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当代著名红学家。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红学专著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石头记鉴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真本》，学术专著有《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书法艺术问答》、《诗词赏会》等。

杜少陵曾有云：“畏人嫌我真。”

诗圣的这一句，只五个字，却有几层转折。第一层，主眼是个“真”字。第二层，是个“嫌”字。“真”原是人所追求的最为宝贵的质与德（真善美，真是首位与根本），可是真的来了却又被人嫌弃。第三层，我之真竟为世所嫌，此种处境，实实可怕！——此“畏”字之所以可悲也。

即此可见，“真”者最难取悦于人，也最难坚持不易其操守。

这事势，连大诗人少陵老杜都是被一嫌一畏折磨得发出慨叹。但是世上可也有不畏人嫌我之真的吗？

据我所知，这样的不畏者确实有之——就是吴宓先生。

“余生也晚”，竟也有幸赶上了与好多位高人贤士硕彦鸿儒同时同世，更幸者又还得有与之交游唱和的奇缘，如吴先生，即此诸位中的一位独特之例。

我与吴先生只有一聚之缘．是在1954年的上元佳节间，地点是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我能与吴先生相会，全是由于亡友凌道新兄的厚意。道新是天津耀华中学毕业而考入燕京大学的，我们是天津同乡、燕大同班，但不熟识。1952年夏，我到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当讲师，他立刻“发现”了我，“追踪”到我寓处，一叙起来，便成了“他乡故知”，格外亲切起来。道新实乃难得之俊才，可惜居于“下位”，而且“文革”毁了他，我应另文纪念亡友，此刻实难兼叙详情，如今只得单表一层。1952年我到华大后不久，即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紧跟着高等院校大调整。我是华大唯一一个留在成都的外文教师，归入四川大学，而道新却调到北碚师院去了。他因在彼校，遂与吴先生过从渐密。道新的七律诗作得极好，而且英文造诣也高，这无疑是吴先生在彼难得遇到的有“共通语言”的英年才彦。

我与道新别后，彼此相念，书札唱和。至秋冬之际，来札叙及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不久，彼校师友，亦皆宣传，已得吴宓先生的评价，希望能谋一晤，面叙“红”情。因只有寒假方能得空，于是邀我于上元佳节到渝一游，藉慰离怀，兼会诸位谬赏之知音。

那时成渝铁路已通，我果于约期前往，道新特自北碚赴重庆车站相迎。我一出站，见他停立栏外，风采依然，心中无限欣喜……

以上叙明了我所以得会吴先生，全由道新的至意，安排一切，热情令我真正感到“宾至如归”与深宵剪烛的相兼之乐。

我与吴先生会面了，没有什么寒暄俗礼套言。我对他并不陌生，因为读过他的带有“中西合璧”特色的诗集。至于“视”我为“何如人”，倒不曾想象过——好像是“早就谈过的”，今日只是“续前”的一般。

初见吴先生，印象如何？可是不易“描写”。他生得貌不出众，平常又平常，身上并不带着诗人气质或什么才华风韵，语言也不出奇。我方知他之无奇，一切显得那么平常，才是他的奇处——奇在罕见的一种率真的人格。

文人，“知识分子”，往往是怀才自负，也不甘寂寞，需要“知音”，因而在众中总会寻机会显露一点自家的抱负才能，与众不同之“奇”处。吴先生却是与此相反。

但出人意想的却是他的无意违众倒成了他的最大的“逆俗”。

比如，我们相会之目的是为了“红学”（在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之后沉寂了25年而忽有拙著《红楼梦新证》出现是大家聚谈的主题），他却并不“成本大套”地“论红宣讲”，只是像一般不治红学的那几位教授老师们一样地“闲谈漫话”。有位老师给我写了某一僻书中关于雪芹的材料的名称，这时吴先生也补充几句他所知道的，但当别人说了他所不同意的见解时，他却话语多起来，十分直爽地表示“不然”、“不对”、“不是那样”！

他如此直爽坦率，有时使对方不好答言，他也一点儿不怕对方“不好意思”，或引起不快。在谈“红学”见解上，他并不“照顾”别人的“情面”——这大约是他心中并无世俗的“人情世故”，只是一片说真心话以诚相待之意。

那次夜晚，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题《红楼梦新证》的两首七律，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果然我得了不少篇佳作，而吴先生却说：我不和诗，另给你题一首“曲子”。

次日，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三人同到小馆子便餐，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我自成都带去的）还给了我。接过来敬展一看时，吃惊不小！

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像印版字一样的方正字体，写下了一首《世难容》。

《世难容》者，谁不会忘记那是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却不道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一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

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畸人”。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带着巨大的悲剧性。

那时吴先生的处境如何？

历史职级带给他一份高工资（这当然指那时标准）。他自己简朴至极，把钱都花在别人身上。所谓别人，据悉那是各式各样的贫困待助者。我在四川大学时，外文班中一位学生就是受他资助的青年。还有一位贫病无依的女士，生活一切全由他一力供给。除了经常性的，还有很多临时的或断续的受助者。

全部负责供养一个女的！——这事就引出来很难听的流言飞语。

在教育岗位上，把他弄到历史系，所“用”全非所长，也不受尊重。我到川大后，见那时那里并无外国文学专家，建议把吴先生调来，以展其平生学养抱负，培育后学——此意同学们十分赞同，便向上面反映。结果有关部门派来一位干部，在我的课堂上训话：“……他是什么人？！他搞的一套是什么？他搞《红楼梦》！……”

我一听这话茬儿，就明白了许多以前不懂的“道理”。吴先生当然不会调来了。《红楼梦》还被看作是“毒草”。

吴先生始终被人看成是一个罕见的“怪物”。例如在吃饭时，在临散席时，他见别人碗中有未吃净的米粒菜叶……一定要拿起来替那人吃完。连道新兄也劝过他，说不可如此，太忤俗，也太“过分”了。吴先生答：“我只是行我所应行之事，既非对人，也无用意，没有什么可计较议论的。”

与他作别后，赠过他一首七律，现今只记一句是：“魏魏鲁殿总堪伤！”也通过几次信函。

当年夏初，我回北京后，他曾特嘱其原配陈夫人代为寄赠来一部当时已然难觅的《吴宓诗集》。可惜这部书与许多珍贵“文物”（当时以为“无奇”的尺牍、诗词手迹，皆是名家所惠，一片深情），都随“浩劫”而不可再见了。

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红楼梦》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作。无与伦比。他自己正似近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理解，不为社会宽容，至今仍为某些人歪曲笑骂诽谤——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

这一点，我看已然分明。我所能追忆于吴先生的，其实也只有这么一句话而已：他并不畏人嫌我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