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作为古代世界里的超级大国长期存在，同时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因此长期形成了陆战思维定势。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没有一支国防意义上的海军。正因如此，当西方炮舰打到中国东大门时，中国军人竟不用海上出击的方式，而以“高筑墙、广积粮”战法与洋人交战。而这种陆权国防的思维定势却是根深蒂固而难以摆脱。晚清以来，虽几经奋发图强，却屡战屡败，一次比一次更为惨重，不仅丧权辱国，而且积聚起来的国家财富被列强扫荡一空，陷入亡国灭种的边缘。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努力终为泡影之后，不禁对于文明自身产生了绝望。国内一位学者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卑情结：“晚清以降，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出于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和自卑感，他们无限地丑化中国文明，把它视为一切罪恶的渊薮，譬如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几千年的儒家文化都是黑暗的封建专制。在他们看来，中国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资格被称为“文明”，因为中国既没有自由、民主，也没有科学、理性，更没有“上帝”。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尽情地颠覆和解构中国文明的神话，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美化或神化西方，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西方文明神话。而所有神话中最大的神话则是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真正的普世文明，因为它两千多年来都一直在追求自由、民主、科学、人性、真理或上帝。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总体理解，正是基于这种不知所谓的“双重标准”。在它的支配下，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地相信，中国走向“文明”的唯一道路就是抛弃自己的文明传统，选择“全盘西化”，并且根据西方文明的标准来启蒙和教育民众，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台湾学者也总结了这一思潮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势颓唐，将有亡国灭种之忧，系因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国民，不论道德、品性、亦或智力、体魄等各方面皆问题重重，无能承担因应世变之亟之责，卒濒于此境。因之，意欲拯救危亡，并达成中国的富强，则需仰赖于每一个中国国民个人的改造。是以，提出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针对中国国民在公共事务层面与私人生活领域的诸般弊病，进行强烈的抨击，如痛斥中国国民既愚且劣，复亦保守而又惰蠢，或声言此等弊端之因，在于为“奴隶性”或其它弊病所缚，而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补救改正之方。也就是说，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这一论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自我的批判；一是民族自我的改造。统而论之，即产生了相关的行动，而其用心则与现实更有密切的关联。共同特征：以西方之学说为立论之依据与根本（如达尔文、斯宾赛），企图藉此彰显中国本身各方面的阙失与问题所在，由政治体制之改革转向对文化思想层面的反省。”这种思潮在大陆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西化风潮不再，但中国传统文化又被意识形态挤压到边缘，更处于被批判的位置。文化革命的扫荡犹为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