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立群是“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青年。上世纪60年代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文革”中投入秦城监狱，由于长期坐单人牢房，出狱后有一阵子话都说不清了，说是他将“表蒙子”叫成“锅盖”。改革开放后他编了一本倾向与《中流》等可以比肩的刊物，可能是《当代思潮》吧。后自杀。我还记得在团市委时，他率团参加在东柏林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给机关干部们作报告的情景。说是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中国青年都是怎么样保卫世界和平的？是不是像东德青年那样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是指其时在东德举行的游行示威。）许立群同志回答说，中国青年用各种行动与方式表达对世界和平的捍卫，可惜的是在西方国家，人民没有这种自由。团市委的干部们都为许立群同志“撅”了西方记者而欢欣鼓舞。但我并没有觉得他的回答多么出彩。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极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体会到感觉到了和平、建设、新生活、幸福等等。青年艺术剧院在青年宫剧场上演了苏联的诗剧《卓娅》。里面有一首歌《蓝色的星》，曲调软绵绵，它唱道：

　　生活是多么幸福，

　　生活是多么美好，

　　我愿意永远这样生活，

　　让蓝色的星儿照耀着我……

　　实话实说，幸福、美好、生活、照耀，这些词儿我都是解放后大致从苏联文艺中学来的。这一类词在当时的我党这边，觉得不无小资产阶级味儿。

　　这种美好幸福的感觉没有能够向纵深方面发展，看来，还不是时候。

　　是的，也不能说和平建设就一定比浴血奋战凡俗，大规模、有计划、按比例地建设云云，先说是141项，后扩大到156项重点工程，令人五内俱热。

　　紧接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此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当时还有一个比喻，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好比一只鸟，鸟身子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鸟的两翼是对农业、手工业与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说是毛泽东在修改有关文件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能回忆起来的我个人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原本以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会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或运行时期，没想到刚过三年，毛主席就宣布开始搞社会主义了。当时的说法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49年，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从而已经完成了，这以后面临的历史任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

　　至少我这个相对幼稚无知的少年共产党员，心里一怔，敢情不经意间，新民主主义已经跨过去了，何其急切也。敢情新民主主义只是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不是新的社会理念，“管”不了新社会的建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竟这样悄然飘散，似乎与早先讲的不尽一致，但早先说得也不太明晰不太具体。

　　一致的是心情，就是后来的毛主席的说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主席此时说的两个社会主义改造需时十到十五年，后来呢，三年后我国完成了两个或三个（加上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用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时间飞速地也是简化地——其特点是一阵敲锣打鼓——皆大欢喜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我们想起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严酷性与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不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帆风顺难以相信。反过来想，毛泽东早年就讲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指出，阶级社会对于人类来说，只能算是史前时期，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到了，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中国酝酿得太久了，需要改天换地，需要大手笔，需要大匠运斤，需要呼风唤雨，把一切掌控到革命家革命党手里。

　　一切按总路线办，总路线是灯塔，离开了灯塔照耀就要犯错误。这样的思路极富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唯大论、唯高论、泛哲学论的特点。我们的文化传统认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毛泽东的《矛盾论》也强调，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强调的也是大河不满小河干，有了大才能有小，有了高才能有低。斯时则是，只要掌握了大道——众妙之门——总路线就一通百通，无往而不利。

　　反过来，毛泽东说，如果不讲社会主义，就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其近道也，难矣哉”。据说毛主席解释说，孔夫子的这一段话用到这里，就是说大家整天在一起，只抓些救济防疫修桥补路之类的小恩小惠，却从来不讲“义”，什么是义呢？就是社会主义，那就不符合总路线——也就是“道”了。

　　直到1998年，我在美国三一学院待了一个学期，身份是校长顾问（presidential fellow）。那时整天从传媒上得知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卫生医疗问题，我还在此学院听过第一夫人希拉里的讲演，谈幼儿保育（baby care）问题，我时而觉得不够味儿，不带劲，在我们这里，前几把手是不会把本应由卫生部长与妇联有关人员抓的事整天挂在嘴边的。

　　中国人是讲究抓大事的，我在美国觉得美国总统与其夫人抓的事太不及“义”与“道”。

　　……回首往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屡屡想到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油料统购统销。从此，经济上的麻烦一天天严重起来。1953年初，我们的工资从供给制改为包干制。供给制是说，按每人的伙食费、衣装费、零花钱供给，只满足最低需要。包干制则是不分具体需要，给你一笔钱，全包在里头了。我的包干费好像是七等三级，每月约17元。那时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12元，那么17元的感觉与当今的800元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