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中国国家文化资本系统残缺的原因，除去我们自身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错误选择，矫枉过正的内部原因外，还有外部原因。那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的瓦解和遏制。

　　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中国半殖民地时期，帝国主义一方面试图直接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一方面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催眠和文化瓦解。中国半殖民地时期，列强对中国实施的最成功的文化催眠就是利用庚子赔款办教育。1906年美国国内教育界人士中力主向中国退还庚款并用于中国教育的代表人物是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EdmundJ．James）。年初，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一份著名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鼓吹政府应将退还之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该备忘录中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获益，而在精神、知识及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这就是说要使用那种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他断言：“商业追随道德和精神上的优势，这比它追随于军旗之后更加难以避开。”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成为美国驻俄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并倡导了“白话文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载体“文言文”进行了无情而彻底的颠覆。50年代初期，胡适因为“发明简体话文”被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展望杂志》（LookMagazine）推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