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关键是，主张参战者并没有回答反对者最初的疑问，这场欧洲战事，谁能赢？参战派最有话说的梁启超，也不过是说，欧战就算协约国方面赢不了，同盟国也未必能吞下英法俄美日这五大强国。而中国无非是靠列强之间的均势才能生存，如果真的德国赢了，一统天下，中国参战与否，怎么都是个死。所以，还不如趁机交好五强，为日后争取外交主动，进而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做个铺垫。[21]在此期间，总统府外事顾问英国人辛博森，提交了一系列外务报告，主要内容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尽管他作为英国人，本身就有倾向，但在1917年4月之前，这些报告也没能就孰胜孰负提出明确的看法。[22]在那个时代，晚清中国军事改革，学的就是普鲁士陆军。德国陆军天下第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陆战有优势，海战呢？眼下德军进行的无限制潜艇战，似乎协约国方面又没有好的办法应付，这让中国人更加心里没底。原本，两个巨无霸强汉打架，中国不过是个旁边看热闹的小混混，在两条汉子分出高下之前，按说小混混的最佳选择，是避免站边，即使不得已靠哪边近点，也最好避免加入一边助拳，免得吃眼前亏不说，站错了队，日后会被人秋后算账的。当日李经

羲在给段祺瑞的信中有句话很有代表性：“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不求有功，先求免祸。”[23]人们对于中国的实际地位，心中有数，“矮人”而已。他们悲观地意识到，中国参战，即使协约国胜了，也没好果子吃。用杨度的话来说就是，“协约国胜则我不分其利，协约国败则我并蒙其害”[24]。应该说，这样的选择判断，是饱含中国人传统智慧的识时务之举，而梁启超们的想法，倒像是赌徒赌命式的押宝。其时很活跃的政客金永在给张勋的信中，就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外交，是“以全国为孤注，危险至于极地”[25]。有这样忧心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因此，在多数人眼里，尽管身边的列强逼我们站边，宣布对德绝交，但表明我们站过来了也就可以了，参战是万万不能的。一参战，就等于惹祸上身，万一德国赢了，中国就万劫不复了。所以，在众多支持绝交的人眼中，绝交就是一个底线，一个无奈的底线，无论如何，都不能走到参战上去。不仅黎元洪如是想，多数国会议员如是想，连坐镇南京、手握重兵的副总统冯国璋也这样想。当初绝交，他就十二分地不乐意，还亏了一干美国人跑到南京游说，蒙骗他说，绝交“并不意味着走向战争”，这才让他勉强赞同政府的政策。[26]段祺瑞身边的第一号谋士徐树铮反对参战，前面已经提过。段祺瑞的爱将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明面上通电拥护政府对德方针，[27]但私下里致信张勋，却洋洋洒洒列举了不可参战的八条理由。[28]倪嗣冲是督军团的猛张飞、急先锋，贯彻段的意志不遗余力，但来北京之前也曾致电黎元洪，声言反对对德绝交。他的理由，跟其他反对者几乎一模一样：“将来欧战终了之时，德败，于我无大利；德胜，则大害至焉。”[29]他后来的表现，其实并不说明他真的想通了。如果按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的说法，黎元洪反对参战，其实还有另一层忧虑，怕中国因此被日本控制。[30]当时，日本内阁换人之后，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频繁跟院方的人接触，把他搁在一边，也加重了他的这种忧虑。

然而，按当时的情势，不管中国人有多少疑团，只要协约国诸强，尤其是日美两国坚持要中国参战，中国政府，恐怕很难拒绝。参战的第一步已然迈出去了，第二步死活不挪窝，估计也扛不住。欧战需要中国的劳工，这是不可抗拒的大题目，中国政府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如果死活不参战的话，也得跟协约国签一个“供货”条约。如果这样的话，万一协约国打赢了，中国不是战胜国，是没好果子吃的。协约国败了，由于帮助过协约国，更没好果子吃。这样的考虑，梁启超们实际上是有的。但是，真正有决定权的，不是研究系的文人，而是段祺瑞和他的皖系干将们。力主参战的段祺瑞和他的阁僚们，肚子里的算盘，其实跟梁启超有所不同。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的利益。

袁世凯死了，中国的政治重心也消失了。各地纷纷对中央政府断粮，各省督军，应该上缴的税款，一分没有。但各地督军手里，往往有一个或者两个师，这些驻军本是督军的看家本钱，但理论上军饷却该由中央政府负担，他们不给中央政府交款，却一个劲儿地冲中央要。你只要让他们干点事，就非出钱不可。北京政府的收入，除了几条铁路，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剩下的关余和盐余（庚子赔款是指定由中国的关税和盐税来支付的），再加上发行一些越来越没有信誉的公债。这样一个闹穷的政府，需要钱。而参战，眼前就有钱上的好处。首先，如果参战，庚款中德奥部分就不用赔了，而且德奥在中国的租借和其他产业，还可以没收。其次，协约国方面也放出空气，如果中国参战，不仅庚款整体上可以缓付，而且中国的关税，也可以提高。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跟日本外务省交涉参战事宜之时，日本方面屡屡放出空气，说是这两个问题都好商量。在北京的协约国公使，也表示乐意讨论这个问题。[31]已经身在北京的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已经在跟段政府商谈大笔的借款事宜。其中，参战借款，是重要的一笔。通过这笔借款，日本方面固然可以通过给予武器和训练支配中国军队，但段祺瑞也可以由此得到一支精锐的嫡系武装。这一点，对于手中没有可以直接掌控的军队的段祺瑞来说，显得格外地具有诱惑力。正因为如此，在德国留过学的段祺瑞，反倒主张对德宣战，而受英式教育（黎元洪是学海军的，当年的海军学的是英国）的黎元洪，却偏偏偏向德国。本质上，府院之争，就是个利益问题。1917年3月6日，正当段祺瑞又一次跟黎元洪闹别扭，要辞职时，段的爱将张敬尧来电，认为中国如果不得不加入欧洲战局，应该争取到几个优待条件，比如“改议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各方交涉免除庚子赔款”“接济我若干军费”“助增我国足用之军械弹药”等。[32]此电，应该说反映了当时皖系集团多数人的意见。他们不是不明白参战的危险，但也意识到了当家人不得不参战的“形势”，更看到了参战后可能拿到的好处。

西原龟三关于跟段祺瑞交流参战问题的回忆，很有意思。1917年2月，他第三次访华，跟段祺瑞交谈，一上来就说，你作为军人，认为两边谁能赢？段祺瑞说，德国方面似乎还占优势。西原说，我也这么认为。但你认为德国能渡过海峡，攻下英国吗？段祺瑞说，当然不能。最后两人达成的共识，是德国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时西原说：“既然德国无法制胜，那就勿须耽心德国势力会在六七年内闯进亚洲。因此，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与日本推诚合作，利用这五六年的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日中两国同心合力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此乃千载一时之良机，万不可失之交臂。寺内首相对此十分关注，希望能够实现。”西原说完这段话，没等翻译译完，段祺瑞“即用双手击股，猛然站立起来，显示出武人的姿态，用一种几乎带有几分颤抖的语调说：‘明白了，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33]

然而，在参战与否的争议中，段政府的理由，多少有点说不出口。你总不能说，参战就是为了钱。跟日本人的协商，也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一时难以公开。而能说出口的梁启超理论，又显得有点苍白和不切实际，很难令人信服。聪明善辩如梁启超，也没法儿告诉人们，到底谁能赢。更重要的是，在府院之间，院方的利益，也就是段祺瑞集团的利益，不是府方的利益。退一万步说，黎元洪也不过是个甩手掌柜，他无须操心政府的财政，也不用看那些纷至沓来的索饷电报。他耳边的七嘴八舌，十有八九，都是对参战后中国悲惨命运的预测。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以后，对俄国能否继续坚持，大家更是没底。当时纷传，美国人不过绝交而已，不会参战，而俄国必然退出战团，“德之潜艇战略已奏奇效，一月后必破巴黎，两月后英民将全数饿死，三月后德军将乘西伯利亚铁路直捣北京也”。[34]即使在1918年的夏天，复辟已经过去多日，中国已经参战大半年了，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还是提到，中国依旧在害怕，害怕万一协约国失败，遭受德国人的报复。[35]

在战争胶着状态下，这些后来看来近乎扯淡的预测，征诸那年月西方的报界，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参战问题，猛然之间，就变得事关民族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了。你还真的不能说，这些嘈嘈切切的议论里面没有真的焦虑。原本，府院之争，里面有彼此的利益之争，也有意气之争，但唯独在参战问题上，反对的府方，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更多的正义感，找到了道义支撑。起哄的国会，更是义愤填膺，喧嚷不已。偏偏，在这种时候，特别固执、执意要贯彻自己意志的段祺瑞，发现按规矩出牌，实在寸步难行，不得已，又惯性地回到了他主公的老路上，策动军人干政。一旦非常规手段出来，段祺瑞走一尺，他的部下就能走一丈，一群大兵上阵，粗手粗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让主张参战的一方，主要是段祺瑞自己的道义感，流失得更快。而对手黎元洪，似乎也就有了本钱，跟段祺瑞撕破脸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