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创作，“文革”搁笔，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又开始了文学创作，但你创作的旺盛期和成熟期则在改革开放时期。无疑，改革开放给你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文化环境和创作环境。这其中，是哪些人和事以及社会思潮对你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你的创作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你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文学事业，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反思对后来的创作最有影响的有几次？

我是1965年发表散文处女作，截止到“文革”发生的大约一年半时间里，发表过六七篇散文和诗歌。中止写作五六年后的“文革”后几年， 协会又恢复工作，停刊的《延河》改为《陕西文艺》重新出版，老 还无法进入创作，刊物以业余作者为主体，我每年写一篇短篇小说在《陕西文艺》发表。我把这几年的写作称作“过写作的瘾”。每年写作和发表一个短篇小说，过一过文字写作的瘾，这是我的特殊感受。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学大寨”，常常是把被卷从这个村子背到另一个村子，或是从一个刚刚结束的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再搬到另一个刚刚开始的新指挥部里。1978年初夏，我在治理灞河的指挥部里，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且不说对这篇小说的读后感，心中潮起的却是一种改变我人生道路的强烈意念，这就是，文学创作可以当做一个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到来了。这是《班主任》给我艺术欣赏之外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信息。我把八里的灞河河堤工程按期完成，便调动到当时的西安郊区文化馆工作，唯一的目的，文化馆比之公社（乡镇）要宽松得多，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和写作。从这个时候起，写作不再是一年一篇的“过瘾”，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和追求，是一种永久到终生的沉迷。

我第一次清醒而认真的自我创作反省，就发生在调入文化馆的1978年秋天和冬天。既然要把文学创作当做事业来干，深知自己的基本装备太差，我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院校的教育，自学造成的文学知识的零碎和偏狭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我自初中喜欢文学以来，是中国文坛一年紧过一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的文艺理论一统的天下，我必须排除这些非文学因素对自身创作的限制，获得文学创作的本真意义，才可能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我那时能想到的最切实的途径是读书，以真正的文学作品剔除极"左"的非文学因素对我的影响。我那时以短篇小说写作为主，就选择了契诃夫和莫泊桑。我把“文革”中查封的这两位短篇小说大家的小说集从图书馆借来，系统阅读。后来又偏重于莫泊桑的作品，唯一的因由是他以故事结构小说，比较切近我的写作实际，而契诃夫以人物结构小说的手法很难把握。我通读了莫泊桑的几本短篇小说集，又从中挑选出十来篇我最欣赏的不同风格不同结构的小说，反复阅读，解析精妙的结构形式，增长艺术见识，也扩大艺术视野。极"左"的非文学因素在真正的艺术品的参照性阅读中，比较自然地排除了。这种阅读持续到整个冬天，春节过后，我便有一种甚为强烈的创作欲望涌动起来，心力和气力空前充实，便开始短篇小说创作。这一年大约写作发表了十余篇短篇小说和小特写，其中《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再一次认真的反省是由同代 路遥的《人生》引发的。中篇小说《人生》和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在读者中引发的广泛而强烈的反应是空前的。我在为这部小说从生活到艺术的巨大真实所倾倒的同时，意识到《人生》既完成了路遥个人的艺术突破，也完成了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突破。首先是高加林这个人物所引发的心灵呼应和共鸣，远远不止乡村青年，而是包括城市各个生活层面的青年，心灵的呼应和共鸣同样广泛同样强烈，高加林是一个此前乡村题材小说中完全陌生的形象，堪为典型。再，《人生》突破了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另一个普遍性局限，即迫不及待地编造和演绎政策变化带来的乡村故事，把农民丰富的内心世界囚拘于偏狭的一隅，等等。我对这两点感受尤深，在于我的创作一直和生活保持着同步运行的状态，敏感着生活发展中的每一声异响，尤其是乡村生活的演变，我也避免不掉图解政策的创作倾向。由《人生》引发的反省，是我看乡村生活的视角由单一转化为多重，且获得创作的拓宽，不再赘述。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反省，是由一种新颖的写作理论引发的，即“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说。我一直信奉现实主义创作最高理想，创作出典型人物来。然而，严酷无情的现实却是，除了阿Q和孔乙己，真正能成为典型人物的艺术形象，几乎再挑不出来。我甚至怀疑，中国四大名著把几种性格类型的典型人物普及到固定化了，后人很难再弄出一个不同于他们的典型人物来。我在80年代中期最活跃的百家学说争鸣过程里获益匪浅，尤其“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使我茅塞顿开，寻找到探究现实或历史人物的一条途径，也寻找到写作自己人物的一条途径，就是人物的本质性差异，在于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别，决定着一个人的信仰、操守、追求、境界和道德，这是决定表象性格的深层基础。我把这种新鲜学说付之创作实践，完成了《白鹿原》人物的写作。为了把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变化的准确性，我甚至舍弃了人物肖像描写的惯常手法。

我得益得助于新时期文艺复兴的创作浪潮的冲击，不断摈弃陈旧的创作理念，从优秀的作品和理论中获得启示，使我的创作获得一次又一次突破。我个人的心态也决定着创作的发展，我一直在自卑和自信的交替过程中运动，每一次成功的反省使我获得寻找的勇气和激情，也获得自信；而太过持久的自信，反而跌入自卑的阴影之中；要解脱自卑，唯一的出路就是酝酿新的反省，寻求艺术突破的新途径。

你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大约从1986年开始构思和进行艺术准备，1988年动笔，1992年完成。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由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向冷静现实的九十年代转变之时，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社会心理包括一些 的创作心态都比较浮躁，你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怎么能、怎么敢沉下心来，居于乡间，写你的《白鹿原》。《白鹿原》之所以顺利问世并获得强大的社会反响，与当时的社会情势比如邓小平南方谈话有无关系，有多大关系。

我的心态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就是沉静。

我之所以能保持一种沉静的写作心态，与我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有关。

1982年末，我获得了专业创作的条件。我当时最直接的心理反应只有一点，我已经走到自己人生的最理想境地，可以把创作当做自己的主业来做了，而且名正言顺。这件具有人生重大转折意义的好事的另一面，便是压力，甚至可以说成是压迫，必须写出好作品来，不然就戴不起“专业 ”这顶被广泛注目的帽子。我几乎同时就作出了符合我个人实际的选择，不仅不搬进作协大院，反而从城镇回归乡下老家，可以平心静气地读书，可以回嚼我在区和乡镇20年工作积累的生活，也可以避开文坛不可或缺的是是非非，免得扰乱心境空耗生命。我家当时的条件很差，住房逢雨必漏，我的经济收入还无法盖一幢新房子，更不可奢望有一间写作的书房。我在一间临时搭建的小屋里，倚着用麻绳捆绑固定四条腿的祖传的方桌，写我的小说，而且自鸣得意，有蛋要下的母鸡是不会择窝的，空怀的母鸡即使卧到皇帝的金銮殿上，还是生不出蛋来。

我住在乡下却不封闭自己，尤其是文学界一浪迭过一浪的新鲜理论和新鲜流派我都关注。8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最活跃的时期，有人调侃说那些新的流派是“各领风骚一半年”。我虽然不可能今天跟这个流派明天又跟那个流派，但各种流派的最具影响的代表作我都要读，一在增长见识，扩大艺术视野，二在取其优长，丰富我的艺术表现手段。譬如“寻根文学”，我曾经兴趣十足地关注其思路和发展，最后颇觉遗憾，它没有继续专注于民族文化这个大根去寻找，却跑到深山老林孤寺野涯里寻找那些传奇荒诞遗事去了。我反倒觉得应该到人口最密集的乡村乃至城市，去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寻找这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灵演变的秘史，《白鹿原》的创作思考，这是一个诱因。

在《白鹿原》构思和写作的6年时间里，是我写作生涯最为专注也最为沉静的6年。这种沉静的心态不是有意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决定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这部作品的内容，正面面对我们民族最痛苦也最伟大的一次更新，即从业已腐朽不堪的封建帝制到人民共和国的彻底蜕变，我感受感知到一种自以为独自的体验和理性的理解，也产生了以往写作中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很自然地转化为沉静的写作心态。再，纯粹出于自己追求文学创作的心理感受，我计划这部长篇小说需3年写完，那时我就跨进被习惯上称作老汉的年龄区段了，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短促和紧迫，似乎在平生追求的文学创作上还没写出自己满意的小说，忽然就老了。我的切痛之感也发生了，如果死时没有自己满意的一部小说垫棺做枕，我一生的文学梦就做空了。我是为着死时有一本可以垫棺做枕的书进入这部小说创作的，社会上潮起的诸如“文人要不要下海”的讨论，基本涉及不到我的心态。我只是注重一点，把已经意识到的内容充分表达出来，不要留下遗憾，这是形成沉静的写作状态的又一个纯属个人的因素。

在写完这部小说时曾有一点担心，怕出版社发生误读不能出版，1991年被普遍看做是文艺政策有“收”的倾向。在我对小说作最后的润色和较正的1992年初，一个早春的早晨，我用半导体收听每天必不可缺的新闻联播时，听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竟然从屋子里走到院子，仰脸看刚刚呈现到屋檐上的霞光，心里涌出的一句话是，这部小说可以投稿给出版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