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拉莫维奇赤身裸体地在画廊的墙壁上一个包厢似的盒子里淋浴,满画廊的观众都安静地凝视着她,只听到水滴溅落和浴室地上的一个节拍器的声音。阿布拉莫维奇面无表情,死寂般地站在那里任由水流经她的身体。她闭着眼睛,双手放在身体两边,手心向外,摆出一副极虔诚的姿势。时间在节拍器缓慢的滴答声中流逝。几分钟之后,阿布拉莫维奇面部扭曲,努力张大嘴巴,似乎在做出一种发不出声音的嚎叫。她的沉默在现场制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稍后,她停止沐浴,开始以缓慢的动作擦干自己的身体,如同机器人的漠然,又像是在迷恋着自己的身体一般。她仍然浑身赤裸,坐在旁边的马桶上,俯视着坐在画廊地板上的人们。节拍器在几声滴答声之后换成一种新的节奏。让观众稍微平静一些的是,阿布拉莫维奇只是小便,没有做其他事情—— 她已经185个小时没吃东西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阿布拉莫维奇,于2002年11月下旬,就是行为艺术《海景房》(The House with the Ocean View)表演的第8天。
这件作品在纽约的一家画廊里表演了十二天,阿布拉莫维奇将这样生活、挨饿的状态完全展示给观众。表演期间,她不说话,不阅读,不写作。墙上贴着这件行为艺术的守则,说她在有兴致时可以哼一哼小曲。她每天要喝大量的矿泉水,洗三次澡,每天的睡眠不超过七个小时。观众被要求保持安静,并且—— 按照阿布拉莫维奇独特的塞尔维亚式英语的字面意思来理解——“与艺术家建立能量的对话”。
三个开放式的盒子像包厢一样挂在画廊的后墙上,距地面约六英尺高。阿布拉莫维奇的浴室是其中的一间,还有两间分别是起居室和卧室:起居室里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卧室里有一个洗脸盆和一张床。所有的家具都是温暖的木质色调,显得朴素典雅。床和椅子上面各安装了一个水晶枕头,以代替食物来为阿布拉莫维奇传送能量。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梯子,但梯子的横档是由刀刃朝上的刀构成的。她哪里也不会去。
阿布拉莫维奇穿着纯白色的裤子和衬衣,从浴室穿过盒子间狭窄的通道来到起居室,面向前方坐在椅子上,重新面对观众,而观众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她。她盯着画廊入口处附近的一架望远镜,好像暗示观众可以通过这架设备更仔细地观察她。她的皮肤在亮白色墙面的衬托下显得发黄,眼睛发红,还有些泪痕,但她始终板着脸,面无表情。也许是因为挨饿,她有点精神恍惚,盼望着与观众交流或得到关注,或者只是一种极度的疲倦。八天以来,阿布拉莫维奇什么都没吃,也几乎什么都没做,看上去好像在那里慢慢地死去。
这么说不算夸张,因为对于阿布拉莫维奇而言,面临这种状态已经很平常了。在1974年的行为艺术《节奏5》(Rhythm 5)中,她就躺在燃烧的木质五角星中间因窒息晕了过去。五角星是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符号,1946年她在南斯拉夫出生。1975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表演的《节奏0》(Rhythm 0)中,她允许观众使用桌上摆放着的任何东西对她做任何事,其中一名观众拿起一把上了膛的枪顶向她的脖子。在六个小时中,无论观众对她做什么,她都决然地保持着被动接受的状态。在与前搭档德国艺术家乌雷(Ulay)合作的一系列行为艺术《海上夜航》(Nightsea Crossing)中,他们面对面坐在桌子的两头,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彼此整整七个小时。她说,总会在某个时间点,她的肩膀和腿开始抽筋,在接下来的空白时间里,她感受着静止的身体对束缚的排斥。当觉得好像快要死掉的时候,她会对自己说:“罢了,不过是死。又怎么样呢?”然后她就能坚持下来了。1981年至1986年这段时间里,她和乌雷把《海上夜航》表演了足足90次。
在《海景房》中,眼神的接触又一次成为作品的基础,成为阿布拉莫维奇的精神营养,也成为观众的奢侈品。每个人都盯着她,希望她接下来会注视着自己。她在选择对视者时会站起来走到前面去,以便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视者身上。阿布拉莫维奇全神贯注地与观众交流之时,会对梯子上的刀刃视而不见。她摩擦自己的脸,以示交流结束时,观众则会离开。稍后,阿布拉莫维奇坐在展台的边缘,光着脚悬吊在梯子最上层的刀刃上方摇晃。她开始用塞尔维亚本土的语言哼唱摇篮曲,声音低得像要湮没在她的喉咙里。
搬动梯子时发出的咔哒的声响,让大家注意到一位画廊工作人员的到来。高挂在墙上的三个摄像机分别对着三个“包厢”—— 它们需要换磁带了。小机器搜索信号和读取新磁带的噪音像是一种微小的亵渎: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之时,却出现了干扰的声音。滴答声之后,又是寂静。节拍器看上去已经停止,可以不用管它了,可阿布拉莫维奇却不允许。她会停下静坐,走动起来,像做其他事那样慢慢地回到浴室。她在调整节拍器的时候,完全的寂静让画廊内的气氛都凝结了。节拍器极为勉强地又重新摇摆,试图向人继续昭示时间。阿布拉莫维奇以极慢的动作来挑战并嘲笑节拍器对时间的昭示。
第二天,我尽可能早地赶到画廊。我热切地盼望继续关注阿布拉莫维奇,通过在场的方式来表达支持。处在痛苦之中的她,看上去很需要支持。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有一些人也是前几天来过的。阿布拉莫维奇缓慢地在三个房间中来回走动。我几乎是刚坐下来看她时就与她对视了。她目光锐利而平静,既没有疑问,也不打算回答什么。她在一分钟之后就中止了交流,我仍然觉得很幸福,有些慌乱,并渴望更多的交流。阿布拉莫维奇仍然来回走动着,像是在做她的晨练。由于穿了一双又大又旧的徒步靴,她每走一步都发出很大的声音,并且显得沉重。那双徒步靴是她在1987年的作品《情人•长城》(The Lovers)中在中国长城行走时穿的,已经磨损了。当时阿布拉莫维奇从长城的东端出发,乌雷从长城的西端出发,他们只是简单地往前走,直到三个月之后,他们在接近中点的位置遇见对方。这件作品标志着他们的合作关系和情侣关系的破裂。
看了几个小时,我意识到阿布拉莫维奇一直在做一些例行的事情:来回走动,准备沐浴,沐浴,穿衣服,准备坐下,坐着,准备站在前面,站着,抹平她衣服上的折痕(她每天都换一种颜色的衣服),从卧室的洗脸盆里接杯水,花很长的时间把水慢慢地喝进嘴里,然后大口地吞咽,很短的时间之后就去浴室里小便,坐或跪在展台的边缘,唱歌,在她的床下躺一会儿,以离开观众的注视,把她的节拍器搬到各个房间,偶尔也会把桌椅倒翻过来。每件事都是在开始或结束一个行为,没有持续的静止。尽管阿布拉莫维奇试图把生活压缩到极度的简化和空虚,尽量什么都不做,但还是做了一些事情。
她的习惯和例行公事似的行为,在每一次重复时都产生出一种微妙的吸引力和说不清楚的意味。每次她重新做这些细微的动作,观众都能感受到新的愉悦。这种感觉就好像正在观看动物园里因为束缚而精疲力竭的珍稀动物。她在展台上展示自己,试图提供一个完全的但不可能充分的审视。观看阿布拉莫维奇的时候,挫败、鼓舞、精神崩溃、厌烦、敬畏等这些感觉会交替出现。她把自己当成屏幕,投射出观众的各种精神活动,但也正如一个屏幕,她本身却不受这些精神的影响。观众想要从她那里得到些什么,却什么都得不到,她只表现出纯粹的移情作用,从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中解脱出来。但展台上的她显得格外脆弱,由于她与观众的凝视是一种相互的行为,那种保护与监视的关系也相应地是双向的。
画廊里的观众也有自己的习惯和安排。有十几个人每天都会回来。有个头发像灰色金属丝一样的小个子老先生,近乎疯狂地画阿布拉莫维奇的速写。还有一个观众没有盯着阿布拉莫维奇,而是跟随她的目光一起凝视她正在凝视的人,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之后他面向墙壁,盯着墙呆立良久。曾和阿布拉莫维奇一起走过中国长城的老朋友,批评家托马斯•麦克艾维利(Thomas McEvilley)每天都带着小折叠板凳来坐在最前面。倒数第二天,有位女士带着一枝玫瑰走近阿布拉莫维奇,把玫瑰面向梯子的刀刃放下,亲吻自己的手之后双手合十放于胸前。这像是对临死或已经死亡的人的祝福,也像是在剧院里表示谢意,或在教堂中虔诚地祈祷。而阿布拉莫维奇看上去并没有注意到那支玫瑰。画廊里的光变暗了,这是闭馆的信号。观众虽然有些不愿意,还是很安静地走出画廊。画廊里的工作人员也不会留下来陪她过夜。出了画廊,我喊住那位头发斑白的老先生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明天有个计划:给她一个苹果。但他又有点担心这样做会不合礼节。
第二天,也就是最后一天,那支玫瑰已经被拿走了,阿布拉莫维奇看上去更精神,注意力也更集中了。她的表演才开始一个小时,画廊里已经聚集了近200人。阿布拉莫维奇穿着红衣服站在前面,从海景房里向外凝视。她做了一下深呼吸,掌心向上,踮起脚尖,好像要脱掉什么。观众都怀着敬意。她没有特别盯着谁的眼睛,而是在酝酿画廊里暗涌的激动。画廊外面很冷,但很多人挤在画廊门口,衣服摩擦出些微的噪音。他们躁动不安,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与她进行目光交流的人。
喝水。小便。然后阿布拉莫维奇坐到起居室四脚朝天的桌子里—— 她又在折腾家具了。她故意设置一些障碍让自己保持警觉。她又开始哼唱之前的调子。当阿布拉莫维奇向卧室走去的时候,昨天晚上和我聊了一会儿的老先生激动地跳着,挥舞着手中一个用绿棉纸包着的东西。只有阿布拉莫维奇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东西,我猜可能是他昨天说的苹果。阿布拉莫维奇的坚强崩塌了,但这是一种愉快的崩塌。她静静坐在床上,看了那个东西有十分钟之久。那位先生弯下腰,举起地上放着的一块大纸板,也只给她一个人看了。她笑着点头——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直接给观众即时的回应—— 然后她禁不住号啕大哭,整个身体都跟着颤抖。
越来越多的人过来,每个人都站着,紧紧地挤在一起,腾出更多的空间。画廊的工作人员拿着麦克风和扩音器挤过人群,把它们放置在前面。他们拿来一架梯子放在阿布拉莫维奇的卧室前,这样她就不用走过刀刃架的梯子。画廊老板肖恩•凯利(Sean Kelly)拿了一双拖鞋和一套衣服到卧室。当时是表演的第12天,已经过了晚上6点。看上去每个观众都在请求:阿布拉莫维奇,你可以下来了。但她又在前面和中间各站了几分钟,目光在人群上方游移着,纵览下面的观众。房间里紧张和激动的气氛相当壮观。
阿布拉莫维奇关了节拍器,脱下裤子、衬衣和靴子,换上衣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走下梯子。表演结束了,但每个人仍然保持安静。她走向麦克风,清了一下嗓子:“亲爱的艺术家,亲爱的朋友,亲爱的观众,很抱歉我让你们失望了,因为我没有使用刀刃架成的梯子。”每个人都笑了。“我现在不在那里,但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