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2年陕西省 协会决定把我吸收为专业 ，从那以后我的创作历程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带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专业 怎么当？之前做业余作者的时候一年能写多少写多少，写得好写得差，评价高评价低，虽然自己也很关注，但总有一个“我是业余作者”的借口可以作为逃遁之路。做了专业 之后，浮现在我眼前的，国内国外以前的经典 不要说，近处就有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魏钢焰等小说家、诗人，无论长篇、短篇、诗歌在当时都是让我仰头相看的。跟他们站在一块儿，我的自信心无疑将面临巨大的威胁。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同时在那前后，陕西省作协先后引入多个专业 ，这些人先后都搬进了作协刚建好的一幢小住宅楼，可我在这个时候的选择却是回到乡下，回到我的老家。当时是周六回去，周日晚上返回机关单位，做所谓“一头沉”干部——最沉的那一头在农村。这样选择的主要原因是有两点。我离开学校进入乡村社会，先当小学教师再到公社和区上的区县机关，整整二十年，有了很多生活积累。成为专业 后，时间可以完全由自己来支配了，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创作和学习上来了。我希望找一个更安静、更少一些干扰的地方，因此就决定回到乡下。第二个回归老家的原因就是我对自身的判断。四十岁的我和当时陕西起来的那一茬很有影响的青年 们相比，年龄属于中等偏上，比我更年轻的像路遥、贾平凹等。当然也有几位比我年龄大的，但更多的感觉还是年龄的压力和紧迫感，我已经四十岁，再也耽搁不起。我想充分利用这个时间把之前农村的生活积累提炼出来，形成一些作品。回到乡下去，离城市远一点，和以前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要保持文坛信息的畅通又可避免一些文坛上的是是非非，省得被一些闲话搞得心情不愉快，影响到作品构思、对生活的思考。当时想，一生的专业 生活就在乡下度过了，没有做过进城的打算，心态很坦荡。作协分给我的四十平方米房子，我只支了一张床，连个椅子都没放。回到乡下除了正常的工资外还有稿费收入，虽然很低，但对我来说也够了，于是就把三十、五十的稿费积攒下来盖房。就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这个我是深有体会，李顺大怎么造屋我就怎么造，一个铲子、一块水泥板都要去讲价。那时我是我们村里前几个盖好房子的，农民都说房子盖得阔气。其实就是砖木房子搭的水泥板。当时花了七千块钱，欠了三千块钱的债。家里面夫人孩子的户口都迁到城里了，我建这个房就是打算永远在这儿生存下去。筹备盖这个房的时候也是我创作最活跃的时期。

80年代初、中期我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写得兴趣最足、劲头最大。短篇小说意识还不太明确，就是有什么感觉、有什么体验赶紧把它写成一个短篇。到后来改写中篇小说的时候就略作调整，不是盲目去写、随意去写。我记得当时真正引发我的创作发生很大变化的是《蓝袍先生》。这个中篇小说开始前要提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乡村生活和人物，这好像突然打开我的生活记忆中从来没有琢磨过的一块。蓝袍先生的父亲从小施加给他的传统乡村文化家庭的规范和教育，对他个性的养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下子触发了我的很多生活记忆，由此而波及乡村社会里很多人给我的最初印象。但这些根本包含不进我要写的那个中篇小说《蓝袍先生》里去，因为那篇小说在在艺术上要探索的是没有大的情节结构，以人的生命和精神经历来建构的方式，这和由此激发起的生活记忆、生活积累完全是两码事。这个中篇小说写完后也引起过一些反响，然后就开始准备长篇小说的创作，记得那是85年末的事。85年春夏之交，陕西省的老领导为了促进陕西省中青年 长篇小说的创作，专门在延安召开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主要是因为当时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让各省的作协拿出推荐作品时陕西拿不出来了，因为没有一部长篇，全部陷在中短篇写作的热潮之中。当时省作协领导经过认真分析，认为一部分青年 已经进入了艺术的成熟期，可以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了，所以就开了这个促进会。这个会我参加了，开会时让大家多发言，谈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我记得我发言没超过两分钟，很坦率也很真诚，我说现在还没有写作长篇小说的考虑，因为我还需要中篇小说写作对文字功力、叙事能力做基本的锻炼。我当时的心态认为，长篇是一个很庄严的也是很苦、很危险的事情，不是能够随意轻举妄动的事。结果那年11月左右写完《蓝袍先生》，写作长篇小说的欲念突然被激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