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原来计划用三年完成的小说，实际上仅草稿就写了接近四十多万字，草稿主要是把人物和框架摆起来，把人物、意象、结构都初步定下来了。草稿只写了八个月，接下来打算用两年时间写完正式稿。草稿我是用大日记本子写的，写得很从容，不坐桌子，坐在沙发上把日记本放在膝盖上，写得很舒服，一点也不急。正式稿打算两年完成，很认真，因为几十万字，那时又没有复印机，不可能写了再抄一遍，所以我争取一遍作数，不要再修改、再抄第二遍了。写正式稿的时候心里很踏实，因为草稿在那儿放着，写得还比较顺利，本来应该两年写完，结果中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影响了我，不得不终止了两个半年。89年4月写稿到8月正式稿就写了十二章，这书一共才三十几章。但到了89年下半年整个半年就拿不起笔来了，因为发生了风波，我记得到离过年剩下一月多的时间这场风波才结束。而这时我基本把前面写的都忘了，还得再看一边，重新熟悉，让白嘉轩再回来，我就把之前写成的十二章又温习了一遍。春节前后又写了几章，刚到夏天的时候，后半年写作又中断了，又到近春节的时候，才重新温习重新写。91年从年头到年尾除了中间高考期间为孩子上学耽误了一两个月，这一年干了一年实活，到春节前四五天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想想看如果把那两个耽误掉的半年算进来应该在90年就完成了。写作的大体经过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接受采访时常说“三句话”，一句话就是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基本处于一种“绷”的状态。当时那几年中短篇小说相对写的很少了，中篇基本不写了，写长篇的时候插空写个短篇。大家都能猜到可能陈忠实在写长篇，不是我要说什么高深的话，完全是我个人的写作习惯。 的写作心态，都不一样，各人有各人的特点。我在西安时，有一些 心里刚有个构思就要赶快去找人交流，别人也可以相得益彰，提一点补充的东西，很可能会受到启发。这是一种很好的创作办法。我恰恰相反，我想到什么就努力自己去想，一般不敢给人说。不敢给人说不是害怕别人把这个给写了，而是我在对想的东西兴趣盎然的时候如果给谁一说就把气给撒掉了，就不想写了。所以我有什么想法，直到我写完了再给别人说。后来《白鹿原》完成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别人问我，我就说这个就跟蒸馍一样。我不知道南方人、江苏人蒸不蒸馍，不蒸馍就蒸米饭啊，不管蒸馍还是蒸米饭它必须把气提足，不能跑气，跑了气馍蒸不熟，米饭也蒸不熟，夹生。我的创作状态，包括长篇和前面的中短篇都是这样的。从开始写作到完成要把这口气提住。这是一种写作习惯，无论好坏，反正对我适用。

另一句就是“给自己死的时候作枕头”的这句话。这是我在长安县查县志的时候，和一个比我年轻的 朋友说的。那时县志都是很珍贵的版本，无论是县图书馆还是文史馆借给你的时候，只肯借一到两本，看完两本还回去再给你换两本来，一套县志往往是几十本啊。我住在8块钱一晚的旅馆里，拿着本子把县志里重要的东西一条条抄下来，抄完了再去换。抄一天这种东西比写作要累，写作有激情干起来还没有这么累。到晚上那个长安县的 朋友赶来和我喝酒。酒喝多了的时候，人就有点张狂，我也是。他问：“你在农村的生活体验和积累还不够吗？到底要写个什么东西还把你难到跑上好几个县查阅资料。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还不包括幼年青年时期，在农村生活积累上我比柳青都骄傲，我比他深入得更多。柳青在长安县兼职了一个副书记兼了两年就不兼了，我在公社这一级里头整整干了十年，搞工程，学大寨，执行极左政策，收农民的猪和鸡，那个期间那个积累是最实在的。只是当时没有创作的打算了，文革中间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只把工作当工作干。想到这些，我就随口说了一句：“老哥，我想弄一个在死了以后放在棺材里可以垫头的书。”当时喝得有点高，没醉，第二天清醒以后就忘了。事隔两三年，我有幸参加中共十三大，要我担任党代表，需要在《陕西日报》上发一篇宣传基层党代表的文章，报社的人让我找一个了解我的人来写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位朋友，他接触我比较多，比较了解我。结果那位朋友就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大致就是我酒后说的那句话。我把文章看了以后，才反问他自己是不是说过那句话。文章发了以后，影响不大，很快就过去了，并没有引起人在意。到《白鹿原》小说出来了以后，这句话才开始流行起来，到处都在说。后来我反省这句话有点狂，但不是乱说狂话，完全是面对自己，我要为自己死的时候找一个枕头，与别人没有关系，完全是出于我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包括我个人的生命意义、心理满足。从初中二年级的作文本上写小说，经历了五六十年代极左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仍然不能舍弃创作。按当时的写作计划，完成这部小说我就49或者50岁，在我当时的意识里，包括我们整个村子里的农民世界的思想意识里，50岁以后我就是老汉了，人的生命最有活力的时期就过去了。那么我50岁的时候写的这个长篇小说，如果仍然不能完成一种自我心理安慰，自己的心里肯定很失落、很空虚，到死都要留下遗憾。出于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弄一本死的时候可以放在棺材里垫枕头、让我安安心心离开这个世界的书。这是第二句话。

我再说一句话。这部小说历时四年，从草稿到正式稿两稿，大概一百万。写完的那一天下午，往事历历在目，有一些想起来都有点后怕的感觉。历时四年，孩子从小学念到大学，我的夫人跟我在乡下坚守，给我做饭。快八十的母亲陪着大孩子到西安去念书，但到那年的最后几个月，母亲腿不行了，孩子和她都需要人照顾，于是夫人也进城去照顾他们了。那个空院子就剩下我一个人坚守写作，夫人从城里把馍蒸好送回乡下，最后一次离过年不到一月了，我说这些馍吃完进城过年的时候，书肯定就写完了。腊月二十五的下午写完，我在沙发上坐半天，自己都不能确信是不是写完了，有一种晕眩的感觉。这四年时间，从早上开始写作到下午停止写作，本来按我们正常思维就应该休息了，但脑子根本休息不下来，那些人物始终在你脑子里头活动着。那时，过去写作从来没有过的真实体验就是必须把白嘉轩、田小娥这些人物从我的脑子里赶出去，晚上才能睡好。作品完成时这些人物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对我自己的情感来说，纠结得很厉害。开始采取的方法是散步，但没有解决，这个时候真正学会了喝酒。一喝酒以后，我脑子好像就能放松，那些人物才能全部赶出去，然后好好睡一夜觉，才能继续写。一直延续到腊月二十五写完以后，情绪好像一下子缓不过劲来，我在沙发上坐了好长时间，抽着烟，情感总是控制不住。然后到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就到河滩上散步去了。走到河堤尽头，冬天的西北风很冷，我坐在那儿抽烟，一直到腿脚冻得麻木、我也有了一点恐惧感才往回走。在家的小桌子上写了整整四年，突然对家产生了恐惧感，不想回家，好像意犹未尽。我又坐在河堤的堤头上抽烟，抽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产生了很荒唐的举动。我用火柴把河堤内侧的干草一下子点着了。风顺着河堤从西往东吹过去，整个河堤内侧的干草哗啦啦一下子烧上去，在这一刻我才感觉到了一种释放。然后下了河堤就回家。回家以后一进门，我就把包括厕所灯在内的屋里所有灯都打开，整个院子都是亮的。村子里的乡亲都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呢，连着跑来几个人问。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晚上图个亮，实际是为了心里那种释放感。第二天一早我就进城了，夫人说你来了我就知道你写完了。到吃饭的时候她问：“你这个写完了要是发表、出版不了咋办？”我说如果发表不了、出版不了，我就回来养鸡。这是真话，我当时真是有这种打算。为什么呢？你投入了这么重要的精力和心思的作品不要说出版不了，就是反映平平，我都接受不了，我就决定不再当这个专业 ，重新把专业 倒成业余，专业应该是养鸡。因为四年期间没有稿费，收入很艰难，曾经有一年，三个孩子相继上高中、上大学，暑假我拿不出三个孩子的学费钱，就向曾经跟我在乡下一块搞过文学的人借了两千块钱，他搞了一家乡办企业赚了钱。我当时真是感觉到，农民企业家很厉害，两千块钱就给你摔在桌子上，多豪壮啊。后来我很踏实地对夫人说：“这个小说要是能出版，肯定会有点反映，不会平白无闻。”因为我还清楚我作品里写的是什么。但是我在这里很坦率得跟大家讲，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的热烈反响我从来就没有设想到，给我十个雄心壮志我都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