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呀，喜欢花生，她不是给幺舅的孙子取了个乳名叫花生吗？”大姐说。

二姐与大姐互相看不起对方，大姐火爆，喜欢表现自己；二姐阴沉，心里总是有主张，从小认为母亲宠爱大姐，父亲也一样，她心里不服，但面子上不说出来，说出来，就是承认自己输给了大姐。

二姐做小学老师，一直做到两年前退休，不必天天到学校去管小学生们。她的婚姻很稳定，丈夫准确说来也是母亲定下的对象，很爱她，两个儿子听话，连儿媳妇也一样。还未抱孙子，日子倒也清闲。

大姐结婚离婚好几次，生了两女两儿，孩子随处扔。我十八岁那年，大姐回到重庆，找到断了十多年联系的知青——初恋情人，回到煤矿就不顾一切地与丈夫离婚，离婚后，回了重庆，如愿与初恋情人结婚。大姐的二女儿小米也回到重庆与他们一起住。

大姐与丈夫并不快乐，三天两头吵架，分家具，分碗筷，最后分床单，一人拉一头，要撕去一半，结果她一急，摔倒在地，中了风，双腿不能动弹，连话都说不出来。丈夫态度大变，天天跑医院照顾，按摩她的双腿。两人和好如初。靠了爱情的力量，三个月后大姐能说话自如，腿也能动了。

三个姐姐与我有相似的脸，眼睛比较大，瓜子脸形，都带有几分我们共同的母亲的神态。这剪不断恨不了的血缘，使我们四姐妹在这个深夜促膝围坐一块，剥送丧花生。

我们曾有过如此近的时刻吗？

小时吃团圆年饭围着桌子坐是这样，但我都被呵斥到屋角小板凳上，说小孩子不能上桌。大一点儿了，能上桌吃团圆年饭，哥姐下乡当知青，总有一个不能回城来，哪怕后来，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家，逢母亲生日或是过节天，回重庆看母亲，都是杂七杂八沾亲带故一大桌子人，记忆中好像从未有我们姐妹四个人单独坐在一起。

能感觉到母亲依然在屋子里走动，起码能嗅到她的气息，若是她和我们坐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可她一个人躺在楼下冰冷的棺材里。

当我不在这个屋子里，母亲是什么样的？

她穿着舒适的平跟布鞋，天一亮就起床，在阳台上做做早操，然后上卫生间洗漱，拜桌上的观音菩萨，吃五嫂做的早饭，有时是面条有时是稀饭。她喜欢吃包子豆浆，五嫂做不来，会上中学街给她买来。吃过饭，她到楼下屋子里转转，也可能到江边走走，透透新鲜空气，也可能参加老年人集体活动，跳跳集体舞，打打元极功，锻炼身体。中饭等着上中学的孙子回来，祖孙吃过饭后，午休两个小时，孙子上学，她开始织毛衣，帮五嫂理理菜，和楼下邻居打打麻将。晚饭五哥、孙子回来，她的话多起来，告诉五哥这一天她遇到了什么老熟人，院坝里来了一个什么弹棉花的人，原来其父就做这一带的生意，没想到儿子承父业。一家三代和和气气吃完晚饭，母亲在走廊上走走，逗逗邻居家的小狗小猫，或者与二姐大女儿通通电话，之后看电视，或去看戏。上床睡觉前，冲个澡，把假牙取下，洗净。每个周末儿女孙子们都回来看她，或接她到家里玩，计划走走幺舅或干儿子守礼家。若是清明，上父亲坟烧香之后，母亲要请大伙儿去餐馆吃饭。到了端午，母亲一早起来，会翻箱倒柜找出五色线，手腕、脚腕上的那根五彩线。她会一一打电话，会叮嘱家里子女孙辈不要忘了回家。母亲指挥五嫂在门前挂艾蒿和菖蒲，留两枝在手中，绕屋子每个角落走，请鬼魂出去。家中每回一家子人，她都细心地把彩线系他们的手腕上，一边系，一边嘴里念叨：

“长命缕，续命缕，五色叠五色，辟兵及妖鬼，吉运高高照，命人不病瘟。”

她不厌其烦地叮嘱儿女孩子们，在夏天第一场大雨来时，才可把彩线抛到江里。母亲会带领大家用泡过的糯米，教孙子如何折粽叶，如何装米，一些用腊肉芯的，一些用鲜猪肉芯的；如何系线，才能既好看又牢固。母亲兴致好时，会与姐夫哥和大姐喝五六盅雄黄酒。到了中秋，她会拿出最好的茶叶，布置好桌子，放好碗筷杯子，等着儿女带回月饼。吃饭前，会给父亲举杯，大家动筷子后，让孙子拍个全家福合影。母亲较少过重阳，新年也不是重点，春节才是，早早就准备，早早就打扫尘埃，布置房间，做新衣，准备年货礼物。母亲要把所有的亲戚都请到，也要走亲戚，更不忘去庙里给外婆外公父亲和家里祖宗们烧香拜佛，给儿女及孙辈求个佛的保佑平安。母亲坐在上席一家之主的位置，穿着新衣，笑吟吟地享受儿孙满堂的欢悦，她给压岁钱一点儿不含糊，她看电视里春晚节目，还加评论，一屋子人都笑得前仰后倒，给她捶背、削了苹果，递给她，每个人都围着她转，讨她开心。恐怕大观园的贾母，也不会有母亲的好福气！

像家里人经常告诉我的一样，母亲的晚年过得如此有规律愉快，丰富多彩，她的生活令周遭邻居，尤其是老太太嫉妒。

如此情形，我大可不必担心。每回打电话给母亲，她总是对我说：“六姑娘，我过得很好，你不要担心我，你姐姐哥哥嫂子姐夫对我都非常有孝心，你放心吧，好好做自己的事。”母亲甚至让我节省长途电话费，说：“打电话，太贵。我真的很好。再见了，我的六姑娘。”她把电话挂断。

可是我从未从另一个角度想一下，她的晚年，也许并非是每次我回来看到的样子，或听到家人的描述——她过得幸福安稳，无忧无愁，我从未怀疑过。

多年来我第一次想到母亲，在我看不到的情况下，会如何生活？家人没说的一面呢？这个想法一钻出我的脑子，我的心就没法平静。记得她上了年纪后，掉了两颗牙，装了假牙。有一次我回重庆，遇上她牙痛，我带着她去找一个著名的牙医，给她纠正牙。可现在她嘴里的那一口假牙，明显是一个歪货牙医做的，那么她为之有多受罪，可是她从未唠叨过。

如果可能，我得弄个清楚。

天亮时分，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长得很中看，戴了顶呢帽，黑西服笔挺，显得风尘仆仆。他揭了帽子，对着母亲的灵柩连连叩了三个响头，递上一个红包，不多言，转身走入晨曦中。

三哥站在屋中央，用说书人的口气讲完这事后，清了清喉咙说：“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翦伯伯的儿子，跟他父亲一个版本的长相。嘿，妈的那个干儿子。真是有气派，红包扎实透顶，六个数！”他拿了几盒香烟就下楼了。

小姐姐说：“我记得翦伯伯，他是不是跟妈妈——”她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不知为何停住了。

“嘿，”大姐干笑一声，“听说他死了好些年头了。唉，没想到他这儿子还孝道，讲仁义。”大姐把花生壳扔出了碗，继续说：“说白吧，他们是情人，他在货船上当轮机长，那时缺柴烧，经常帮妈妈运柴到家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