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末期，我在白宫担任苏联问题专家，见证了东欧解放、德国统一以及苏联解体。苏联在东欧只手遮天的时候，这些事件真是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现在回首往事，很难再想起这种感受了。鲜少有人记得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更少有人记得1948年的柏林危机。2009年，我回到斯坦福大学，我很惊诧地发现我的一些学生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尚未出生，很多学生也从没见过在克里姆林宫上方飘扬着的锤子镰刀旗。

随着黑暗的冷战岁月逐渐消失在我的记忆中，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看来则势在必行。事实上，和平解决冷战是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很有远见卓识的决定。二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国设定了一个愿景，建立体系引导我们完成“黎明前漫长的奋斗”，走向胜利。这一战略建立在坚韧不拔的信念之上，和那些不给民众自由的国家相比，这些自由国家有能力做得更好，存在更久。

我最后一次接受重要电视访问是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大卫·格雷戈里为我一直以来对该节目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告诉我，这是我第20次参加这个节目。20次，我的上帝，那是很多个星期日的早晨。格雷戈里问了一个我被反复问到的问题：布什政府留下了什么？此类问题往往伴有很深的含义——不只涉及一个层面——“9·11”恐怖袭击后的动荡局面、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中东问题都给我们的八年任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伤痕。我非常坦率地答道，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让我肯定“历史确有一个长廊”，我坚信“这个长廊会向着正义回归”。

过去的10年不仅是对这个观点的检验，还考验了那些领导国家走出困境的人。自2001年起，国际社会遇到了三大冲击。“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这两大冲击，不仅开始了乔治·W. 布什的总统生涯，还让我们国家的切身利益——安全和繁荣遭受了重创。第三大冲击则是“阿拉伯之春”。

自2001年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年头之初，至少有六个阿拉伯国家的民众开始向独裁统治发起挑战。有些独裁政府已经倒台，有些摇摇欲坠，还有一些重新获得了平衡局面。其他独裁政府虽然尚未遇到民众起义，却也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将生生不息，直至自由的根基得以稳固。

作为美国人，我们不会为此感到惊讶。美国在人类历史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见解。1776年，我们宣称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坚持人人都该享有这一权利。随着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大国乃至超级大国，我们从未在自由与专政间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立场。

我们坚信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性的，“阿拉伯之春”证明了这一点。有些评论家现在不呼吁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走上街头，反而只在经济方面发牢骚，这其实是在帮倒忙。人们想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人之常情，如果他们有权改换领导人，就可以提出要过上更好生活的要求，然后让他们的政府来实现。如果不能以和平方式达到目的，他们就会采取暴力手段。

“9·11”这类恐怖袭击事件使得这种驱动力的实际影响力变得更加尖锐。某些国家的专制政府封堵了一切可以和平实行政治改革的途径，为暴力极端主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温床，制造毁灭性袭击的恐怖分子就来自这些国家。这些极端分子在国力虚弱、政局不稳的国家里活动，他们征募新成员，训练并策划恐怖袭击，且不致遭到打击。布什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很清楚这些，所以在“9·11”之后调整了策略。我们之所以希望实现自由议程，不仅因为它是正确的，还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不论从道德上讲，还是从实际角度出发，我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那就是男人、女人和儿童都不应该在暴政下忍辱偷生。有些人严厉指责自由议程太过理想主义或脱离现实，其实他们都忽略了这一点。从长远来看，独裁主义的根基必将动摇，独裁主义才是不切实际的存在。因为所有独裁者都害怕“齐奥塞斯库时刻”的到来，2002年布什总统访问布加勒斯特时对罗马尼亚人这样说。

1989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是当时罗马尼亚威权政权的掌管人，他觉得罗马尼亚人民愈演愈烈的不满情绪已被彻底镇压。他来到布加勒斯特的一座广场发表讲话，开始时他说起了他为罗马尼亚民众所做的全部贡献。那时候革命运动席卷了整个东欧，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等。

就在他讲话期间，一位老妇人突然喊道：“骗子！”随后有10个人和她一起喊，然后是100个，再然后是1000个，很快便发展成上万人异口同声的局面。齐奥塞斯库吓坏了，转头想跑，可军方反而把他交给了革命者。这位遭人唾弃的领导人和他的妻子锒铛入狱。

那就是“齐奥塞斯库时刻”，一旦民众和这位威权主义统治者之间仅存的壁垒——恐惧被打破之后，人们除了愤怒还是愤怒。因有一位老妇人喊出“骗子”，一名警察拒绝在柏林墙开火，一个士兵不把坦克炮塔对准广场上的民众，一夜之间受压迫者翻了身。我们希望中东地区的独裁者，特别是我们的朋友能在“齐奥塞斯库时刻”到来之前改善他们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可有些人没有做到。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中东地区的民众都在为获得自由、参与管理国家而大声疾呼。

自由与民主互相支撑，但两者却并非一回事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治理体系，保护自由不被侵犯。这个过程以选举为开始，选举是通往稳定的民主之路的第一步。建立制度安排则比较困难，在这一过程中，需明确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将之长久地维系下去。

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应该了解，从获得自由发展到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并要不断为之付出努力。毕竟，美国开国元勋们口中的“我们人民”并不包括我在内。在允许美国立国的协议当中，我的祖先每个人被按照“五分之三”折算。1952年，由于民调测验和对黑人选民的骚扰，我的父亲在亚拉巴马州登记投票时曾遇到很多麻烦。我一直没有白人同班同学，直到12岁时从伯明翰搬到了丹佛市，情况才有所改变。

从美国还能看出为何在向正义转变的过程中制度具有重大意义。马丁·路德·金和罗莎·帕克斯，他们一个是公认的领袖，一个是普通公民，都向黑人地位现状发起挑战，他们直接诉诸美国自己的原则。他们并未要求美国变成别的样子，而是要求美国做到言出必行。这才是民主制度的价值所在，虽然他们的承诺不能马上兑现。起初，人权制度和法案或许只是一纸空文，但它们确实存在。随着人们开始求助并利用这些制度和法案，坚持位高权重的人也要遵守它们，这些制度才具有了合法性和威力。

然而，对成功实现民主来说，政治改革虽必不可少，却还远远不够。人们选择领导人，往往希望有更多的领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建立社会正义，所以拥护民主的同时必须支持发展。正是在这种理念下，我们创立了世纪挑战账户。以民主方式英明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利用外国资助向民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教育服务以及就业前景。最后，优秀领导人会让经济自由发展，开放市场，吸引私人投资。但在开始阶段他们需要帮助，随着稳定、负责的民主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多，我们对他们的投资也将一再得到回报。

所以，在帮助阿富汗和伊拉克赢取自由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增加赌注，帮助他们把初生的民主制度发展成熟。如果要求这些政府实现与民众达成的契约，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体制将会越来越稳固，越来越成熟。如果公民有任何不满，都可以通过民主体制寻求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手里掌握着终极武器：他们可以和平地更换领导人。一段时间之后，恐怖分子和充满敌意的邻国就会发现，这些政府的根基已变得难以撼动。

中东地区可谓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在这里，“阿拉伯之春”运动使数百万人获得了自由。美国可以帮助中东把发展道路引导到积极的方向：我们对埃及和突尼斯的军方很有影响力；对文明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有影响力，我们通过美国的非政府机构对他们进行培训；对企业家和商人亦有影响力，帮他们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增加就业，带来繁荣。

在别的地方，我们的朋友，特别是该地区的统治者，现在依然有机会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进行改革。美国会坚持不懈地劝说这些统治者接受民主体制，进行改革，让民众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变革将可增强中东地区温和派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巴勒斯坦。在建立民主负责的治理结构方面，巴勒斯坦取得了巨大进步。美国和国际社会（最为特别的是也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十分乐于打造和平框架，以便得来不易的改革能进行下去。

对我们的敌人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我要说：“你们的大限之期将至。对你们国家的民众和全世界而言，无论你们倒台之后将出现怎样的局面，都比你们统治期间要好。”

我说民主体制最终将坚如磐石，并不是说民主之路会一帆风顺，有可能会出现倒退现象，更有甚者，还可能爆发暴力冲突。中东地区进行改革的时间太晚了，独裁主义者把像样的政治力量赶出了公共区域。与此同时，极端分子却在激进派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学校里活动，他们才是组织最为严密的力量。这些激进派分子可能会参加选举，但也许这才是比较好的办法。在阳光下，他们将不得不回答有关个人权力、宗教自由和妇女地位的问题，他们还不得不解释清楚，他们打算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当他们提出的愿景除了压迫与破坏别无他物时，他们将必败无疑，所以他们不光要解除对中东地区的威胁，还要与全世界和睦相处。

这听起来难如登天，卸任之后我到国外旅行，人们问我美国是不是依旧准备充当民主变革的催化剂，与那些想要建立民主体制的国家携手合作。在提到国际社会遇到的第二大挑战时，人们往往会问到这个问题：金融危机及其结果。美国是否已经筋疲力尽、失去信心、变得悲观？我相信我们没有，我相信我们不会选择放弃。

在卸任前几个月我告诉布什总统，人们都受够我们了。“9·11”恐怖袭击之后，我们敢于从广泛的历史角度出发进行思考，认为以往对稳定和安全情势的假设现在均站不住脚。现在我认识到，在美国国内和国外，这看起来可能会令人不安，耗费心神。但“9·11”恐怖袭击留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价值观密不可分。中东地区自由差距之恶在当地爆发之时，我们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身为国务卿，我始终知道国际社会的压力是怎么一回事，并决心实践无限可能的艺术。我还尽力永葆对全世界的洞察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是一项长期的外交使命，历史会给我们的做法一个裁断。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而且为能有机会一试而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