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地区传播基督教教义，让其通过忏悔和禁欲生活，使修道士克服自身的 “罪孽”，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拯救。

从中世纪到现在，遍布各地的修道院和男女修士都是重要力量。他们不再是遁入沙漠的真正隐士，而是一批有着狂热信念的教徒。为了捍卫教会利益和正统教义，他们会出任主教、教皇和国王的官吏，积极干预和影响教区事务和国家政治。

在修道院，修士从小就必须接受严格的修炼和考验，他们的命运和生活往往并不能由他们个人主宰，而是掌握在修道院的管理者手中。只有经过修道院层层的进铎之后，修士才有机会可以大展宏图。

修道院的社会职能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单纯的传教布道。修道院一般还会设立学校，设立在修道院内的学校主要是接收准备出家的儿童。此外还设立了唱诗班，课程有日课和唱诗。这些学校要比普通的学校纪律要严明，凡是违反纪律的儿童都要受到惩罚，如皮鞭、饥饿、关禁闭的惩罚。另外，修道院内还分设医院，接收和治疗病人，护理工作主要由修女承担。修女们都极其有耐心，以良好的道德品质提供护理。中世纪时期，伤寒、麻风、疟疾等疫病大肆流行，在这种情形下，修道院一度成为人们的希望之地和避难之所。

《本笃规程》和 “三誓愿”

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圣本笃。圣本笃，出生于意大利贵族家庭。18岁离家出走，进入高山隐修。公元529年(另一种说法530年)，在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卡西诺山，他拆毁了原有的阿波罗和丘必特神庙，兴建了后来著名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圣本笃对无节制的苦行进行了坚决的反对，也赋予了西欧修道运动全新的内涵。为了对修道院进行有效的管理，圣本笃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后世所指的《本笃规程》。这一规程影响很大，各地修道院纷纷仿效，慢慢成为中世纪西方修道院的标准守则。圣本笃因此也被尊为西欧修道院制度的奠基人。

《本笃规程》规定了修道士的入院程序、日常生活、修练过程以及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等。一般新入院的修道士都要经过一年的预备训练，只有那些符合要求者才能宣誓入会，并要保证三绝：绝财（终身清贫）、绝色（保持贞洁）、绝意（服从长上）。进入修道院的修士要发誓，一定要誓守贞洁、清贫，放弃自己的意愿，绝对、完全服从修道院院长。此外，还要坚守过着同样的生活，如一起睡觉、一桌吃饭，一起做弥撒，一块劳动。进入修道院的修道士必须要坚持每天修炼，严格按照院规规定的时间祈祷八次；

参加劳动，开垦荒地、林地、沼泽或制造手工产品，并且认为懒惰是灵魂的敌人；诵读圣经、基督使徒传、教父们的著作。从每年的十月初到次年的四旬斋（即复活节前的四十天），修道士主要工作就是诵读基督教经典。一般，修道院都会指派1至2名年长且学识渊博的修道士“陪读”，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领悟经典，当然还会伴有严格的规程。如要求修道士必须每天至少两个小时诵读经典。为了使修士有书可读，修道院还设立了图书馆，但由于当时书籍极其短缺，因而常常需要修士自己誊抄有关书籍。

《本笃规程》还对那些讨厌读书的修士有相应的惩罚，也对那些损坏书籍而又不加以修补的修道士，也要进行惩罚。除此之外，在饮食和服饰上也有严格的限制，比如不能吃任何肉食，夏季两餐，冬季一餐，而且只有蔬菜和水果；在服饰上必须要穿简单的统一的修士袍，不能佩戴任何饰物。

除了遵守修道院内繁杂的种种规章制度外，修士还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按照天主教的教义来完善自身道德修养。《本笃教程》要求修士必须要放弃个人财产、绝对服从修道院院长和坚持集体隐修生活，但对埃及、叙利亚基督教修士那种禁欲苦修的方式并不提倡，它更多强调的是修道院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虽然有规章制度可依，但这种严格清明的状况并没有延续下去，随着天主教会权力的不断膨胀和中世纪社会形势的每况愈下，修道院也完成了转变，走上了一条世俗化的道路。12世纪时，修院运动已经变得非常世俗化。为了避免战争，寻求保护，修道院向世俗封建领主抛出了橄榄枝。那些世俗封建领主，把修道院看作是私有财产，要么赠送、要么转让、要么出售或是作为采邑分封。封建领主任意挥霍修道院的财产，打破修道院的清规戒律，在修道院里过着世俗的生活。纸醉金迷、美女如云，也没有了行善救济之举，再也没有接待过香客和需要救助的病人。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男女修院出现了这样的状况，通常，封建家庭只有能力为年长的子女安排门当户对的婚姻，年幼的子女就送到男女修道院，这些进入修道院的子女并不是空着手进入修道院的，而是带着财产，这也使得修道院变得非常富有，同时也变得非常世俗，充满市侩气。

另外，修士对自身也不像以前那么要求高了，而是过度的放纵，这也使得修道院失去了宗教性质。动荡不安的时局，打乱了修士的宗教生活和活动，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寻欢作乐，而不去忏悔、祈祷，不去田间劳动，不去诵读教义。院长带头娶妻生子，漠视教规教义。各修士纷纷效行，把土地交给他人耕种，自己则纵情酒色。曾有修道院院长这样描述修士们的生活：教会的仆人醉心于世俗的享受，炫耀他们的傲慢，自吹自擂。贪婪使他们怯懦，享乐使他们无精打采，恶意使他们感到恐惧、激起愤怒、产生不和，嫉妒和罪恶的淫乱杀害了他们。每天，他们身着质地精美的僧衣，脚蹬光亮耀眼的靴鞋，尽显富丽奢华，大吃大喝。

面对这样的状况，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强烈要求修士们恢复原有的生活，摆脱那些世俗的控制，清除陋习，加快恢复和制定教法和教规，修道主义的理想再一次被提升。中世纪的修院气氛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从高峰走向下坡。改革之后又回到原来，但不久又走下坡路，然后又经过周而复始的改革。

修道院的生活来源于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一节，修士们将圣经与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经文联系在一起，因此，修士许下的三个愿望同样象征着基督三次抗拒撒旦的引诱。

修士许下的第一个愿望是贫穷愿，这个愿望是从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试探“叫石头变面包”里引申出来的。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单依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贫穷愿表达的就是甘愿接纳依赖神的应许和供应。第二个愿是贞洁愿。这个愿望与耶稣的第二个试探“从殿顶跳下”有关。修士是这样解释的，耶稣基督所受到的试探是自爱，感到自己的重要，依靠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贞洁愿”，人拒绝自爱，坚信任何爱都不能取代甚至是超越神的爱。后来，修士把独身愿和贞洁愿联系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贞洁愿的重点并不是独身，只是让神的超然之爱来管理众人，独身只是这种意愿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耶稣基督受的第三个试探是“向撒旦低头”。修士们把服从愿与这个试探联系在一起，表明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拒绝臣服于任何其他次等的神或权势之下。因此，在修道院里只有院长是真正的权威，代表神的权威，每位修士都要无条件地服从。

修道院“书信”

修道院书信文学主要指的是修道院修士和修女们写的带有文学色彩的书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书信是联络和交流的主要方式。

由于中世纪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修道院院规非常严格，从基督教教义中引申出来的种种宗教戒律使修道院完全沦为宗教形势主义的窠臼。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却有着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即当“所有这些精致的形式繁复地结合起来，将严酷的现实掩蔽在表面的和谐之后”，却“使生活成为艺术”。因为“一如既往，这些优美形式的最鲜艳的花朵是为生活中的其他三个要素而存在的，它们是勇气、荣誉和爱情。

为了便于对中世纪修道院产生的这些书信的理解，以下主要对三对书信写作者的身世命运做一番交代。

阿贝拉尔和海萝丽丝。彼得•阿贝拉尔在中世纪属于比较传奇的一位宗教学者。根据他的自传《受难史》记载，1079年，他生于南特附近帕莱的一个骑士家庭。彼得•阿贝拉尔曾在巴黎圣母院教会学校受过良好的宗教和哲学教育。在校期间，他就是一个很有独立见解，并且极不安分，极富批评精神的学生，经常会对老师的观点进行批判并最终终结与老师的关系，这个特点贯穿了他的一生。1101年至1112年他曾创办过三所学校。1114年在巴黎以主教大学堂教士会成员的资格出任圣母院教学堂学校校长，教授辩证法与神学。在此期间，他受另一个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富尔贝尔之邀做了其侄女、17岁的海萝丽丝的家庭教师。但是，事情却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了，两个人相爱了。他们在授课时总是卿卿我我，耳鬓厮磨。后来，海萝丽丝怀孕并偷偷生下了他们的孩子，正当他们私自定下誓约决定结婚时，海萝丽丝家族对阿贝拉尔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一天夜里，当阿贝拉尔正在床上睡觉时，被富尔贝尔收买的仆人将他阉割了。这样，阿贝拉尔选择了彻底的修道生活，而海萝丽丝也决定在修女院中度过自己的余生。阿贝拉尔的悲惨经历并没有改变他在学术上的善辩性格，他的很多论点都曾经遭到教会的抵制并被当成异端邪说。海萝丽丝在投身修道院以后，也没有忘记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的情谊。1142年，阿贝拉尔去世。1164年，海萝丽丝在阿贝拉尔死去22年后也逝世了。1817年，后人把他们的遗骸合葬在同一个地方——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墓地。

约尔丹和狄安娜。约尔丹大约1185年生于德国萨克森。121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219年与著名神学家、布道兄弟会创始人圣多明俄相识。1220年加入该会，1221年被圣多明俄任命为伦巴第省教区的修会主持。就在这期间，他与圣阿格尼女修道院的院长狄安娜相遇并结下一生的情谊。约尔丹一生致力于传教活动。1237年，他在出访圣地的修道院归途中，在叙利亚海岸遭遇风暴，船沉身亡。狄安娜则“出身于安达罗贵族之家”，很早就立志要在家庭附近建一所女修道院。为此，她曾与家庭发生矛盾，两次逃离父母，躲进附近的修道院。第一次逃跑后被强行抓回，她为此失去了两根肋骨；第二次，即1222年11月1日再次出走，这次则以她父亲的失败而结束。当时的修会会长约尔丹趁基督升天节的第八天节期，带领狄安娜与四名女伴迈进新落成的修道院，1223年的6月29日举行了赠会袍仪式。

此后，他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产生了浓厚的爱情。由于宗教的原因，他们只好天各一方，但彼此思念。在漫长的中世纪，像约尔丹这样的人并不多见，他除了忙于修会会长的繁重事务，还腾出时间应答大量的私人信函。从保存下来的56封信中，读者至少可以从36封信中看到他对炽烈之爱的渴望、他的友善、体贴以及对共同走在宗教道路上的人所表现出那种充满爱意的劝戒。

圣贝恩哈德和埃尔门加伯爵夫人。这对爱侣生活在11世纪。圣贝恩哈出生于法国第戎附近的枫丹镇。22岁那年进入西笃修道院。他体质孱弱，患贫血和胃病。1115年，他带领12名修道士创建了香槟地区的克莱尔沃修道院，此后，一生中亲手建立了64所修道院。他的声名远播，跟随他的修道士数量很多。他生性聪敏，思想激进，是一位宣扬西笃会理想的斗士。经历了1130年至1145年教会间的政治斗争，写下了《护教学》、86篇《雅歌诠释》以及大量的布道词、论文和《圣经》阐释的文字。他与埃尔门加伯爵夫人之间的爱情记述较少，但从留下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不一般的爱情。

冲破禁锢

从上几对情侣的生平和际遇的概述中可以看出，这几对爱侣都是在基督教教会史上较有名气的人物，同时，他们又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内心情感极为丰富。这一对对男女中的绝大多数已在传统的长河中沉没消逝，但仍然有一些人的书信——大都经历几个世纪之久——保存至今，从而打破了缄默。围绕着上述一对对爱侣——他们代表着许多人——展开了伟大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灵性的情谊。诚如赫伊津哈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那满怀激情而又狂暴不羁的心灵，总是摇摆于涕泗纵横的虔诚与冷漠无情的残酷之间，跌宕于崇敬与傲慢、居丧与嬉戏的矛盾之中。他们不能离开最严厉的规则与最严格的形式主义。情感需要稳定不变的传统形式。离开了这种形式的规范，激情就会损害生活。借助于升华的功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对于他人都成为一种公开的展示，痛苦与悲哀则显得虚幻和充满戏剧色彩。”

这些情书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追求“灵性的情谊”。所谓“灵性的情谊”指的是人对上帝的爱是人世间一切“爱”的前提、目标和归宿。就是说，爱上帝并不是空洞的、没有实际内容的抽象的爱，这种爱是通过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爱表现出来的。人世上男女之间的爱与对上帝的爱，二者之间是不排斥的。修道院高墙内的爱侣们共同谱写了中世纪神职人员从宗教的角度探索人性发展历程的篇章。

宗教情侣们情书作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体现了“爱情”。即在对上帝和宗教教义的驯顺中曲折地表现了爱情男女的人性情感。书信中首先反映出来的男女两性之爱，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与世俗情感一般无二的两性肉欲之爱。在《亲吻神学》所辑录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大一部分男女两性间的书信所表露的他们之间的爱并非那种抛弃了肉体欲望的爱，而是两性间的爱慕与相思，甚至在灵魂契合的渴望中而奔腾着肉体欲望的烈焰。

表达相互思念之情，是任何热恋中的男女在分离时都会做的事，相爱中的宗教男女也不例外。例如，约尔丹在给他的情人狄安娜的信中就写到：“最亲爱的，因为我不能经常——像你与我都希望的那样——与你晤面，向你倾吐衷肠，所以，每当我提笔给你写信，让我的信去见你，向你述说我的近况时，我便能够减轻几分我内心对你的深切思念。同样，我也想知道你的情况。你的进步、你的健康是我最大的快乐。”这种情感的书写和表达与普通人的情书一样，深切的思念与相见的渴望是它们的共通之处。而那种肉体相结合的渴望更是赤裸裸地表露无遗：“在这里我们的血肉之躯时时都在被撕裂着，我们的心灵深处时时都在被啮噬着；正是由于我们身处悲惨之境……我们就必须将我们的精神完全倾注于那能够救我们于‘困厄中’的主，在他身上我们将获得安宁。”在另一封信中，约尔丹更明确地写道：“你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无法忘记你，当我得知你赤诚地、以你那颗炽热的心爱我时，我更加思念你。因为你对我的爱使我对你的爱的圣火燃烧得更加猛烈，它也更加猛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在海萝丽丝给阿贝拉尔的信中也有大量这类情怀的流露：“我们共同享受的爱的欢乐曾带给我们那么多甜蜜的幸福。我怎会亵渎它。我始终难以忘怀，不论我到哪个地方，那一幅幅诱人的画面都在我面前浮动，他们让我难以安眠。再看特蕾莎给神甫特拉西安的信：“假如你不曾来访，我的一切痛苦对我并无多大影响，因为它还不是太大。然而，你来访之后突然间所有的痛苦都向我袭来。我的肉身是软弱的，我感到莫名的悲伤，你在这里留下的是无尽的孤独。我的神父，你应赞美上帝，赞美他创造了你这么一个人人喜爱的人。”

人性与神性的较量

这种人性之光的闪现在他们的书信中常常衍化为对上帝不敬的文字，海萝丽丝就曾不断直言内心的强烈感受。例如，当他们决定屈从现实的压迫，要选择婚姻之时，阿贝拉尔却被施以阉割之刑。对此女主人公对上帝发出愤怒的质问：“我们以允许的爱取代禁止的爱，我们用体面的婚姻外衣掩盖了可耻的偷情嬉戏。而在此之前曾容忍这不圣洁的调情卧榻的上帝，现在却不愿怀着恩宠垂顾这圣洁的婚姻之床，他恼怒地将他的手重重地打在我们身上。”海萝丽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道德的荒谬与虚伪：“上帝，你为何处处待我如此残酷!你，仁慈的上帝啊，你是多么地不仁慈!你赐福，可又使人何等的不幸!在她给阿贝拉尔神甫的信中还写到：“在我心中，让你满意比让上帝满意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我当修女并非出于对上帝之爱，而是听从你的要求。不要再高喊美德，不要用《圣经》的话将我唤进比赛场的围栏之内，难道要我放弃可靠的东西而去追逐那不可把握的东西吗?”

但是，他们毕竟又是修道院中的男男女女，因此，常常为自己的情爱寻找出种种理由：要么把对爱侣的情爱说成是对上帝之爱，要么说这种爱是上帝认可之爱。这样，以上帝为自己情人的影子、代替者和思念的寄托物便成了他们爱的策略。由此一来，人世间的情欲之爱，就被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宗教外衣，成了以下这样一种表达：当我不在你身边时，你就耐心地借助上帝等候我。可以说，此处的“上帝”不过是分担思念的一个精神载体而已。约尔丹也给狄安娜写到：“你要对着他，当我不在你身边时，你就耐心地借助他等候我。”“他是一条将你的精神与我的精神联在一起的纽带。”上帝的工具或爱情载体价值，在此表露无遗。实际上对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种情爱并非一定要冠之以上帝的名义或宗教的名义。而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基督教男女却似乎不能没有这样一个名义或借口作为爱的支撑。在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世纪修道院中的神学男女，他们相互对所爱的人的追求总是被说成是对上帝的追求。他们无一不是“将情爱视为一种推动力，视为一种创造与上帝、与朋友的内在的精神性统一的语言。”

其实，如果对此再加以深入剖析的话，就会看到，在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已经暗含着一种全新的逻辑，即两性相爱与爱上帝统一起来了——不是因为爱上帝而男女不能相爱，而是因为男女相爱而更爱上帝。这种精神追求也就由一种相对的形而上变成了形而下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说这样的表达具有很大的颠覆性。正如该书编者所评价的：“狄安娜个人的倾慕和爱在支持着为了上帝、为了人类而过着颠沛生活的约尔丹，给予他力量的慰藉……既是情人又是朋友的约尔丹既使他心中的玫瑰了解自己，同时也为她承担责任。”

可以说，在这里，“两性之爱”与“对上帝的爱”完全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的。这种爱不是抽象的爱，而是两个人之间的具体的爱与对上帝抽象的爱的结合，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和他们与上帝之间完全的灵肉交融。“因为他或者她意识到自己已被引导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所以没有人感到自己远离上帝。相反，人之爱的经验就像一条直接通向上帝的跳板或者道路。对具体的你的渴望与对上帝的渴望融为一体，这在他们的书信中时时有所表露。这不难理解，因为事实上这是‘肉身化’了的爱。于是，实现爱的具体形式便成为追随基督的一种形式。由此，在这些相爱的修道士的眼中，对上帝的追求不是以牺牲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先决条件的。不论是由于爱上帝而爱人因而完成对上帝的爱，还是因为爱人而爱上帝继而完成对个人的爱都是正确的途径。关键在于两种爱之间的相互促动，二者任缺其一，都不会是一种能够得以升华的爱。这样的结论却非同小可。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祭司们一直强调对基督的顺从，并把这种顺从解释成上帝要信徒们放弃肉欲，因为那是不纯洁的。而到了这些人的眼里，顺从的内涵却演绎成为顺从上帝创造人时就已定下的男女因功能与结构的差异需要结合从而实现人的同在。两个相爱的人心灵碰撞时，所产生的感觉就是找到天国找到上帝找到彼岸世界的感觉。这些爱侣之间的书信恰恰表明他们的驯顺是有别于中世纪普遍认可的对基督教教义的驯从的阐释的。

教修道院的情书现象，为我们看待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总体文化的构成提供了新的启示：任何文化形态之中，都包括着两种对立的要素，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文化也不例外。巴赫金在谈到中世纪欧洲文化的时候，曾讲过这样一段极其深刻的话：“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他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所有中世纪的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参与，都在一定的时间内生活过的世界和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看不到这种双重世界关系，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世纪的文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