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08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初字公实，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谁都想做真正的强者。中庸之道并不是要求大家畏畏缩缩不敢坚持自己的志向，相反，做人的中庸之道就是要使自己做大做强，人做到什么地步才能被称为是强？身强力壮？那只是匹夫之勇。出将拜相？历史上那么多的将相不也流下来诸多的骂名？中庸之道讲求的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一切都恰到好处。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啊！

人什么时候最强？就在坚持自己做人之道的时候！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可以说是儒家尊敬的圣人，他向来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也能坚持自己的志向，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臣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虽然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

司马光并不打算就此收手，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令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准，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皆是赞美之辞。

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没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入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温公（司马光死后谥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祐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但是在立碑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入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志向，是指导我们做人的原则，原则不变，那么我们就不会轻易随波逐流。

中庸之为人就是要表现出：即使表面上做出“圆滑”的行为，其内心也要保持“方正”，这样总有一天会像司马光那样得到世人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