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美国以“马歇尔计划”为起点，承担起管理世界货币体系的主要责任。美元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流通货币，对这种全球性结盟关系的巩固起到重要作用，这也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基础。由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基础作用，美国有能力从事对外战争、维持海外驻军以及保持其霸主地位，而不会加重美国公民的经济负担。其他成员国在接受美国制定的国际货币行为规则后，可以从美国那里获得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美国实际扮演的是一个“全球货币供应者”的角色，把持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美国通过发行世界货币——美元，成为全球资金分配中心，支配着世界的经济资源。

　　好景不长，美元霸权遭遇了“特里芬困境”。一方面，美元起到储备交易和干预性货币的作用，扩大了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使它在执行外交政策或管理国内经济时，无须考虑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元要成为并长期保持国际货币地位，美国就有义务维持货币币值稳定，不能让美元贬值，改变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其实，对美国来说，后者是实现霸权必须付出的成本，在当时存在前苏联这个外部威胁的情况下，需要其国内经济利益服从于更大的国际政治利益。对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后者则是服从美国霸权的回报。由于美元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汇价水平上，其他各国货币均处于弱势，因此，当各国经济得到恢复后，美国的商品出口势必处于有利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维持美元霸权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二战后，欧洲主要国家和日本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美元荒”。即国内物资匮乏、供给不足，因而需要进口大量生产资料和生产用品，同时，由于缺乏创汇能力，货币又不能兑换，进口商品乃至经济复兴均受阻，需要美国的信贷支持，以购买美国商品。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由于欧洲、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美国国际收支的逐渐恶化，境外美元变得逐渐充裕，甚至有些泛滥，国际货币逐渐从“美元荒”发展为“美元灾”，出现抢购黄金、抛售美元的风潮，美元危机频频爆发，严重威胁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就在“特里芬困境”提出来之后不久，伦敦市场上的金价就涨到了40美元/盎司，似乎投资者已经知道高估了美元的价值，而且相信高估的美元汇率已经维持不了多久。

　　为了确保美元与黄金之间稳定的汇率，美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虽然这一代价不能完全用金钱来算清，但可以从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处理办法中找到答案。起初，美联储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还坚持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以控制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但随着各国经济的崛起，美联储一次次放宽了货币政策来挽救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

　　“特里芬困境”最后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单边行动得以终结。1971年，美国宣布对外停止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美元同黄金脱钩，从而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走向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国不再承担维护美元价值的国际责任。各国货币也逐渐趋于自由浮动，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处于“无体系”的混乱之中。1978年的《牙买加协议》生效，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进入所谓的牙买加体系时期。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美元国际地位的衰退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事实正好相反，国际货币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不仅没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国家仍然维持着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美国反而卸下了应承担的义务，开始无偿获得国际财富，这时美国进入暴利美元阶段，美元由此真正成为世界货币。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在享受其利益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兑换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国际储备货币开始多元化，尽管没有明确制定规则，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仍然对美元有强烈的依赖。这表现在：第一，各国在制定汇率政策的时候，均以美元为锚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的锚货币意味着区域内的货币协调；第二，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保持很大的美元储备。储备美元很多的国家自然支持美元汇率，并倾向于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使用美元。这使得美元的国际核心储备货币地位很难撼动。

　　与黄金脱钩的美元非但没有“非国际货币化”，反而进行了“凤凰涅槃”，变成了真正的国际货币，美元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国际计价、清算和储备货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美元甚至继续充当着本位货币，成为世界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而美元在享受国际核心货币地位的同时并没有被赋予相应的责任。美联储在决定美元供给和货币政策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对美元需求的变化。这导致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时常会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造成负面影响。1980年以来，一系列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都可以看到美国货币政策自私的影子。

　　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一直主张浮动汇率制，反对固定汇率制。理由是固定汇率制往往以牺牲本国货币政策为代价。1971年尼克松为本国利益而单方面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并贬值。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说了一句著名的话：“美元也许是我们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此后，美国再也不愿承担稳定汇率的责任，甚至为了获得自身利益而不惜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最显著的例子是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后采取的紧缩政策，大幅度提高利率，以解决困扰整个70年代的通货膨胀问题。美国国内利率的提高导致与国外利差扩大，国外资金不断流向美国，直接引发拉美债务危机。利率提高又导致美元坚挺，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为缓解这种趋势而由西方几大国在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自身的利益考虑，美国需要灵活自主而非受制于人的货币政策。美国或许愿意自己承担管理整个货币秩序的责任，或许也愿意像现在正在做的一样，在各种国际论坛与他国政府协商，但很难接受意味着丧失基本政策自主性的正式的美元本位制。

　　美国“冷战”后表现出过分的单边主义。在货币政策决策中，美国明显地处于较为独立的地位，美国一直拒绝与欧元或日元等其他主要世界货币形成任何形式的汇率联系和积极干预制度，较少考虑其政策的外溢性，以保证其金融决策的独立性。而他国在汇率、利率乃至货币政策的许多方面，均必须视美国金融政策而定。

　　美国这种不负责任的国际行为在短期内为其带来了较大的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却侵蚀着其金融霸权的政治基础，从而使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的变革从构想走向现实成为可能。

　　随着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霸主地位的正式确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它的政治和经济霸权便拥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以美元为手段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进而迫使其在政治上唯美国之命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