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跟前的历史都跟j包丁解牛似
的,目元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
《炎黄春秋》杂志社编辑部,简单的午饭后,历史学家吴思在办公白纸上计 算"一个中国煤矿工人的命价"。一般地,老板开价 3 万到 5 万,政府发文件提 高补偿力度,定为 20 万,吴思从庞杂的历史数据里得出自己的答案=应该是
66.27 万,是官价的 3 倍,是老板开价的 20 倍。这是一个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 的正确估价,吴思从 20 个省历年的矿工死亡统计数据计算得来。他在这组数据 旁边画了一条"命-财曲线",说明一个人的财产状况和生死性命之间的关联, 因曲线形状酷似跪地之人,他称之为"弯腰下跪"。"弯腰下跪"共分三段,其 中一段,便是他在书写中国历史时的一个著名发现 血酬定律。
从血酬定律、元规则,到更早的潜规则,过去几年,吴思借用、"杜撰"了 一系列民间词汇,称呼那些他游历过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历史景观、人间对 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崭新的解读方式,对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对史料的温 情晴叹,因对笔下世界深情、专注而来的自信,画完"弯腰下跪"后,吴思说: "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怀疑
1966 年,九岁的吴思上小学三年级。一天,他带着弟弟,在母亲教书的校
园里玩,忽然昕见锣鼓喧天,便跑去看热闹。只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头戴高帽
的人游街,其中一个便是自己的母亲,罪名大概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对吴思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那一天开 始的。"文革"初期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 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1968 年,吴思随母亲去向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两年后, 回北京,在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家住父亲工作的部队大院,很受所谓 "大院文化"的熏陶。他们一家住在六机部七院宿舍,即后来的国防科委宿舍, 看到的尽是将军、大校和国际专家,住宅楼也是这么分的,先是将军楼、专家 楼、大校楼,后是校官楼、尉官楼,一般职工住平房,等级鲜明。
1976 年 3 月,吴思高中毕业到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半年 后他当上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是一连串的失败体验。两年后,当二十一岁的吴思离开这里时,他意识到教条 的支离破碎,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了人性的激烈冲突,理解了宗教信徒内心世 界的矛盾,理解了许多心理防御和升华机制。
吴思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 1976 年 5 月,下乡插队后两个月。生产队 麦田正提灌浆水,社员自留地上的土豆还旱着。谁提谁不捷、早提或晚浇,和 收成关系甚大。生产队副指导员吴思带领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提麦,他的指示是, 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头几天,有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 吴思转达了意见,他用几句书本里的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为了打退自家小生 产的进攻,吴思发动舆论攻势,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 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了题为《危险的口子》的评论,通过大 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宣传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社员 扒口子,偷偷截水烧自留地。
一天下午,吴思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烧自留地。吴 思上去制止,先说好话,不管用,正牌贫农骂副指导员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 z
"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锹劈死我得了!"说
着还伸过头来。吴思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你堵一锹,我扒一锹, 最后演变为推推揉揉,吴思脚下一滑,一个翘起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 肿了起来。正牌贫农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
队委会开会专门讨论用水问题,吴思坚持自己的观点。队长并不和他正面 争论,只说毛主席提出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 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 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提自留地,谁先谁后,抓阉决定。队委会七 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
另一次受挫是"星期六义务劳动"。下乡插队之前,吴思在中学当了几年团 支部书记,按《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 动"。到农村后,他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 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第一次成功尝试后,他作《流汗歌》一首, 登在黑板报上,诗写得有些矫情。在胜利的鼓舞下,他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 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 的劳动,在他们生产队,继而在他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劳动分配形式。吴 思后来说,我的计划比大寨还"左"。三四次后,主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 的社员只剩下吴思自己。这一次,副指导员吴思对贫下中农永不开化的觉悟有 了点愤恨。
回顾对农民的情感变化,吴思有个惊奇的发现 z 当年的愤恨变成了赞赏。 意识形态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最关心集体、最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 抬高了他的期望值,一旦失望便滋生恨意。而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 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己经降低,对乌托邦社会的憧憬变成了对利益制 衡体制的认同。此时的他心态平和,把追求个人温饱、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 然,发现具有更高的自我约束的思想和行为则会倍感珍惜。
重建
下乡插队之前,1974年,吴思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 砂工。他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有人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 傅劝说要注意群众影响 z 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 见。后来他在大港油田干活,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说
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他大惑不解 z 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 上山下乡两年,吴思体验到了剧烈的冲击。他中学时代在心中构建的教条
图景,接触农村实际后,遭遇重创,他无法分析原因,甚至元法表达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重创。"从离开农村上大学到现在,潜意识里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与 其说是关注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希望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做出准确的解释。我在 应对自己的失败,努力在原有价值观崩溃后重新站起来,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 界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插队两年对我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仍在应对 30 年前的失败,仍在对失败做出反应。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 特殊性高浓度地包含着普遍性。"
对吴思而言,当时最真实的心理转变,是凌云壮志变成了上当受骗后的愤 怒和迷惘。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他深感恐惧,他调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呵护 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他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 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 燃烧!"
除了寻找对现实的解释外,他也在寻找对人性和自身的解释,在艰难困苦 的两年插队生活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我身上有许多自己根本不知道的 暗处,我的本性与自己想象中的相去甚远。"这影响了他对别人的看法,也影响 了他对一般人性的看法。跳出"教条"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z 人性基本上是 相似的,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精神 上的自觉,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
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便是他从信仰乌托邦转
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依据。实际上,这也注定了吴思日后怀疑用"五阶级论" 描述出来的那些"中国通史"。
他找了很久,总想找到解决疑惑的新框架,找来找去都不甚理想,只好自 己杜撰,最重要的,是有了杜撰的勇气。"看看那些表达我们经历的老词语,从
‘红卫兵'到‘插队落户',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指导员',所有重要概念 及其所指,几乎全部消失了。每个概念都需要解释,还要有许多制度性介绍才 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从史料 的累积和掌握上看,我根本够不上历史学家,但如果说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 的判断,我觉得中国那些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也不见得比我好。他们经历的许多 事情我也经历过,他们受过的许多苦难我也受过,甚至更多,他们所缺乏的理 论武器我现在比他们还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见识上并不比他们弱,说不定还 比他们强。"
上山下乡改造了吴思的世界观。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他眼中的世界彻底 改变了,他自嘲说,"变得越来越像‘老鼠'了飞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 险 "贼眼贼亮"。正是这一眼光,让他日后在中国历史里看到了潜规则、元 规则和血酬定律。吴思确信,对于启蒙中的中国人而言,最具人文关怀的事, 便是解释清楚现象,说清楚现象背后的规则,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缺失的 一课。
杜撰
1977 年恢复高考。消息流传的时候,他正在大寨参观,和同样是积极分子 的同伴商定 z 扎根农村,不做逃兵。1978 年秋,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人家跟他说,你的分数特高,赶快去看看。他不动声色, 回到宿舍,取出镰刀去看秋。所谓看秋,就是秋收季节,总有人偷东西,大队 要派个最愣的人去看护。他每隔三五天就能抓到一个,是村里的最高纪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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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着镰刀往村外走,走到没人荒地,按捺不住,一口气跑到山梁上,大气不喘,
蹦得老高。他狂喜之余不禁大吃一惊:我不是一直绷着不去高考,要扎根农村 吗?不是一直绷着对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忘吗?由此他也得到一条心理经 验 g 人往往并不了解真实的自己。
1982 年吴思大学毕业,到《中国农民报)) (后改名《农民日报扮,先后任记 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十年后,写了自 己的第三本书,<<陈永贵沉浮中南海 改造中国的试验)),也是他独立完成的
第一本书,又十年后,因为这本书,他惹了一场官司。 输了官司当然不是好事,损失了两万元,顶一年的工资,再加上律师费,
一半稿费就没了。但他另有所得。最大的收获,是对司法系统的了解,对败诉 者心境的真切体验。认识与体验毕竟不一样,当赤裸裸的真实逻辑、规则砸到 你头上时,你才能体会"被宰割的痛快",体会其间涌动着的情感和微妙心境。
潜规则是他杜撰出来的一个词。他还想过别的词,比如灰色规则、内部章 程、非正式制度等,总觉得不如前者贴切。这个杜撰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来源 于真实生活。
在《中国农村报》做记者时,一封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门领导者 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户,私人关系户再 转手,牟取暴利。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双轨制牟利"和"权力寻租" 政府压低价格,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本应属于民众,但官员运用权力把 它拿走了。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见到此等丑事极为激愤,急不可耐地邀了两 位同事下去调查。
那些"条子"保存完好,像机关单位里的公文档案,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 担心。外面视之为丑恶交易,内部人却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采访结束时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g 在种种冠冕堂皇的明文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不成文却获得 广泛认可的规矩。
这次调查所得和阅读《万历十五年》时的体会,让吴思有了某种程度的契 合。该书他读过不下五遍。1986 年初读时,只觉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
竟何在,他却理不清。他找到"潜规则"这一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
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 了这段积累,再看《万历十五年)),便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的,正 是这个"潜规则"。黄仁宇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公开宣称的正式规则在运 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真实情景。但到 底按照什么规则运行,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机制。黄仁宇确 实抓住了要害,却没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把水烧到九十多度,但差一把 火,没到沸点。黄仁宇像一个故事高手,合情合理地讲出一个个令人吃惊的结 局。海瑞一身正气、刻板教条,结果失败了;张居正算计深远、布置精巧、聪 明过人、不择手段,最后也失败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 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 通则?"余味撩人。他不愿意放下这模糊和不足,便把它们单独拎出来讨论,并 且给这类可以总结出模式的现象起了个名字。
20 世纪 90 年代,腐败成风。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z 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
很大,动辄杀头,杀人如麻,把皮剥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贪官,为- -何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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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仍一塌糊涂,到后来惨不忍睹地垮台了?他隐约感觉可以用内部章程或潜规l ]
则来解释。揪着朱元璋时期的明朝仔细看了个究竟,潜规则渐渐清晰了,他觉 得可以写一篇文章。他跟人家瞎侃,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人家一听,你写出 来吧。他就写了第一篇《当贪官的理由)),意犹未尽,又写了五六篇。那时他对 历史读得很深入,写作量越来越大,就进去了,欲罢不能,越来越往里看。
在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后,他继续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 终于,他看到了决定规则的规则。
让吴思感觉到心脏收缩的,正是"元规则"这个词。它一跳出来,他就感 觉被击中了要害。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得来的酬报。元规则的概念提出更晚, 也更深入:所有规则的建立,说到底都遵循一个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 算"。它非常残酷,叉的确是真相。一针刺出,心脏收紧,先前的那些描述,就 只能算是窥见了猎豹身上的斑斑点点,功力不足又急躁冒进。几年前拼凑出来
的《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只能算是临时性的草图,少了论证,多的是文艺性
的猜想,随着对元规则的了解,草图得到了全面的更新。 他逐渐养成习惯,对各种历史动机和因果做极其清晰的计算,包括物质和
精神力量。他认为算明白之后,才能看清蒙蔽,看清什么说法成立,什么说法 不成立。"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跟前的历史都跟屉丁解 牛似的,目无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
他看历史上的那些廉吏、贪官,不是简单的颂扬和鞭挝,他知道背后的关 节在哪里,一刀下去,便多了些理解。"经历了那些磕磕绊绊、头破血流,在废 墟中建立新的理解和框架,我就觉得扎扎实实,全都是在血肉中碰出来的。我 刨一下就是一个坑,我可能算错三五铺,但你要说我多数错了,不可能,你算 不过我。这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算法。"他感觉自己能做到无坚不摧。
"潜规则"、"元规则"出来后,批评接踵而来:贪官污吏身上的脏水、污浊 全被吴思的"潜规则"清洗了,见不得人的事有了自我安慰的借口,瞧,都是 "潜规则"、"元规则"啊!
"这一批评我认了,同一个东西,就看你怎么用了,但是还应该算算账。一 方面,官场上有人拿来干坏事,另一方面,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会再被假象 迷惑了。收支相抵,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呢?我觉得是正数。官场上那些句当, 你不说他也懂,早就无师自通了,就好像争夺猴王时心里的计算一样,很少有 人能说明白,但是猴子都会算。老百姓则不然,他们离得远,官府显得莫测高 深,你不说,他们就被蒙在鼓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明白过来。"
(尼克陈晓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