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9师团内，尾高另有一支亲信系统，那就是佐藤联队，指挥起来最为得心应手。他打破常规，超越旅团，直接在电话里给佐藤下达了进攻命令。
佐藤联队依令渡过图门江，向张鼓峰两端开去。图门江流速缓慢，河床宽仅百米，所以渡河行动并不困难。过河之后，佐藤将联队指挥所设于沙草峰东南的将军峰，随即展开了作战部署。
调兵遣将的时候，尾高给人一副义无反顾，天塌下来也要一肩扛起的气势，可是佐藤一走，他却又有些心虚起来。
在后方坐不住，下午尾高便渡江来到将军峰，想再探一探虚实。
国境守备队队长千田贞季中佐也在指挥所，他向尾高报告了苏军的最新动向。据千田观察，沙草峰除了那八十名苏军士兵外，另有坦克战车十一辆，从早晨开始，活动就非常频繁。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活动频繁”四个字一下子触动了尾高。他从身上掏出名片，把这些话刷刷地写在了上面，然后交给佐藤。
在名片上，尾高还加了一句话：“贵官（指佐藤）如察知敌之进攻企图，应断然彻底地加以反击。”
作为尾高长期的亲信部属，佐藤对上司的一举一动皆心领神会。简单说来，这张名片不是给他看的，是为了战后给“朝鲜军”和参谋本部看，当然是在事情搞砸的情况下。其逻辑关系为：敌人早有“进攻企图”，我佐藤认为他们要进攻，所以先发制人，以免部队受到损失。
尾高的名片，不过是一张堵人嘴巴的护身符而已。
先制攻击
尾高说先发制人，只是要找出避祸的借口和凭据，可是就用兵而言，佐藤却真的需要这么做。
沙草峰只驻扎苏军的一部分，包括张鼓峰、沙草峰在内，整个张鼓峰地区的苏军已达到7个营，并有火炮36门，战车11辆。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超过佐藤联队，加上又是占据两座高地，易守难攻。佐藤同时还预计到，只要战斗打响，苏军一定会继续向张鼓峰增兵，到时极有可能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
佐藤是冒险家，冒险家自有冒险家的行事法则，他决定发起偷袭，其战术名称就叫“先制攻击”，也就是先发制人的意思。
1938年7月31日凌晨2点，佐藤联队所属第1大队沿坡对张鼓峰发动攻击。
此时是苏军的入睡时间，对外部的监视较为松弛。第1大队很轻易地就得以越过地雷和障碍区，在破坏多道铁丝网后，迅速接近苏军的前沿阵地。
苏军猛然惊觉，照明弹纷纷飞上天空，各种轻重武器齐开。日军则早已做好准备，端着刺刀不顾一切地向上冲锋。
佐藤在将军峰听到喊杀声大作，知道已经短兵相接，马上下令其余部队配合进攻。
东北时值雨季，加之张鼓峰离日本海较近，经常产生浓雾。大雾连着大雨，导致能见度极差，苏军增援的火炮射击被迫中断，反而是日军士兵在肉搏中的疯狂使他们占据了上风。
拂晓时，佐藤联队分别占领了张鼓峰和沙草峰。在战斗中，苏军伤亡超过四百人，坦克大多被速射炮所炸毁。日军伤亡不到两百人，但有一名大队长和两名中队长阵亡。
说是要驱走沙草峰的苏军，结果却把计划外的张鼓峰也抄了下来。尾高和佐藤为此提供的说法是：张鼓峰与沙草峰互为支援，欲夺沙草峰，必先取张鼓峰。
得知张鼓峰之战打响，“朝鲜军”和参谋本部一干人等的心情可以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在三令五申要求“不扩大”的情况下，尾高竟然仍敢于抗命不遵，喜的是前线打了胜仗，注意，这可是跟苏联人作战，而且其规模远非“干岔子岛事件”时可比。
如此重大的情况是没法瞒住天皇的。军部范围内主要由参谋次长具体主管作战，自然这次也得由他来给裕仁作交代。
在觐见天皇时，参谋次长多田骏诚惶诚恐，就怕裕仁像对待板垣和载仁那样龙颜大怒，暴跳如雷，没承想天皇神情愉悦，对他的态度也出奇的好，不仅追认了事态，而且还给予口头嘉奖：“朕甚为满意。”
裕仁满意，是因为听到“朕的军队”击退了宿敌苏联的军队。他乐还乐不过来呢，那句“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裕仁具体指示：“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
那意思，反正仗也打了，便宜也占了，现在要紧的是捂着嘴在家偷乐，不要让苏联老毛子再找补回去。
多田次长进宫后，参谋本部的人员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候消息，然而最终，喜压过了惊。
这里面心情最复杂的应数稻田，他记述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次长喜形于色地回来了。”
由于天皇震怒，“稻田计划”曾遭到扼杀，现在随着天皇态度的改变，它的价值又重新得到了承认。
天皇的口头嘉勉，很快被多田骏传达给了“朝鲜军”和第19师团。尾高和他的那些部下幕僚一听，眼泪哗哗往下淌：看看天皇和次长多么信任我们哪！
天皇都嘉勉了，当然没人再冒着傻气去追究尾高、佐藤的抗命责任，稻田更是公开说：“只要陛下没有表示不满意，那就万事大吉。第一线的师团长出于一时想不开的专断，恰恰符合了上司的意图，打开了僵局。”
稻田认为尾高干得好极了，至此，“稻田计划”似乎也可以完美落幕。从参谋本部到中村的“朝鲜军”司令部，都已作出决定，即准备像“干岔子岛事件”那样，在打疼苏联人后，不再扩大事件，而是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
这个时候，尾高倒也想见好就收，反正天皇都夸奖了，以后还怕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吗？可事到如今，局势已不是他想收就收得住的了，苏联得同意啊。
果然，苏联不同意。1938年8月1日，进入张鼓峰战场的苏军步兵已增至10个营，日军用于应战的只有4个步兵大队。日军大队在编制上大约接近于加强营，可就算是放大一倍，至多不过8个营，兵力上也还不及苏军。
再看特种部队配置。苏军有坦克战车150辆，火炮60门，飞机先后出动130架。日军那边，因为参谋本部不肯“扩大”，飞机坦克均未参战，只有一共17门火炮在张鼓峰撑门面。
力量对比这叫一个悬殊。尾高想自力更生，将第19师团留守罗南的第73、76联队及部分特种部队也调过来。当增兵计划上报到“朝鲜军”司令部时，被中村司令官一口否决。
“朝鲜军”参谋长北野宪造少将此时正在第19师团视察，看了实在于心不忍。
都是武士，不能见死不救，北野便想了个变通办法，他向中村发去电报，提出可以不以增兵的名义，就说是第19师团内部的“外地演习”，这样一方面可缓第19师团之急，另一方面也能免除参谋本部的追责。
有参谋长说情，中村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增兵方案，不过还是附加了前提，要求尾高尽量不再扩大事态云云，其实尾高哪还有力气去扩大事态，他能保住高地一线就不错了。
方案批下来，已是8月1日晚上，援兵到达张鼓峰，最快也得天亮以后。可是在白天的战斗中，苏军竟未能占得分毫便宜。
归根结底，前线苏军不缺人，不缺武器，缺的是一位可以心无旁骛坐下来指挥打仗的核心。
小报告之王
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是布柳赫尔，中国名字叫加伦。他是苏联建军时第一批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一，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的获得者。“九一八”前，加伦在中苏同江之战中，曾指挥远东苏军击败张学良的东北军，并俘虏上万名中国官兵，由此被苏联人誉为“远东军魂”。
当张鼓峰战斗打响时，加伦的心思却并不在战场上，因为他已经自身难保。
加伦是苏联国内战争时崛起的名将，这一批将领与斯大林几乎同时出道。
最初接到秘密指令，被派到远东去清查加伦的正是留希科夫，但是加伦处事十分谨慎小心，在肃反运动蔓延远东，告密风无处不在的情况下，留希科夫竟然难以抓到他的把柄，而加伦也想方设法不让留希科夫靠近自己。
一番暗斗下来，留希科夫落败，直到叛逃前，他都没能逮捕加伦，只将空军部长抓了起来，后者是加伦的得力助手。
苏联高层接着派出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以接替留希科夫的使命。
身为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理论水平却并不高。据说有一次斯大林送给他一本论列宁的书，麦赫利斯拿到后恭恭敬敬地请对方在书上题词留念，可即便是这样的“御批书”，他也从未翻开看过其中的任何一页！
麦赫利斯讲的是另一种“政治”。这厮最擅长的本事，就是告密和打小报告，这些小报告里面，除了极少数苏联高层可以豁免外，从“敌人”到同事，无所不包，因此有“小报告之王”的称谓。
麦赫利斯把更为冷酷无情的“肃反风暴”带到了远东。他在远东太平洋舰队“抓间谍”，不过二十天时间，就从舰队高层挖出66名“敌人的奸细和帮凶”。当然，这些还都是小喽罗，他要抓的，其实还是加伦。
留希科夫挖空心思都没能完成的活，“小报告之王”也感到棘手。为了保护自己，加伦几乎已在日常生活中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别人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罪证”。
麦赫利斯久攻不破，便采取突然袭击的心理战术，鬼魅一样地现身加伦家中，对加伦进行旁敲侧击。加伦从始至终不动声色，在麦赫利斯怏怏而去后，他对妻子说：“想要吃掉我的豺狼来了。我不知道是他们吃掉我，还是我吃掉他们，但是我吃掉他们是不可能的。”
面对随时会从黑暗角落里蹿出来咬自己脖子的豺狼，苏军元帅只能以静制动，随对方去瞎折腾，最终麦赫利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张鼓峰之战中成为了主角。
豺狼终究不能代替猛虎，麦赫利斯说到底是个阴谋家和打手，并不是军事家，而就过往履历来看，他仅在营级单位担任过政委，没有丝毫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他一上阵，就弄得前线一片混乱：步炮协同、步车协同根本无从谈起，步兵和坦克不知哪里才是突破的重点，炮兵糊里糊涂地瞎轰了一天，也没能给步兵帮上多少忙。
在日军战机未能参战的情况下，苏军的一百多架战机本来大有可为，可是因天气情况糟糕，仅仅出动了30架次，中间还被日军用高射炮击落了3架。
麦赫利斯不得不向斯大林报告：“在作战地区，需要一位名副其实的能够统帅一切的总指挥。”
得知前线战况紧急，斯大林直接给加伦打去电话，命令他立即赶往张鼓峰，以便“真正同日本人作战”。
1938年8月2日，加伦赶到前线，亲自指挥对日作战。当加伦赶到时，麦赫利斯还在瞎指挥，他下令一个步兵师沿着张鼓峰和沙草峰之间的凹地，向日军发动正面进攻。
一个单兵突进的步兵师对尾高来说，正好是主动送上门的猎物，他求之不得。幸好加伦及时赶到，一看就知道这是臭不可闻的烂招，急忙喊停，苏军才没有被包饺子。
小巫见大巫
加伦对前线战场进行了观察，他发现张鼓峰东南方向的52高地上只有日军一个中队，显然这是防守上的最大薄弱点，于是决定用两个营的步兵，从52高地进行突破。
就在日军防线摇摇欲坠之际，日军援兵的先行部队恰好到达张鼓峰，使尾高的可控兵力一下子多出两个大队，他赶紧全部派往52高地。
两个大队对两个营，苏军在局部处于劣势，激战到下午只得后撤，双方形成近距离对峙。
加伦指挥经验十分丰富，初步接触和试探下来，他对日军的防御能力已经心中有数。尽管从兵力和火力上看，苏军的确要超过日军，但日军在张鼓峰构筑了较完备的防御工事，加上所使用的步兵又是日军精锐部队，作战十分顽强，所以防线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攻破的。
加伦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将领。他擅长在对峙中创造战机，比如过去的中苏同江之战，加伦就一直等了两个多月，最终找到东北海军的破绽，从而得以完成致命一击。
这一次，他也打算等一等，不用两个月，也许几天就成。
加伦能等，不等于苏联高层也有同样的耐心。仅隔一天，远东军事高层再次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事大调整。
1938年8月3日，在苏联高层的授意下，远东方面军编成了步兵第39军，直接负责张鼓峰之战。不过指挥第39军的，不是加伦，而是原远东方面军参谋长施特恩，后者被任命为第39军军长，全权指挥张鼓峰一役，加伦转瞬之间便被抛于局外。
施特恩接到的绝密命令是：“实施猛烈的全线打击。”远东方面军及后贝加尔军区的所有苏军进入了完全战斗准备状态。
日军方面，通过不断升级的作战规模，尾高终于知道自己这娄子捅的有多大了。自个儿捅的娄子，还得自个儿给糊上，尾高想来想去，决定使出日军的看家绝招：大规模的迂回进攻。
迂回进攻战术，是包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内的日本军校的主课程。军校老师们会告诉自己的学生：在实施正面进攻后，一定要辅之以侧翼包围，而且用于包围的兵力越多越强，时机越出其不意，歼灭敌人的效果就会越明显。
迂回进攻最初只是日军中流行的一种战术理论，但后来却编入作战条令，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以至于一谈到进攻，如果没有实施迂回包围，几乎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当战场上的任何一个日军指挥官被问及，进攻的目的是什么时，他都会根据条令回答你：“包围敌人并将之歼灭！”
尾高一遇到坎，本能地便想到了迂回，他准备等援兵主力一到，即派一个联队绕到苏军后方。
和尾高一样，参谋本部和“朝鲜军”高层的脑袋里，也无一例外地灌满了迂回战术。在这些人的概念里，进攻等于迂回，迂回等于进攻，此外别无分店。尾高把方案往上一报，他们立马跳了起来：什么，你要进攻？这不摆明是要“扩大事态”吗，绝对不行！
尾高其实不是要进攻，他只是要更好地防守，可惜无人能予以理解。方案驳回后，他只得老老实实重回原点。
第19师团被固定在张鼓峰的山脊上，进退不得，等于是自己将自己绑在板凳上挨揍。在援兵到达战场后，尾高据此做出了新的部署，但仍感相当吃紧，于是要求将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联队编制——长勇联队也调过来。
“朝鲜军”中村司令官又是一番扭扭捏捏，装腔作势，不过尾高费尽周折，总算拿到了调兵令。至此，第19师团已大部分集结于张鼓峰。
都是在增兵添将，跟苏联人一比，日军只是小巫见大巫。苏军新成立的第39军共拥有兵力2.3万人，机关枪有一千多挺，坦克、火炮、飞机的数量均在两百以上。这些数据里面，仅步兵和坦克，参战苏军就是日军的三倍。
有加伦的前车之鉴，新任军长施特恩哪敢懈怠，他一边继续对张鼓峰发动攻势和战术侦察，一边大规模调兵遣将，以便发动总攻。
人还没见，嗓门已经先从门外传了过来。施特恩的动作让尾高心惊肉跳，步兵是不可能多出来了，他就向参谋本部讨要航空部队。
这时日苏已重开谈判，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又念起了停战经，而在中国关内战场上，侵华日军已踏上了进攻武汉和广州的行程。参谋本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本不想再跟苏联发生纠纷，因此他们既不允许尾高迂回出击，也不肯投入航空部队，以免飞机飞来飞去，造成越境作战的嫌疑。
专守防御
眼看苏军即将发动大反击，军部内部开始出现主动撤兵论，陆军省次官东条英机以下都持这个观点，认为不如让第19师团主动撤离张鼓峰，如此要进就进，要退就退，比死守张鼓峰要强得多。
这是个好建议，可是刚一提出来，便遭到参谋本部的激烈反对，其中嗓门最响的是作战课长稻田正纯。
在稻田看来，前面一场胜仗，已经让第19师团扬了名，说明第19师团确实是对苏作战的第一精锐师团。要是就此不声不响地撤出张鼓峰，外面知道的说是主动撤离，不知道的，准以为是打了败仗，那怎么能成？
稻田大叫：“不光彩的撤退，不仅玷污皇国军队传统，还将受到苏联的侮辱。”
参谋次长多田骏虽然不会像稻田这样扯着喉咙乱嚷嚷，但也觉得撤出张鼓峰便等于没了面子，遂对稻田的意见采取了默认态度。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相持不下，该天皇出来裁断了，可是裕仁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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