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每天吃的是小米、玉米 面，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老三样飞腼萝卡、脑 白菜和土豆。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一年吃两回肉 z    春节，吃回猪肉;农村六 月六，"龙抬头"，吃回羊肉。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夏收时节，有一次他背着一两百斤的麦捆 到麦场脱粒，爬坡时两眼冒金星，腿肚子打转抽筋，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低 头，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一条线落下，干裂的地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 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儿时读的"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全然再现。

　　生产队长路过，看到后大声呵斥他 z    不会分两次背吗?!两次背意味着要跑 两趟。到麦场的路程遥远，等他再次回到麦场，天黑了，别人己经收工。十来 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山下炊烟升起，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白昼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秋天抢收 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霜冻之后，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风干了的豆英像刀 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为什么会那么穷?为什么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 饱?说我们制度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可是为什么连解放前都 不如呢?"一一当地农民告诉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过去粮食多得多，日子也好过 得多，他们都愣住了。

　　另一部分疑问则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会 被送到农村?难道我就这样干一辈子农活儿吗?"

　　他把这些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己下放到"五七干校"。然 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母亲尤其不能容忍儿子的"落后思想"，她告

　　诫他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嫌烦，后来干脆不和

　　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盲目的激情渐渐退去。许小年开始思念北京，想读书的念头尤为强烈。他

　　没有读过中学，刚进中学校门"文革"就开始了。他向一起插队的同学借来数 学、几何、语文课本，他的中学是在窑洞中自学完成的。

　　"白天干活，晚上在窑洞里的油灯下看书。油灯冒的烟吸到鼻子里，早上起 来，知青们看到我就笑了，说你鼻孔下的这两道黑，活像希特勒的小胡子。"

　　觉是永远睡不够。晚上看书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生产队长早上来砸门， 吼着催他们上工，这让知青们想起课本里的"周扒皮"，还有"半夜鸡叫"的 故事。

　　1971 年 10 月，一则惊天骇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一夜之间，写进党章的接 班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分子。 神圣的幕布被撕裂了一角，无数人从梦中惊醒。随着官方组织的"批林"运动， 一股怀疑与反思的思潮在民间迅速扩散。

　　许小年用"傻掉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刚到农村的时候，你只是怀 疑政策，甚至怀疑这个体制，但有一点毫不动摇 z      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错在 下边的人没把事情办好。从林彪事件开始，我们对毛主席打问号了"。

　　被吹落到社会底层的许小年，也隐隐觉察到了紫红色高墙内的权力角逐。

　　1976 年，"四人帮"的被捕和审判，把许小年最后的一点信仰扫除得干干 净净。

　　"我们这一代是读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长大的，现在看到这些理论连他 们自己都不信，感觉受骗上当了。当时，没有人敢跳出来批判毛泽东，但这一 套官方说法已是漏洞百出，没办法让人相信了。" "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著作、 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敢说比绝大多数今天的‘左派'都读得多，忽然间发现， 这一切都是说给别人昕的宣传。"

　　官方灌输的整套意识形态土崩瓦解。"非常痛苦。你们很难理解林彪、‘四 人帮'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过

　　去奉为真理的信仰是错的。内心深处痛苦不堪，很不情愿放弃"。

　　许小年后来的相识、下放到内蒙古的秦晓在给同学的信里引用了《约翰• 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 (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类宗教式信仰消退，许小年开始寻找、构筑一个可 替代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够找到的书籍，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 夫斯基、契 可夫，法国的福楼拜、莫?自桑、巴尔扎克，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词 德》、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也有斯大林"钦 定"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版的政治经济学。

　　"都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点书，谁家里藏了几本，大家就互相借，传 着看，读的人多了，页角翻卷起来，破旧发黑。每次有人回北京探亲，大家都 嘱咐带几本书、带几块肉回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陀思 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感染力和穿透力太强了"。在这些 笔下， 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的同 情，成为那个时代开明贵族的灵魂和贵族情怀的标志。这对许小年影响至深， "批判的目的是改良，驱动改良的是悲天悯人，是爱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批 判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暴力革命"。

　　侥幸没有被烧掉的中国传统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也出现 在知青们的炕头和桌上。到眼熟手痒之时，他学着写古体诗。

　　"读李清照的词，觉得很美，但不愿公开承认，柳永就更甭提了。非要装出 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喜欢辛弃疾、岳飞，壮怀激烈，革命者的气魄，不能喜 欢李清照，缠绵婉约，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

　　对文学的喜好，许小年保持到今天。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一摸《红楼梦》。 出差随身带着 iPad，存了电子版的《楚辞))，夜深人静之时，拿来读上两句，细 细品味。他还保留着即兴填词作赋的习惯。

　　得益于古人和古文，许小年练就了出色的口才和洗练的文笔。中国企业家

　　论坛主编傅小永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 同村的知青都喜欢看书学习，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小气候，高考恢复后

　　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二十里以外，隔了几个山卵，知青点风气就不一样。"文 革"结束后，知青陆续回城，如今大多数已退休或下岗。最近一次聚会是两年 前，除了彼此的白发，他竟不知和当年的伙伴再聊些什么。

　　有人总结说，延安知青中出了四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任志强，还有 一个就是许小年。

　　"太少了。大多数人被埋没了，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机会。两万 多陕北知青，挣扎到现在，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寥寥无几，看上去还在忧国忧民 的就更少了。"

　　三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时值 "文革"晚期，学校里天天搞"教育革命"。已告别革命的许小年潜心读书，对 付完专业课，他用大把时间来读各类杂书。他的兴趣很广泛，读完了《资治通 鉴》和《史记>> ，并一度热衷于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浓厚 兴趣。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 是技术员。这给了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机会。在代表着共 和国重工业最高水平的东北基地，工厂生产的是苏联设计的陈旧产品，工人干 活吊儿郎当，没有责任心，粗制滥造。

　　这使得他再次思考那个老问题一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工人阶 级和贫下中农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三年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小文章一一论述工厂为 什么不应该"大而全"、 "小而全"，而应该搞专业化的问题，博得了老师的 赞赏。

　　1978 年，许小年摘掉了"工农兵学员"这顶此时已不甚光彩的"帽子飞进 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 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

　　1981 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 究中心" (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勺，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 年， 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 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 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 11 月 14 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 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 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 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 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 z      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 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三十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 "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 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 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 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

　　的组织工作。1983 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

　　测研究一一 "2000 年的中国飞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 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 20  世 纪 80 年代的种种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 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 扯谈。"

　　80 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人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 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 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赢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 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 "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 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 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 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瑾助手的 ((80  年代 z       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 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 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 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 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 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中发挥可 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 上的独立性一一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三十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 张恢复 20 世纪 80 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 与虎谋皮，缘术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 在三十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 80 年代并且超越 80 年代"。"回到那种

　　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 80 年代一一我们已经有二 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 80 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 年，世界银行派出近三十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 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 g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 1949 之后由中外专家 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 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 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 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 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 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瑾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20 世纪 70  年 代末的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 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 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瑾受福特基金会邀请， 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 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 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 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 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眼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 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1985 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

　　经济学博士。这一年，中国的改革翻开新的一页 g       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计划 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全面铺开。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 苦。"那是第三次感受饥饿，第一次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下乡"。和胃 肠一样处于饥饿状态的是头脑，他发现了"新大陆"一一被国内称为"西方经 济学"的现代经济学，有着自身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 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海绵丢进水中，饥渴地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虽然 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 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 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

　　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简

　　称 CES)  的理事。CES 是更早到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的，创办理事 有六人，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Koch 公司 中国区现任总裁王辉进。

　　在陈志武记忆中，许小年是 CES 里活跃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散布在北美各地的海外学子们通过 newsletter 保持着密切 交流，他们最关注和讨论最多的，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每年举行的年会， 他们还在全美经济学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论坛"的建立。

　　1996 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 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 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瑾担 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 "孙冶方经济学 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

　　资本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 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

　　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到中国的改革进程。

　　"梅归派"的荣与辱

　　1998 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 4 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 金公司勺，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几家外国金融机构共同投资 组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投资银行，从中方高管的名单可见浓厚的官方色 彩:第一任董事长是王岐山，第二任是周小川。

　　从美林到中金，许小年称"主要是因为盛情邀请，无法再推托"。"如果说 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就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只有商业 银行，不知道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做"。

　　进入这家带有浓厚本土特色、各方面还不规范的机构，克服了最初的不适 应，许小年几乎从零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确定研究方法。"说起来难，其实也 不难，照搬照抄人家成功的模式就行了"。他引人了国际投行的一套标准化的系 统分析方法，强调基本面的重要性，讲究逻辑的严谨和数据的翔实，用数据和 事实说话，把国内流行的画曲线、看趋势、讲概念式的所谓"技术派"研究 "送还给算命先生"。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建立了新的行业 规范和行业标准。"许小年对此颇感自豪。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2003 年，一家本土媒体将他所领导的 中金公司研究部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许小年本人及 4 位下属亦被 评为"个人最佳"。

　　许小年个人的声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抢 滩中国的国际投行中，涌现出一批被媒体追逐的"明星经济学家"，其中风头最

　　劲的，除许小年外，还有高盛的胡祖六、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

　　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看来，在投行经济学家之中，许小年是对宏 观把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可能还是和许的早年经历有关，他的视野更宽阔，与 一般商业金融机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角度都不太一样"。

　　不元讽刺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 股灾。

　　2001 年 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瑾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 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吴敬瑾是许小年敬佩的学界长者。

　　八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  调整中的 A 股市 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 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    比如说 1000 点，可考虑引人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 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 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无视上亿股民的利益，身为中金公司代言人的许小年欲"腰斩"股市，居 心何在?谩骂、威胁和阴谋论滚滚而来，塞满了他的电邮信箱。那一段时间， 家人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母亲叮嘱他"孩子，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他大肆声讨的，还有一批本土学者。在他们看来，作为"海归派"代表 人物的许小年脱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作为 "普世标准"，企图推倒重来。

　　按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是站在了吴敬瑾 和许小年这一边。在经历了长达四年的阴跌之后，2005  年 6 月，上证指数击穿

　　1000 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对于社会流传千点论成功预言的逻辑，许小年称之为"狗屁不通"。他不满

　　于媒体对这段往事长久不衰的兴趣，并对本刊记者说"‘千点论'确实在我那 篇很穰草的报告中提到了，‘推倒重来'则纯粹是媒体的捏造。"

　　南美蝴蝶那一瞬间的翅翼颤动引起了龙卷风 答案已无关紧要。重要的

　　是这场由"赌场论"和"千点论"引发的大争论，己被定性为中国证券市场 20

　　年历史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此有过总结。他认为，这场大讨论是在中国证

　　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 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特 殊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举步维艰的情 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

　　证券界和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以"海归"人士为主，主 张效法"西方规范的资本市场";另一派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飞其拥护 者基本为本土研究人员。在很多人眼里，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许小年主张 "全盘西化"，是"海归派"的标杆人物。

　　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这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是 "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思潮较量的战场之一。元论是事关资本与 金融市场，还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乃至今天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争，许 小年都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干将。

　　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搅动他的情绪。自信坚守逻辑和常识的许小年，对 "土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对个人的伤害是有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旦 涉及到利益，民众就不肯昕真话。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说出我的研究 结果，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讨伐?人们宁愿昕假话而不许你讲真话，这是怎样 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一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 "我对这句话的体会特别深。"

　　这是"知识精英"许小年与普通大众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他从中 学到了什么?

　　这或许使得许小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无论对政府的批评有多 么尖刻，元论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多么强的紧迫感，在各种场合中，他总 是不遗余力地宣讲"温和的、理性的、学会妥协的渐进式道路"。

　　拥有二百二十万粉丝的微博，是许小年用来观察中国当下社会面目的一个

　　窗口。"从我的微博上面天天可以看到，在那里破口大骂的，盼着社会大动荡的 民粹主义者盼着打土豪、分田地、清算别人的那一天"。

　　红卫兵时打人、抄家的"恶"，依然刺痛着他。"历史教训太惨痛。历史上 农民革命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其程度不亚于专制皇权的暴力"。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2004 年 2 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 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一般来说，投行出身的经济学家离职后的典型"出路"有两种:一是依靠

　　积累的广阔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龚方雄，王庆，晗继铭等;二是由"卖方转 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譬如胡祖六和谢国忠。

　　每每被人问及事业选择，"随机行走"是许小年经典的口头禅。然而，一位 他曾经的部下却说"许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 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 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

　　对于七年投行生涯，许小年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帮助他第二次认识中国 认识了转型中的中国，对半政府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

　　日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手资料。唯一遗憾是"待的时间长了一些"。 京城的经济学圈子里，不定期地流传着许小年"入仕"的消息。一位出入

　　高层金融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 2010 年，某中央金融机构曾想邀许小年加 入，经由过渡性工作，出任一个关键职位。传闻在半年后没有了下文。

　　"以他的资历，要进入体制内做一个技术官僚是不难的事。不过，我觉得， 他的个性不太合适在体制内，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贡献会大得多。"

　　自 2003 年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 2007 年爆发，中国政府借宏观调控和经济剌激政策，对经

　　济的管制日益严格。对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倒退"之势，包括吴敬瑾、茅于

　　轼、张维迎、陈志武、周其仁等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提出 反对意见。

　　许小年一直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从 2003 年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 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 退"、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的抬头。2010 年，他指出 g       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 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三十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近几年，许小年的思考己逐渐超越经济学领域，从

　　政治、文化、历史、社会观念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深层次的障碍。 他将中国的改革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冲突。

　　独立学者柳红评价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 者中，许小年是"一直比较活跃、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对于他的思考和批判，在被视作极左阵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一位笔 名为"刘泰特"的人士在其对许小年的系列批驳文章中也由衷称赞，称他"透 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矛盾"，触及到本质，而"众多经济学家却一直在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岑科对几位国内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都有过

　　接触和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原 先单纯地从利益或者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有很多解释不了、求解不了的问 题。他们通过比较、思考，逐渐在寻找制度背后的东西"。

　　这种转变，在张维迎、陈志武的思想脉络里也有体现。但是，许小年的探 索显得更深入、更自觉，表达也更鲜明。

　　说到许小年的"冲"，陈志武在越洋电话那头轻声笑了"这两年，小年是 越来越超脱了。你们说是独立，我想，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超脱'。"

　　同为自由市场派的陈志武宛如许小年的另一极 温润宽厚，总是面带微 笑。他们 2003 年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相识，在学术上有很多认同感，虽不频繁 见面，却一直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他曾收到过国内某几家中央机构的盛情邀请，但是，

　　对方要求他遵守一个协议一一不能随便对外发言。"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学 术和人格上的独立，比什么都重要得多。我想，小年也是一样的，会更在意个 人的自由和权利"。

　　身为"局外人"的陈志武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在体制外的对政府影响力更 微弱，"正因为我们独立于中央机构，独立于部门利益，或许对决策层的影响力 更大一些"。

　　2007 年，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职位上退下来，在香港筹建博源基金 会，"着眼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长期问题"。许小年是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博源基金会被极"左"人士称为"权力、资本、西奴学者的邪恶联盟"，其

　　成员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翘楚，他们和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金公司董事长 李剑阁等人。

　　他们和许小年同属一代人，曾被红色理想所燃烧，下过乡、插过队，在新 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里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有幸在海外学 习，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和训练。历史曾给他们留下痛苦的记忆。对中国问题 认识上的某种"志同道合"，使得他们聚在了一起。

　　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曾对外解释说"在走向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怎么尽 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实现平稳的转型，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许小年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和讨论问题，但强调从来没有"奉旨"行 事，仅在和政府的共同兴趣点上出现交叉与重叠，"如果是奉旨研究，那就失去 了它的意义"。

　　记者问许小年，这是不是一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境。 他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回答，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划清界限。"我遵从的是自己的良心，一种现代的、非常个人的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里?不在皇上，不在圣人，不在民众，也不在儒家的教诲。

　　良心与外在的规定元关，不是从外在走入内心，而是发自内心，从内心走向外

　　部世界。这是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尽管两者看上去很相似。"

　　因写下《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在"文革"中获罪十年的已故杰出经济学 家杨小凯曾自嘲过这种无法摆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飞过分强烈的使 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这些人出国之后， "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到国内有重大社会变动，便"感情澎湃"，"悲从中来"。

　　记者又问许小年 z      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 革者，你愿意么?

　　"我愿意。"他几乎脱口而出，停顿了片刻后，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可 以换取对制度改革的更大影响力的话，我愿意!"

　　寻找社会价值认同的启蒙者 记者问许小年，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给自己怎样定位?你一个在野的书生

　　这么忧心忡忡，你想做什么?是要为庙堂献计献策么，是要启蒙大众么? 他随手抓了一张餐巾纸，给记者上了一堂节奏紧张的历史与思想史的课。

　　跨越千年、纵横欧亚的社会大变革，在他的叙述下，脉络清晰而透彻。 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社会大转型期:从清末开始，经

　　民国对共和制、宪政民主的短暂探索，直至今天，艰难地寻找"儒表法里"制 度的替代物。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统一中国之际，基本完 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攘，汉武帝"废黠百家，独尊儒术飞标 志着这个专制体系的臻于完善。

　　"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 天这样的道德沦丧、价值和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因为社会由经济、 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组成，三者彼此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 行。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 本上仍是旧的。"

　　"就像器官移植产生排异反应，新的经济和旧的制度、观念之间天天发生冲

　　突，矛盾和摩擦不断:制度体系(主要是法制)不能支持市场经济，思想观念

　　也不能支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为了使交易 顺利进行，需要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国民需要有个人权利的观念。"

　　"我们现在很尴尬. (改革)若不往前走，三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 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老百姓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 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 权利。"

　　"我在做什么7" 他的笔端越过"经济"，越过"制度"，最后重重地落在 "观念"二字上"启发民智，宣扬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

　　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己飞遭到了"左"派人士的猛烈抨 击。刘泰特称:这是在鼓吹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灌注"人为财死，鸟为 食亡"的腐朽观念，"这种思想，对个人是很不健康的，推导至社会和国家更是 有害"。

　　对此，许小年回应说"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在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 在内心则服从理性，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理性个人主义。"

　　崔之元是和许小年交流较多的一位新"左"派学者，两人在"大政府"和 国企的话题上有颇多分歧。论到"现代性"问题，这位如今沉醉于"重庆模式" 的学者在发给记者的邮件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 正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 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

　　对当下中国"礼崩乐坏"的焦虑，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界。拒绝"普世 价值"的学者们也在试图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新"左"派中具有 影响力的，是甘阳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上的儒家思想、经济上 的现代市场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这一类的"中国模式"，许小年很不以为然，"儒家、市场、毛泽东时代 的政治制度，三者互不相容，非要把它们捏到一起去，生造出一个怪物?"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共通的，德国人在现代转型中曾想走自己的

　　道路，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普世价值。"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

　　平等、博爱'，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德意志，我们要有德国的特 色，不能简单地接过英国或法国的旗帜，他们提出‘正义、义务、秩序'。"当 个人被抽象化，变成了完美无缺的"人民飞而"人民"又由国家和政府来代 表，从这里就走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希特勒上台之后，最终走向种族主义。 "凡是否认个人权利的民族，都会经历大的动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又

　　回到个人权利上。" 他写书、著文、演讲，呼唤在中国进行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运

　　动，并对国人讳莫如深的"个人主义"给予慷慨礼赞。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

　　间的冷漠p     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利己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己之 心为社会服务，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

　　可是，在一片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土壤上，移植一种"理性的个人主义"， 是否会是"淮南为桶，淮北为帜"呢?这和无神论者信仰有一个完美的"市场" 一样，是否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呢?或许，这不仅仅事关知识分子"脆弱"的 民族自尊心。

　　西方的"个人主义"源自宗教，是一种有神的"个人主义飞人是神按照自 己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个体的生命多微小，在它都视为宝贵，它不愿一人 沉沦。这和人本主义的、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路 德宗教改革之意义，在于把有神的"个人主义"从教廷的权威中释放出来。

　　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占主流的宗教文化依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 制度之外，提供着精神动力和对"动物精神"的强大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 伯就曾深刻地分析了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晚年饭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在苦苦思索之后得出结论 z      制度并非来自科学， 而是来自信仰，"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 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眼前这位科学与理性的信徒也处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g      他在欧洲的思想变

　　革中探求，也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寻找着一种能把本土和现代精神结合

　　起来的产物。 "信谁呢?信儒家?中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这‘三民主义'

　　不是价值体系，不能指导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制度的建设。" 对"二民主义"，许小年始终抱着高度的警惕，"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信仰真

　　空，我指的是价值和社会伦理道理的信仰真空。那些看上去有道理、能够获得 大众感情拥护的东西，很容易被确立为新的价值观。现在，总有人扔出这些东 西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这非常危险"。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时 常像潮水一般地涌过他的心胸。"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体，你、我这 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在他的 新书《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许小年如诗人般感叹。

　　他常常会想起两千多年前那次大社会变革中的那位思想者。"我忽然发现 自己很理解孔子，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以前还瞧不上这老头儿呢"。

　　颇有意味的是，在记者的另一次采访中，与他境遇相似的经济学家张维迎 也谈起了这位生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儒家开创者，也一样心有戚戚。张 维迎称孔子为"制度经济学家"，并相信     "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绝对不在当下，也不在胜负，不在于社会接受与否，不在于执政者欣赏 与否。譬如马克思主义曾是显学，现在己经不是了，但是，没人能否认他在人 类思想史上的位置。"

　　"所以，柏拉图说 z     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精神。"许小年一把 抓起写满思考的餐巾纸，紧紧地揉进掌心。

　　(徐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