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6年九月勃海（今河北沧县）闹饥荒，百姓不断起事，朝廷多次派兵镇压也无法平息。刘询亲自选人，丞相和御史均举荐龚遂。龚遂原来是昌邑王刘贺的郎中令，刘贺当皇帝不争气，后昌邑王府群臣200余人被杀，只有龚遂与中尉王阳因屡次进谏刘贺未被采纳而没同流合污，故而免死，但他现已70多岁，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所以，刘询一见不免有轻蔑之意，淡然问道：“你有什么办法收拾勃海乱局？”龚遂说：“安抚教化”。刘询听了不仅同意委任，还加赐黄金，赠送书籍。龚遂到任后，四处发布公告：现将追逋的官吏全撤；今后凡操持农具的视为良民，凡持有兵器的视为反叛。于是，那些操持兵器准备拼命的人立即扔下，改持农具下田，安居乐业。没几年，渤海郡出现一派升平殷富的景象，龚遂升为衡水都尉。

　　田广明与龚遂完全不同的治乱方式，结果大为不同。其实，暴民首先是暴政的结果。益州公元前86年的反叛如果派龚遂去对付，也许不会有公元前83年的再次反叛，那么多生灵也就能得救。不难看出匈奴也不完全是靠武力治服的。

　　四、选才、用才与爱才

　　汉室开山鼻祖刘邦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那是夺权胜利之后，庆功宴上，他对众位高官说：“出谋划策方面，我不如张良；平定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饷方面，我不如萧何；率领士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豪杰，我能够利用他们，这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良将范增等人却不能用，这是他败给我的原因！”众大臣信服，千百年来无数人读了都信服。刘邦子孙们更是信服，非常重视选人用人。

　　一方面经常进行全国性选才活动，如公元前86年刘弗陵委派原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代表皇帝）巡察各郡国，访问贫苦百姓，察访有没有受冤的人或者失职的官员，同时推选贤良人才。“贤良”指品行端正、道德高尚。公元前82年六月诏令京畿地区的官员和太常官员每人举贤良人才两人，各地举文学高第各一人。当时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地推荐人才进京考试。“文学”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

　　公元前81年七月、公元前73年四月、公元前67年三月及十一月、公元前65年八月、公元前58年四月先后下诏选纳贤良、文学之才，其中包括“方正可亲民者”、“孝悌有行义闻于乡里者”、“明于先王之术宣尽其一者”、“谏大夫通政事者”。

　　另一方面，用现代话来说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如公元前51年二月刘询认为当今四夷宾服、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历代功臣分不开，为此在未央宫设麒麟阁专门陈列功臣的画像。画像功臣11位，其中包括霍光、张安世、赵充国、苏武等，每人画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霍光有些忌讳，因为他亲属后来叛乱，但又不能抹杀他的功绩，便只写官职和姓，略其大名。希望官员们见贤思齐，加倍努力。

　　人的平均寿命古时候比现代短得多，可是古代大龄高官多得是。周朝规定“大夫七十而致事（仕）”，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有的还得跟帝王一样干到最后一息。如孔子的老朋友蘧伯玉，真是个积极进取的人，其名言“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据说高寿过百。那时候就有明文规定尊敬高龄官员，不仅由天子赐杖，还要配备装柱杖的匣子，并允许不上殿。但从人性角度说，还是让他们及时退休好。

　　五、司法改革

　　刘彻跟秦始皇一样残暴，曾经有官员当面批评他杀人太多，要小心天下的人才被杀光。公元前67年十二月，廷尉史路温舒上书直陈：死囚流的血盈满街市，其他囚犯比肩相连，诚感可哀。人之常情，安乐时愿意活下去，痛苦时则求早死。苦刑拷打之下，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问案人员利用这种心理，故意把囚犯的口供引导到犯罪的陷阱。为此建议：改变重刑罚、重用治狱官吏的政策，主张“尚德缓刑”，反对刑讯逼供，废除诽谤罪以广开言路。看完这份奏章，刘询批示增设“廷尉平”四人，加强对地方司法机构的控制，以慎刑狱。

　　同月，另有涿郡（今河北涿州）太守郑昌上疏，请删定律令，以正其本，使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

　　从路温舒和郑昌上书的内容来看，当时司法还较黑暗。所幸一出生就坐牢的刘询不像刘彻，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上台当年提拔执法公平的官员，数度解决疑案。此后更多，如公元前69年要求定罪量刑一律从轻，公元前66年九月以刑讯致死人多少考核狱卒优劣，第二年五月为周勃等136人的子孙平反，公元前64年五月开展全面检查并对凡治狱不平者不用，公元前62年正月诏80岁以上除非诽谤杀伤人都不论罪，公元前54年四月又派24名官员循行天下查冤狱及苛暴不改的官吏。这样就改变了刘彻末年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缓和了社会矛盾。

　　与此同时，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大司农田延年在修建刘弗陵墓圹的时候，利用雇牛车运砂的机会贪污3000万钱。御史大夫田广明——就是前文所述欺软怕硬那家伙，替他说情：“《春秋》上有以功覆过的大义。当初废昌邑王的时候，如果没有田延年一番慷慨陈辞，哪有刘询当皇帝的可能？现在，由官府拿出3000万替田延年赎罪，不就得了吗？”刘询坚持要审判。田延年叹道：“我有何面目进牢狱！”他不肯主动去受审，拿着一把刀想自杀又下不了决心，在自家园子里来回踱步，不知所措。过了几天，他听到外头逮捕人的鼓声（类似我们现代的警笛），连忙自刎。

　　六、注重民生

　　1．《盐铁论》

　　“昭宣中兴”在经济方面留下了翔实史料，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不过，这实际上是一本政论性散文集，内容不限于经济，还涉及当时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多方面。

　　为从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财经新政策得到推行。这些政策收到良好效果，但也给农业、工商业和百姓生活带来一些影响，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引起强烈不满。于是，公元前81年二月召集各地贤良文学60多人，与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财经政策、屯田戍边、与匈奴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国家大政辩论会。结果，废除了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

　　30年后，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这本书在经济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2．常平仓

　　战国时李悝在魏实行“平籴”，即政府在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稳定粮价。刘彻时，桑弘羊对此加以完善，创立“平准法”，即政府在京师贱收贵卖，平抑物价。刘询时期连年丰收，谷价有时贱到一石五钱，农民利益受损。公元前54年正月实行粮食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

　　鉴于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费用过大，大臣建议从近处的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等地买进谷物以供京师，可省运输人力过半。收到成效后，在边郡普遍设粮仓，谷贱时加价买入，谷贵时减价卖出，叫“常平仓”。从此，“常平”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全面推行。

　　公元前44年有人借口关东连年灾荒，说常平仓与民争利，结果与盐铁官等一同废罢。后来，晋、隋、宋、明、清也设“常平仓”。台湾国学大师钱穆说：

　　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

　　所以，有人说“常平仓”是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

　　3．减租减税与放贷

　　“昭宣中兴”时期，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是常有的事。如公元前85年三月遣使给无种籽、无口粮的贫民放贷；同年八月又因灾免收所贷出的种、粮，并免除当年田租；公元前79年六月诏不收本年度马口钱（牲畜税）。第二年春免中牟（今河南郑州）贫民的租赋，停止运粮进京四年；次年正月免民4~5年“口赋”（刘彻开始向7~17岁儿童征收的人头税），以及所欠达三年的“更赋”（22~56岁的男子要服力役或兵役，不愿亲身践役的可出钱代役）；公元前74年二月诏减口赋钱30%；公元前73年五月免当年租税；公元前71年五月诏受灾的农民免租赋；次年四月49郡国同日地震，诏勿收租赋；公元前67年十月因边境屯戍驻军久劳百姓，诏流民归还，权借公田，贷种、粮，并免徭役；公元前66年九月诏减天下盐价；公元前64年五月被灾者不收当年租赋；公元前55年三月诏减天下口赋；公元前52年正月减民算赋（向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30%；公元前51年二月诏免当年田租。

　　同时，各级官吏将鼓励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委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这样，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汉代最低。

　　【去脉：“纯任德教”实验】

　　前文已述太子刘奭，他觉得父皇用刑罚过度，建议“纯任德教”治国，被刘询教训一通。刘询对这个仁义懦弱的刘奭不满，觉得“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很想改立，但刘奭的生母是刘询的患难之妻，母以子贵，他下不了改皇后的决心。公元前49年十二月，刘询在是否更换太子的犹犹豫豫中去世，刘奭继位，即汉元帝。

　　现在大权在握，刘奭可以放手“纯任德教”了！继位当年，孔子第十三世孙孔霸上书请求“奉孔子祭祀”，他当即下诏封孔霸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及黄金200斤，号褒成君，负责祭祀孔子的事务。

　　同时，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大幅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刘询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流传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读儒经做官，成为当时入仕的主要途径。

　　这时期，虽然有“昭宣中兴”的老本可吃，人口数量达顶峰，将军陈汤本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原则，使汉匈百年大战终告一段落，但刘奭“纯任德教”的国策在内部很快出现负面效应，豪强大地主兼并之风盛行，过于放纵外戚、宦官，“德教”并不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就是被刘奭远送那荒漠的。

　　再说刘奭身体太差，不到40岁就头发脱落，牙齿也掉了。这样，他只好不亲政事，委以宦官石显。石显因为少年犯罪被处宫刑当太监，为人外巧内阴，先后谮杀萧望之、京房、贾捐之等能臣。他权倾朝野，结党营私，收刮资财多达一兆，把官场搞得乱七八糟。

　　刘奭40多岁就病死，他的后代也不争气。如哀帝刘欣，无心于政事，忙于同性恋，“断袖”典故就是他创造的。刘欣宠男色董贤，连墓也要修在一起，还说要把天下让给他。刘欣死后，董贤被抄家，发现他的家财多达43兆。

　　在刘奭、刘欣们宠太监或男色的时候，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就像癌症晚期一样。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多达几百万，成为庞大的流民群。一遇天灾，饥民走投无路，竞相起义，社会大动荡，西汉王朝的末日也就步步逼近。

　　人们评价西汉历史，一般在刘询、刘奭之间划一条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刘询是“中兴之主”，维持西汉平稳发展局面，而从刘奭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有道是“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杜维明是当代儒学大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我曾经有幸亲耳听他讲过儒学。撰写本章时，刚好读到他一篇新文《没有法治，德治一定堕落》，其中写道：

　　儒家有三个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一是超越而外在的宗教；二是崇尚理性的哲学；三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实践，包括市场经济。但我们不是要放弃一切向人家学习，而是要与西方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对话。经过对话，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突出儒家的宗教性，不能只讲道德，不讲制度和治理方案，不能只讲人性本善，还要看到人性的阴暗面。宪政民主很难学，但一定要学。有了法治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会形成有道德的社会，在法治的基础上要讲德治，但没有法治讲德治一定有问题，如果没有法治，德治一定是人治，一定堕落。

　　信哉，斯言！

　　【同期世界一瞥】

　　这时期世界舞台的主角仍然是罗马。他们疯狂地对外扩张，先后两次发动对米特拉达悌的战争。公元前68年肃清地中海海盗，使海上商业通道恢复正常。公元前64年将叙利亚并为行省，第二年攻占耶路撒冷并将犹太人地区并入叙利亚。公元前57年征服比利时，第二年征服阿奎丹（今法国西南部）。公元前55年向日耳曼发起进攻，并对不列颠进行攻伐。公元前53年越过幼发拉底河攻占帕提亚（今伊朗），帕提亚人反击，趁胜收复美索不达米亚。

　　同时，罗马内部权力争夺白热化。公元前82年执政官苏拉率军攻入罗马，元老院宣布他为终身独裁官；苏拉大杀政敌，恢复以前法律。公元前80年执政官马略党人发动起义，反苏拉独裁，屡屡获胜。第二年苏拉放弃终身独裁官之职，苏拉独裁时代结束。公元前78年执政官李必达推翻独裁制度未遂，外逃招集军队进攻罗马。公元前70年庞培、克拉苏当选执政官，废止苏拉时期的政策。公元前62年庞培结束东方事务率军回罗马，恺撒当选为行政长官。公元前60年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结成秘密同盟，史称“三头同盟”，协同推行反贵族政策，把粮食无偿分给平民。公元前49年庞培迫使元老院解除恺撒职权及军队。恺撒率军回罗马，庞培出逃，恺撒被宣布为独裁者。

　　公元前73年罗马发生著名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至公元前71年失败。公元前52年高卢人也举行反罗马起义，不久也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