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便如此，参战，也得有个由头。这个由头，是美国人弄出来的。

德国在一战的时候，为了弥补海军的劣势，实施了无限制潜艇战，跟英法俄缠斗。在水底下打水面舰只，这样的斗法，难免伤及无辜，影响中立国的利益。无论客轮“露西坦尼亚”号事件是否美国参战的原因，但至少这个令百多名美国人死亡的事件，的确可以构成美国参战的非常合适的借口。1917年2月，由于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与德国断交，不久加入欧战战团。在断交之时，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使节，看能否要求中国跟他们一致行动。整个事情挺有戏剧性，接到指令，美国公使芮恩施立刻就来见段祺瑞，进到总理的会客厅，才发现双方都没带译员，只好干坐着抽烟，等翻译。幸好，这时中国的海军总长来了，他的英语不错，双方之间才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探讨的结果，段祺瑞表示，中国政府虽然乐意就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表示抗议，但对于绝交，还是相当犹豫。因为在他们看来，“近几年来，德国一直慎重对待中国，若突然与之断交，看起来象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过了几天，芮恩施又得到通知，美国国务院要他不要对中国的参战问题，过分热情。显然，这是美国方面受到了日本的压力。[10]显然，在那个时候，美国并不想开罪日本，拿下在东亚的主导权。美国人一主动，日本人就吃味了。

到了晚上，中国方面还是妥协了，答应提出抗议，准备断交。[11]当然，这是因为日本的意见。下午曹汝霖跟日本公使进行了接触，日本方面，也劝告中国可以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雷厉风行，随即对德提出强烈抗议，抗议的由头，跟美国一样，也是无限制潜艇战。其实，当时还没有听说有中国公民因此而受害的。[12]湖南督军谭延闿就来电表示疑惑，说是“中国并无船只往来，协约国有无封锁似于中国无关”。[13]即便如此，由于有了美国人的掺和，日本有点不满意了。当中国公使章宗祥去见日本外相的时候，日本外相说，中国做得不够，应该马上“宣布断绝国交”。并对中国提出抗议之前，没有跟日本政府协商，表示不满。（其实是协商过了的，只是章宗祥没有及时约见日本外相而已。）随后，段祺瑞即直接给驻日公使章宗祥来电，要他与日本方面协商对德绝交之事。在一番紧锣密鼓的交涉之后，日本表示满意，也提出了新的希望，希望中国在绝交之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即协约国——笔者注）”。[14]当时的英法两国，的确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有精力、也有工夫影响中国的，只有美日两国。但美日之间，也存在小小的争夺，相对而言，美国争的劲头小，日本的醋劲大，即便是参战，日本也生怕中国跟着美国走。在讨论中国是否对德绝交和参战的问题上，根据章宗祥的回忆，日本方面掺和得相当深。段祺瑞和几个亲日、知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与日本公使，以及来华的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为此接触频繁。[15]此时，日本已经换马，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的大隈内阁已经下台，新上台的寺内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由“强横蛮干”的霸道，改为也非“宋襄之仁”的王道。[16]尽管如此，这些主张实行对华柔化政策的日本人，也是一副大哥的架势，还是个小心眼的大哥。小弟稍有差池，就一脸不高兴。

自晚清以来，从来都是西方列强在华势力，影响着中国的外交走向。《辛丑条约》之后，这样的列强意向，更为明显，晚清如此，民国也不例外。外事，就得看外国人的脸色。自打德国人被日本驱逐出了山东和青岛，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就剩下使馆、租界和零星的商人、传教士了。这种在华存在近乎零度的状况，当然很难抵抗英法俄美日五国的影响。政界人士中，即使对德颇有好感者，其实也知道这回欧洲列强打架，非要中国人站边的话，大概也只能选择站在协约国一边。即便如此，对德绝交的提案，还是遭到了总统府的坚决阻击。黎元洪和他身边的人，都不喜欢开罪德国，当时的舆论，整体上是希望中国保持中立。为了通过对德绝交案，段祺瑞不得不以退为进，辞职出走天津。在段祺瑞撂挑子之后，黎元洪发现，他居然在可能担任总理的名流中，找不到一个乐意接手的人，而各地督军也纷纷来电，挽留段内阁。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只能妥协，请回段祺瑞，自然，对德绝交也就一帆风顺了。内阁对德绝交的决定，很快参众两院都通过了，黎元洪也盖了印。

晚清著名的史官恽毓鼎，跟德国人关系密切，日记中记录此时凡两次见德国公使辛慈。辛慈觉得中国如此决定，是中了日本的计。他在日记里哀叹：“众议院表决加入战团（其实只是绝交——笔者注）已通过，间有数十明于理势之人，无如寡不敌众也。”[17]尽管有许多人表示不满，但总的来说，如果仅仅是对德绝交，舆论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绝交是为开战做铺垫的，两国走到绝交这一步，下一步多半是要开战的。怂恿中国对德绝交的协约国列强，以及力主参战的段祺瑞和研究系诸位干将——梁启超、汤化龙和林长民诸公，最终的目标，都是参战。段祺瑞也认为，参战是必然的选择。可是，参战议题真的提出的时候，北京却炸了窝。梁启超后来回忆道：“夫绝交与宣战，不过同一事件进行先后之程序。既已绝交，则宣战乃当然之结果，何至成问题！而吾国人心理，乃有大不可思议者。宣战论之兴，不独前此反对绝交者反对之，即赞成绝交者亦大半反对，即不反对亦迟疑观望。”[18]其实，按冯国璋的说法，绝交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在他们意见中，中国对德绝交，应该是狭义的。“则绝交之后，条约仍属有效”，并非真的跟德国闹翻。[19]也就是说，很多人心目中的绝交，其实是假绝而已，装装样子，当不得真。真要是来真的，绝交之后参战，一时间，反对声浪之高，达到了吓人的程度。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反对，前国民党的议员反对，保皇党人也反对，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骂梁启超“病狂”，说一年后德军进北京，要拿他做元凶惩罚。政府内部很多文官反对，各地军阀，多数也持反对意见。力主复辟的遗老遗少，也一连声地反对。连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都极力反对，口口声声说，合肥（段祺瑞）为梁某人所误。[20]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中国没办法拒绝协约国的要求，站边也就可以了，站在协约国一边看热闹。参与打架，是突破了底线，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国的上层人士，在别的事上，经常打成一团，唯独在对德参战问题上，无论保守与激进，奇怪地达成了空前的共识。从沈曾植到孙中山，反对参战的理由，居然出奇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